道德教育公共價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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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既是協調利益關系的約束性規范，也是人們探索、認知、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生產實踐和利益關系的發展變化中，人們憑借理性選擇了有道德的生活和行為，從而更好地實現自利與互利，并推進社會共同理想的實現。另一方面，道德有時也體現為律己向善的天性，成為人們履行人生角色、完成道德使命、完善升華自我的內在力量。道德之于人類社會，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道德教育則承載著科學認知自我及世界本性、優化公序良俗、凝聚社會共識、參與社會實踐等重要使命。

一、道德和道德教育

道德是一種實踐活動、一種秩序規范，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關于道德的起源，歷史上出現過神啟論、心源論（天賦論）、情感欲望論等諸多觀點。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道德起源于社會生產勞動，這一觀點突顯了道德的實踐性。在社會斗爭、利益沖突的淬煉中，道德逐步成為護航人類社會演進的重要文化創設，它通過意志、輿論、觀念的限制或激勵，達到協調利益關系、規范行為實踐之目的。因此，道德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下，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總和，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道德通過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價值理念等作用于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道德的限制性不言而喻，但是它對人類社會來說，并非自縛天性的精神枷鎖，相反，道德是通過柔性的規范來追求個體與社會的完善。因此，道德在本質上是人類對自身的肯定，是一種向好向善的力量。或者說，道德是人類通過必要的約束來幫助自己。這份約束的背后，則是對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的積極追求。甚至有道德的生活本身，也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之一。正因為如此，無論哪種社會形態、哪種政治制度，都對道德和道德教育投以高度關切。事實上，在東西方各種文明譜系中，道德一直是古今圣賢哲人樂此不疲的研究領域，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人類整體的社會理想托付給了道德。古希臘城邦時期的美德倫理、中世紀的宗教倫理、近現代西方基于契約論形成的商業倫理、中國儒家的心性美德倫理、禮儀規范倫理、理學倫理、心學倫理，乃至今日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歷史長河中重要的文明成果。雖然價值向度和文化氣質的不同會導致道德內涵、道德標準的差異，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往往也相去甚遠，但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卻有趨同性，那就是：人應當有道德地生活，道德是保障社會穩定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公共機制。正如康德所主張的，人不僅要靈性地存在，而且要有尊嚴地存在，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讓人選擇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道德使人真正成為目的，獲得獨特的價值尊嚴。[1]既然道德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道德教育自然而然地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一環。道德教育擔負著形塑品質、指導實踐、協調利益等重要使命，成為人類認知自我、發展智慧、實現尊嚴、和諧互利、傳衍文化的必要條件。

二、道德教育的公共價值

1.認知層面：科學認知自我。道德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驅動力。道德的生發、培育、凝練、內化和踐行都離不開對人性的認知。“認識你自己”這句刻在德爾斐神廟的銘言，被蘇格拉底奉為畢生的課題。關心自身正是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出發點。首先，對人性的理解是道德養成的基石，道德反過來又使人性得以完善和升華。如果說人的欲望是河水，道德則是堤壩，其目的是控制和疏導河水，避免欲望的任性妄為。因此，道德可以看作是人類的自我塑造——既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式的自我激揚，也包括對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與扼制。《荀子•禮論》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正是因為人能夠認識人性的復雜，才會萌生以道德止惡揚善的思想與實踐。古往今來，“德治”是許多人的社會理想，和“霸道”或法治比起來，德治更具有根本性和普泛性，它不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啟動軍隊、警察、監獄等強制力量，也不需要復雜的管理程序，而是依靠內心的力量使人自覺地趨向善。實現德治的前提即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并以合理的道德標準、道德觀念引領實踐。以禮讓為例，與不擇手段的爭搶相比，顯然后者能更快更直接地實現行為利益目標。但是人與動物的分殊在于，人能夠對自身本性有所覺知，并對行為加以調節控制。人會考慮他人的情緒體驗、輿論評價；會對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加以權衡；會以價值觀來調節行為方式，樂于成為符合自身道德標準的人。道德自始至終都離不開人性這片土壤，沒有對人性的深刻認知，一切道德都是空中樓閣。激勵倡導或約束節制都是基于對人性的信心而進行的自我完善。同時，道德也積極作用于人性，引導人們在更高的層次上遇見更美好的自己。正如《倫理學的邀請》一書在封面所強調的：倫理學的唯一目的是努力提升自身。[2]其次，道德教育有助于個體與他者、與世界的和諧統一，形成良性的人我關系、群己關系。道德屬于倫理學的范疇。從漢字解析的角度，“倫”和“德”都涉及人與他人的關系。在“倫理”“倫常”等詞匯中，“倫”本身就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德”以“彳”為偏旁，意味著“德”和多人相關，追求個體與他者、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這也意味著“德”是公共領域重要的精神機制。人類理想社會的一些關鍵詞，如公正、正義、平等、秩序、規則、合作、和平等等，每個詞里都閃耀著道德的光芒。如學者所言，“人類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因為道德具有幫助人更好地認識社會現實，調節人我關系、群己關系，激勵人不斷向上，使人能夠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和諧的發展等多種功能”。[3]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德不孤，必有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悅遠來”等等，都體現了對人我關系、群己關系的深刻思考，體現了看重關系和諧、看重公共利益的價值向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既然人的本質寓于社會關系，就需要在個性與共性、自利與互利之間達成平衡。在處理人我關系、群己關系的過程中，道德成為必要的協調與規范。為了實現自利與互利，人們學會了以同理心對他人的處境與情緒感同身受，以忍耐寬容對自身的心理行為施以積極控制，即使在沒有外界監督的情況下，仍能抑制沖動、抵御誘惑，以理性的方式趨近長遠目標，以互利的方式保障個體利益。有學者提出，自我控制是道德行為之本[4]，是人在社會關系中習得的重要生存智慧。2.實踐層面：干預社會實踐。實踐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石，離開實踐，人類將一事無成。實踐既是道德的起點，也是道德的終點。馬克思主義對道德的研究，深深植根于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關系。實踐還是道德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社會實踐充滿了矛盾與沖突，善與惡、公與私、正義與邪惡、誠信與謊言、道義與利益等道德問題交織其間，正是這一點決定了道德的普泛性、經常性和重要性。道德一方面依賴于實踐，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對獨立性，在歷史演進中表現出富有韌性的持守和傳衍功能，因此，道德具有自身的發展軌跡與文化慣性。比如，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走進歷史，但封建的道德不會立即消亡，而要延續相當長的時期。道德的獨立性還表現在它對實踐具有反作用，它能夠通過價值尺度、思維觀念、社會風氣等方式，凝聚共識、選擇方向、辨別分析，從而對實踐產生引領、調節、評判等作用。道德雖然不具有強制力，但卻在無形之中不斷表明對實踐的態度，并努力把心靈引導到它所推崇的價值理念之中。雖然以道德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從根本上左右實踐的方向和進程，但不容否認，道德是歷史合力的重要因素。道德之于實踐，不是被動的、消極的，而是呈現為積極作為的姿態，柔性但卻持久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人生理念。干預實踐一直是道德無須言說的目標，其作用的方式往往呈現為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道德的內化與外化正是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題。道德教育不僅要激發善念，“把靈魂引導到真理”，同時更要引導人們把真理轉化為實踐。不僅要看見善、懂得善，更要德育論衡追求善、踐行善，把善落實到行動和細節。與專業技術教育不同的是，道德教育不僅僅存在于課堂，也不僅僅存在于求學時段，而是彌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續為整個的漫長人生。正如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所說，五年寒窗固然能培養出工程師，但學會做人，則需要一輩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關于道德教育的思考和體悟，《論語》的“見賢思齊”“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求諸己”“自反”“身正”，都是道德的自我塑造。在獨善其身的同時，儒家還倡導積極作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5]修心修身是起點、是基礎、是路徑，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應用、是實踐、是目標。道德對于實踐的積極作為，體現了人對世界的主體關系，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和發展。3.社會層面：凝聚社會共識。道德不僅是個人修為，更是國家大事。道德共識是關涉立國價值的思想基石。作為意識形態的道德，受制于經濟關系的變化，往往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階級性。在人類歷史上，一切道德體系的進退消長，無不植根于經濟基礎。比如，封建社會的道德，其經濟基礎是農業經濟，其目的是維護具有差序格局分明的封建等級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成為不幸和奴役的實用法典。[6]當時代的車輪駛入現代，公平、平等逐步成為價值共識之后，維護等級差序的道德規范必然要淡出歷史舞臺。《獨立宣言》中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不僅為美國公民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也為國家的獨立與振興提供了觀念力量。同時，它也集中體現了新道德的價值尊嚴。嶄新的道德體系猶如燈塔，照亮了歷史的航程。道德體系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一蹴而就的，往往有傳承、有保留、有創新、有淘汰。比如，中國改革開放將近四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道德失范、信仰迷失、文化混亂的現象。如何直面道德亂象、確立核心價值、凝聚社會共識，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領域至關重要的課題。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把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黨的十八大明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集中表達了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和道德理想。這兩項重要舉措，不失為我國在社會轉型期破解文化焦慮、超越既有體系、更新道德內涵的理論探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三個層面十二個詞的背后，是中華民族對原有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的重新審視，是面向世界放眼未來的創新與突破，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覺順應社會潮流的理論探索。其間，既有對自身傳統文化資源的珍視與尊重，也有對其他價值譜系的吸收與借鑒。當然，道德的內涵發展沒有止境，只要生產實踐在不斷發展，道德體系必然隨之更新完善。只有經過歷史與實踐的砥礪，才能形成具有獨特文化氣質和價值向度的道德體系。但就現階段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疑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遵循。它回答了“需要什么人”和“培養什么人”的根本問題。

三、道德教育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

1.健康的道德不排斥自利與互利。中國傳統道德非常重視義利關系，特別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有著明確的尚義輕利價值取向。這一義利觀廣泛地滲透于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內化為集體無意識，對人的道德品行和國民個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比如，《論語》有很多耳熟能詳的義利之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等等。義不僅被看作正人君子的道德標準，也被視為英明君主的施政之道。雖然墨家和楊朱學派提出過“義在利中”“利先于義”等不同主張，但“義重于利”成為主流的價值立場。義利觀對中國倫理道德影響之深，以至于國人至今仍有恥于言利的心理特征。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該如何看待道德與利益之間的關系？英國著名倫理學家漢普歇爾曾指出，“道德與沖突是不可分離的”，其中包括“各種根本性的、然而卻又是互不相容的利益之間的沖突”。[7]（P1）漢普歇爾把利益沖突看作道德產生的重要原因，認為正是因為沖突的存在，才需要道德從中協調。這一觀點與一些中國學者不謀而合。萬俊人在論文中提出，“尋求互利是人們道德行為最經常最基本的動因。”“互利包含自利的因素，但它首先不是以自利為惟一目的，而是通過滿足或促進他人的利益來滿足或增進自己的利益。”[8]肖雪慧在回溯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指出，基于封建專制的道德觀念統治人心之久，“以至于我們民族許多人不僅沒有堅持正當的個人利益、維護個人權利的意識，而且對此懷有一種犯罪意識”。“道德是為人而生的，不是人為道德而生。健康的道德本身就包含著對人的個性發展、個人權利等深刻的個人利益的肯定”[9]。學者對道德追求個人合法權益的肯定，實質是突顯了人之于道德的主體性地位，肯定了利益是人之為人的合理訴求，也折射出市場經濟時代對尊重、保護個人合法利益的深切呼喚。這也說明，道德的內涵建設要積極因應時代的要求。當然，撥轉兩千多年的傳統觀念，對于道德教育而言絕非易事。盡管我國2004年實現了“私產入憲”，公民的私有財產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但是社會上不時出現的仇富現象提醒我們，要引導公眾正確認識利益、財富所蘊含的道德因素，深刻認識履行責任、堅持公平、遵守規則、熱愛勞動等品性對于創富的重要作用，確實任重而道遠。2.認清道德層次，反對道德偏執。公共道德領域中，道德規范是有層次劃分的，有學者將其稱為常德、美德和圣德。[10]所謂常德，是大多數人力所能及并樂于踐行的行為規范，如守時、守約、守法、禮讓、感恩、正直誠實、尊老愛幼、遵守秩序、不損人利己，等等，其核心是人我之間、群己之間的利益均衡，即通過承擔必要的道德義務換取文明權益的共享。與常德相比，美德的行為主體在克己、利人、奉獻方面表現出更高的自覺自愿，能在更大程度上超越個人得失去關注他人、集體和社會的前途命運，比如志愿服務、見義勇為、急公好義、工匠精神、樂善好施，等等。美德的行為主體對公共利益懷有更強的責任感，樂于主動承擔更多的道德義務。圣德則把美德發揮到極致，即把公眾利益置于個人私利之上，以圣人的標準作為行為規范，追求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圣德固然高尚，但是不宜成為對公眾的普泛性要求。當我們以圣德為規范要求人們遵行時，由于大多數人做不到，道德的調節功能反而會失效，甚至影響到常德的遵守，導致社會風氣的惡化。因此，道德教育要腳踏實地，引導公眾從力所能及的善舉做起，逐步提升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這不是說不提倡崇高，而是要警惕以崇高的名義陷入道德的偏執。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期，理念探索和價值凝練一定要理性務實，竭力避免人為拔高和把話說絕。同時，也要避免運動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健康的道德教育應該是真誠、輕盈、愉悅、自在的，任何形式的標榜、拔高、虛假、矯情、強制都會走向道德的反面。道德教育要以人為本、與時俱進，助力公民意識的發育與成長。

四、結語

昌明教育、砥礪德行是文明的必由之路。從公民個體層面，人不僅要“是其所是”，還要“是其所應是”；從國家和民族層面，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不僅要擁有經濟、軍事等硬實力，還要著力培植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魅力。公民道德建設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因此，道德建設既要有縱向的歷史思維，又要有橫向的全球視野，既要梳理清除傳統道德規范過時的一面，又要與時俱進、廣采博納，建立并完善新的道德體系。面對急劇而深刻的社會轉型，道德教育需要本著求真務實的精神，懷著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不斷破解難題、發展內涵、探索新路，唯其如此，才能矯治各種亂象，以健康的道德標準和道德風尚樹立正氣、陶冶心靈、凝聚共識，書寫中華民族特有的道德風貌。

參考文獻：

[1][蘇]阿爾泰•古留加.康德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西]費爾南多•薩瓦特爾.倫理學的邀請[M].于施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4]魏英敏.新倫理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6][丹]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分冊）[M].張道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7]StuartHampshire.MoralityandConflict[M].Mas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

[8]萬俊人.人為什么要有道德？（上）[J].現代哲學，2003，（1）.

[9]肖雪慧.“道德本質在于約束性”駁論[J].哲學研究，1987，（4）.

[10]楊曾憲.簡論道德規范的缺位與錯位[J].東方論壇，1998，（1）．

作者:蘇艷麗 單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