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道德與政治的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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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臣工作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道德的政治旨歸———仁政說

正是由于孟子在性善論的基礎上發(fā)展出完備的儒家仁政說，將道德領域的性善論拓展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仁政說，從而將儒家內(nèi)圣心性之學和外王政治之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孟子看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他認為，人所皆有的不忍人之心不僅成為個人成德成圣的內(nèi)在根據(jù)，更可以通過發(fā)揚它而成為“不忍人之政”。如果上至君王，下至臣民，都能推其不忍人之心于他人、于社會，便有發(fā)展為不忍人之政———仁政之可能。因而孟子的仁政說秉承了孔子德治之教，以仁心性善為論，擴而充之，發(fā)展出一套十分完備的社會政治學說［2］。首先，孟子認為，欲施行仁政必先要“推恩”。所謂“推恩”，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為政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行推恩之政，始于親親敬長，極于仁民愛物，天下便可運于掌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其次，行仁政還必須以民為本，要愛民、養(yǎng)民、教民。具體措施：制民產(chǎn)，省刑罰，尊師重教，使民安居樂業(yè)，所謂“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礎上，他甚至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倡導“民貴君輕”之說，實為中國民本思想之宗師［3］。此外，強調(diào)政治與教化的不可分離，詳盡地闡發(fā)了二者之間內(nèi)在統(tǒng)一關系。他認為，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交相為用的。在他看來，滿足民眾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政治的惟一目的，只能說是基本目的，更高目的在于通過政治實踐去完成每個人的德性，完善人格，最終使人成就道德。政治或國家的根本目的不僅在于人民的豐衣足食，更在于有優(yōu)良的品德和行為。教化在任何時候都是政治的理想目的，同時也是為政者的規(guī)范性活動。教化在于人的品質(zhì)的自我轉化，但教化者必須先自化才能化人。也就是說，君主首先必須被教化，成為道德的表率，爾后才能談得上正己正人，此即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孟子還認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認為教化比一般的政治活動更能取得民心，更有利于治理天下。善的政治使民畏，而善的教化使民愛；善的政治能得民財，而善的教化能得民心。因為在他看來，政治不僅是一種使民安居樂業(yè)，過上幸福生活的手段，更是一種使人們在“善的生活”中成就仁義道德的實踐活動。這樣，在孟子那里，教化才是政治的最終目的，政治的根本在于教化，“政道與治道統(tǒng)一于教化。”［4］換言之，一般的政治活動（治道）只是教化的輔助手段，它必須與教化統(tǒng)一起來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行為（政道）。“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yǎng)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下》），修身行善不是為了使別人臣服、屈服，而是為了以身作則，表率天下，然后使人們心悅誠服，同歸善道，從而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最終達到王化天下的目的。

道德與政治的統(tǒng)一

性善論與仁政說相為表里、相輔相成，性善論是仁政說前提和基礎，性善論以仁政說為目的和歸宿。孟子通過性善論和仁政說深刻地闡明了道德與政治的內(nèi)在統(tǒng)一關系。第一，政治必須有道德基礎，道德是政治的前提。因為仁政王道說到底就是“不忍人之政”，它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之上。如果君王、當政者，都能體認到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自覺擴充、發(fā)揚，從而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從修身、齊家的道德實踐領域推廣至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實踐領域，做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那么“不忍人之政”就有了道德的根據(jù)和現(xiàn)實的基礎，從而實行仁政，使王道遍行于天下。毫無疑問，孟子以性善論為其邏輯起點，由不忍人之心推至不忍人之政，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倫理生活的擴大和延伸，把倫理道德原則作為政治的基本原則予以闡發(fā)。因此，“性善論”是“仁政說”的前提和基礎。第二，道德有政治目的，道德的旨歸在政治。孟子認為，有兩種類型的政治：“王道”與“霸道”。這并非只是流俗意義上政治的外在手段的劃分，而實際上更是政治的內(nèi)在目的的劃分［5］。他認為，施行仁政為王天下之本，“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上》），不同于“以力假仁”的霸道，“以德行仁”的王道才能得民心，才能使人心悅誠服，也才能長治久安，使天下人歸服。因此，孟子的“外王之學”就不僅僅只是一種“經(jīng)世致用”之學，而是關乎如何王化天下、使天下歸仁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將人人都具有的仁愛之心發(fā)揚、推廣，從而使每個人都完善他自身的人格，充分地顯露其固有的道德本心而不使其被遮蔽，仁義禮智諸德因而得到完全的發(fā)展和完善，并最終不僅在倫理道德領域中實現(xiàn)個體的“善”，而且更要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實現(xiàn)整體的“至善”。因此，孟子旗幟鮮明地主張“王道政治”，認為“以德行仁者王”，“德”并非實現(xiàn)政治目的的外在手段，而是政治本身所追求的內(nèi)在目的。正如西方古典政治哲學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城邦）是人們?yōu)榱藢崿F(xiàn)最好的道德生活而聯(lián)合起來的群體。”［6］因此，政治活動和倫理道德活動必須統(tǒng)一起來，不能截然分開，政治活動無非是倫理道德活動的延伸和擴展。孟子力圖通過性善論和四端說來建構其心性論，以為人的成德成圣尋求理論依據(jù)；又在此基礎上提出系統(tǒng)的儒家政治學說———仁政說，以為“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實踐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一方面強調(diào)人要“獨善其身”，盡心知性，成就個人的德性；另一方面，他更強調(diào)要“兼善天下”，通過擴充“仁義內(nèi)在”的良心本心，從而發(fā)政施仁，以王道平治天下。因此，對孟子來說，政治不僅必須以道德為基礎，而且必定有道德的目的；而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前提，同時也以政治為旨歸。這體現(xiàn)為性善論與仁政說之間的有機統(tǒng)一關系：仁政說以性善論為基礎和前提；性善論以仁政說為目的和歸宿。總而言之，性善論與仁政說不但有力地闡明了政治的有機統(tǒng)一，而且共同構建了孟子特有的政治哲學思想。性善論與仁政說的有機統(tǒng)一意味著道德與政治在孟子思想中的高度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