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道德教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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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道德教育問題是當今世界關心的焦點。1993年在廣州召開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改革國際研討會認為：“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應該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

本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在反思中開始復興道德教育。但是，時至今日，他們仍未能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犯罪和青少年道德淪喪等問題。于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在四處求索之后，意味深長地提出：“到東方尋求答案”。西方人為什么要到東方來尋求道德教育的答案？東方道德教育中的優良傳統是什么？東方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現代化道路上的后起者，應從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中吸取哪些經驗和教訓？本文試圖通過對東西方道德教育面臨的共同問題，道德教育的背景、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比較研究，以求得這些問題的答案。

一、東西方道德教育面臨的共同問題

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今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社會和道德危機”[1]。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危機突出表現在：①犯罪率上升。從1980年起，世界各國犯罪率平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美國為最，每年犯罪3500多萬起；近幾年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犯罪率增長異常迅速，1994年俄羅斯內政部報告說，全國有5600多個犯罪團伙，是1990年的10倍；②走私猖獗。全世界交易年獲利高達5000億美元，美國、西歐最為嚴重；③失業率猛增。1995年西方主要國家的失業率：西班牙24.4%，法國12.2%，意大利11.9%，加拿大10.2%，德國10%，英國8.2%；④腐敗現象越來越普遍。有人估計，由腐敗給各國帶來的損失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⑤青少年道德日益淪落。據統計，美國每年有100萬以上10多歲的少女懷孕，其中80%是未婚女孩；⑥暴力行為、吸毒和酗酒等一直呈上升趨勢。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正在經受第三次“價值觀浪潮”的沖擊。“權威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正在讓位于“綜合主義”的價值觀。新價值觀的沖擊使歐美青少年的道德指南針發生了搖擺。九十年代的美國青年被稱為“漠不關心的一代”，青年人似乎對“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只理解了一半，他們只強調權利而忽略了義務[2]；英國三分之二的青年人道德觀念模糊，分不清對錯，不知道該相信誰或者把誰作為榜樣；法國青年被人們稱為“被犧牲的一代”，他們昏頭昏腦，吸毒、搞打砸搶、搞自我破壞[3]；德國青年被稱為“迂菲士(Yuffies)，即不成器的人，或被稱為“一代未知數”[4]；俄羅斯目前有500萬學生吸毒，俄精神病專家鮑里斯·德拉普金認為，俄國兒童一代正在變得蠢笨、不斷退化，在他們的性格方面形成了病態的劣性：殘忍、好撒謊、有怨恨心理，對什么都無所謂。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出現了“轉型社會中的國民心態危機”。這一危機表現為以下四種傾向：①“物欲化傾向”，金錢成了絕對的第一，“精神”成了“物質”（金錢）的奴隸；②粗俗化傾向，“不文明的和反文明的粗俗化傾向成了社會的一種時尚；③“淡漠化傾向”，“盡管社會越來越發展了，然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有越來越大，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有越來越冷之感”；④“躁動化傾向”，急躁、浮躁、狂躁、躁動、躁郁，做事沒有恒心，很不安分，充滿情緒色彩，缺乏理智；進而造成“一種新的主體性迷失”傾向，具體表現為正義感、責任感的淡化，榮辱觀、是非觀的混淆，公德心的普遍缺乏，個人行為的失范以及個人主義的抬頭[5]。

總之，無論是西方或東方，都面臨著社會和道德危機，解決社會危機的辦法是發展生產、擴大就業和縮小貧富差距，而解決道德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向公民進行道德教育。

二、東西方道德教育的背景分析

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一定社會調整人們之間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定的總和。道德具有歷史性、民族性和階級性。道德教育，一般說來，是指一定社會的階級依據某種道德觀念和要求，對人們有目的、有計劃、系統地施加道德影響的活動。研究東西方道德教育，必須注意它們各自的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文化背景。

1.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理、語言、種族和經濟等方面。從地理上說，東方在此主要指東亞和南亞諸國；西方在此主要指歐美諸國。從語言上講，東方多屬于漢藏語系；西方多屬于印歐語系。從種族上看，漢藏語系的民族多屬于黃色人種，長期處于殖民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而印歐語系的民族多屬于白色人種，近現代以來一直處于殖民統治者的地位。從經濟上看，西方國家從英國產業革命以來，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現在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多屬于發達國家；東方國家除日本外，多屬于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以上這些地理、語言、種族和經濟等方面的因素，對東西方道德教育都起著潛移默化或直接的影響。

2.宗教因素宗教不管是作為信仰或是作為規范體系，對道德教育的影響都是非常巨大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東方國家主要信奉佛教，西方國家主要信奉基督教。有些國家和地區把某種宗教奉為國教，如東正教是俄國的國教，伊斯蘭教是穆斯林國家的國教，梵蒂岡是典型的天主教國家。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宗教生活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許多重要活動和宗教都有直接的聯系。甚至有些道德教育主要是通過宗教教育進行的。

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EmileDurkheim)指出：“低級社會的道德，其特征就在于它主要是宗教的道德。”“在這種情景下，道德教育只能像道德自身一樣，主要以宗教為特征。只有宗教教育的觀念才能成為當時進行的教育的基礎；教育的目的也首先使人學會對上帝應有的行為方式。”[6]正因為道德與宗教同源并有部分重合，所以當我們研究東西方道德教育時，“我們應當分析宗教概念，認清宗教概念包含的是什么，確定其本質，并用理性的語言加以表達”（同注②）。

3.世俗文化背景世俗文化是指與宗教文化相對的文化。東方傳統“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是指以文德（如詩、書、禮、樂等）教育被統治者以“化”其“愚”，即“以德教化”、“以文相化”之意；西方拉丁語中的“Cultura”原意是指耕種、栽培、照料，后來引伸為文化修養、教育程度、掌握技能。東西方世俗“文化”都含有對人的培養教育之意，所不同的是，東方強調教之以“德”，而西方則偏重教之以“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人的教育在偏重情意的一邊，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重知的一邊，例如諸自然科學……之教。”[7]

東西方傳統文化的區別是明顯的。楊振寧教授認為：“中國文化是個人服從社會，儒家禮教也好，家族觀念也好，都是要求個人以社會為重，個人的自由、權利受到很大抑制和約束。美國正相反，在個人和社會發生矛盾時，往往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利。這有利于激發個人的主動進取精神，整個社會有活力。但這種觀念也導致濫用自由，現在美國社會亂象叢生，不能說與此無關。有人甚至說：美國將來就毀在這個‘自由’上！”[8]

東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對道德教育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影響道德教育的價值取向。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傳統使西方道德教育表現為“個人價值高于社會價值”；東方文化的家族主義和群體主義傳統，使東方道德教育表現為追求群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第二，影響道德教育的思維方式。西方文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維方式，使道德教育表現為排他性和競爭性；東方文化的“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使道德教育表現為兼容性和和諧性。第三，影響道德教育的模式選擇。西方文化使道德教育往往選擇“以學生為中心”的個體性模式；東方文化使道德教育往往選擇“以課堂為中心”的群體性模式。

三、東西方道德教育的現狀

1.東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具有社會制約性和客觀規律性。社會制約性使東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有所不同，客觀規律性使東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又有許多共同之處。

東西方道德教育目標和內容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確定道德教育目標和內容的指導思想不同。東方國家主要強調以“社會為本”即“社會第一”；西方國家則強調以“個人為本”即“個人第一”。東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的共同性，主要反映在促進社會和人的發展所需要的共同道德規范的條文里，如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思想，為國家和社會而獻身的精神，良好的社會公德和習慣，發展人的個性等。如美國1988年貝內特報告中指出：毫無疑問，學校應重視培養進取精神和誠實品質，以及正直公平、自尊自律、勤奮守法，讓學生養成獨立見解和愛國精神。

這些目標和內容，東西方國家大同小異。因此，它們的區別主要不是在條文里，而是在實踐中。即如果個人和社會發生矛盾時，東方首先強調社會和集體的利益，而西方則往往強調個人的自由和權力。如，1994年美國青年邁克爾·費伊在新加坡因其破壞行為而受到笞刑。判決公布后，美國官方作出了強烈反映，認為這種懲罰是一種“錯誤”，并把新加坡描繪成一個不講人權、殘酷無道的東方國家。而新加坡李光耀在接受《今日美國報》記者采訪時卻說：“你們認為，或者說你們說我們太獨裁，不容許個人的創造性、精神自由和使得美國成為偉大國家的表達個人觀點的自由。現在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并得出結論：這種靠損害社會而過分尊重個人的做法已經造成了很大的社會混亂，給公眾帶來痛苦、不安全感和使他們失去安樂感。我們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嗎？我們說‘不’，我們寧肯要紀律。”[9]

2.東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徑和方法東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徑都是多渠道的，目前東西方道德教育常用的幾種途徑有：(1)設置專門的道德教育科目或宗教課；(2)其他各科教學；(3)社會實踐；(4)課外校外活動和宗教活動。

東西方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東方道德教育的方法深受儒家“教學論”的影響。“因為儒家教學的內容主要是人論道德，所以他們提出的一些教學理論，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大多數都可以用到道德教育上來”。[10]儒家的“教學論”中所提出的“及時施教”、“學思結合”、“啟發教學”、“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知行結合”等原則，都是我國傳統道德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些方法對東方國家道德教育影響深刻。

西方道德教育的方法，從歷史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傳統方法——“理論教育”模式。即把一些具體的、相對固定的道德規則和美德灌輸給學生，通過訓練、榜樣、懲罰等方式鞏固和強化灌輸效果。這種方法是從赫爾巴特開始，經過斐斯泰洛齊、斯賓塞等人的發展，逐步形成的一種模式。二是現代方法——“自我教育”模式。這是由杜威到皮亞杰，再到當代的美國道德教育學家柯爾伯格，他們主張摒棄灌輸，重在發展兒童的自主性和道德能力，認為學校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務在于培養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三是革新的方法——“新道德教育”模式。這種方法吸收了前兩種模式之長，既注意了通過開設一定的道德課程向學生傳授道德規則，形成相應的道德認識；又廣泛聯系社會生活，使兒童在現實道德生活中增強辨析能力，發展自主意識。

四、東西方道德教育的發展趨勢

1.東西方各國都高度重視道德教育目前，東西方各國紛紛把道德教育作為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并給予特殊重視。

中國，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其中規定：“用馬列主義、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教育學生，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擺在首位，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是學校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根本任務。”1994年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1995年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學德育大綱》等。

日本通過改變學校教育組成部分的排列順序，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即把原來的“智、德、體”的排列順序改為“德、智、體”的排列順序。美國1990年33位大學負責人在《致美國第41屆總統的建議書》中指出：“重建失落的傳統價值和道德行為”，是美國進入下一世紀將面臨的五個挑戰之一。強調“道德教育可謂教育最本質的目的”。英國建立“社會道德委員會”和“社會道德教育中心”等專門機構，進行道德教育的調查研究工作，并研制學校道德教育計劃。瑞典，1978年建立了一個學校道德標準的形成與傳授研究小組，研究學校如何“傳遞人類關系基本標準”。小組成員由家長、學生、教師、學校管理人員等組織和國家教委的代表組成。其目標是促進社會就“成年人在培養年輕一代中的責任”展開討論。

2.西方道德教育“到東方尋求答案”；東方道德教育向“過去”汲取傳統美德西方國家為什么要到東方尋求道德教育的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經濟發展需要和傳統文化的制約。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目前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集團化”。九十年代以來國際經濟集團如雨后春筍：歐共體、北美集團、東亞集團、77國集團、南亞區域合作、阿拉伯合作委員會、中美洲共同體、加勒比共同市場、獨聯體……。正象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洛吉說，集體主義文化將比個人主義文化占優勢。現在的世界正在進入歐洲共同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聯盟性的集體主義時代，這意味著世界正邁入以儒教為基礎的東亞集體主義時代。從傳統文化制約角度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對偏重“知”的教育開始反思，對科學知識與道德之間的不平衡現象極為關切。愛因斯坦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并告誡人們：“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并不能給人類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11]。他還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這一代人已掌握了釋放原子能的能力，但如果價值觀念不發生變化，我們就無法避免災難。我們在理論上高喊忠于人權、博愛、正義、革命和平等的思想，但實際上又否定了它們。以“個人主義”文化傳統為主體的西方，為了解決社會和道德危機，開始把目光轉向以“群體主義”文化傳統為主體的東方。一些西方人士宣稱：“如果人類想繼續生存，那么他將不得不在時間上退回2500年去領受孔子的智慧”[12]。澳大利亞著名專家李瑞智教授甚至說：“二十一世紀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紀”。“儒家文化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中心”，“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將‘不戰而勝’。”[13]這些看法自然帶有某些過于宣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偏頗，但也道出了西方對東方優秀倫理道德的崇敬與追求。目前東方的道德觀和傳統美德已經開始向西方滲透。如澳大利亞將亞洲文化納入課堂教學，教育部還在設法修改現行教學課程，使之從側重于歐洲內容改為側重于亞洲。

東方道德教育為什么要向“過去”汲取傳統美德？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和阿伯迪妮在他們合著的《2000年大趨勢》一書中認為：“人類越強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的傳統特點。品嘗別國的美味佳肴，穿穿牛仔褲，享受一些相同的娛樂，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種外在的演變開始侵蝕深層的文化價值觀，人們就會回過頭來強調他們的特色，這是一種文化的反彈現象。”[14]奈斯比特從未來學的角度首先回答了這個問題。

其次，東方道德教育在經過“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的痛苦摸索之后，終于認識了西方并發現了自己。一些東方人士指出：“西方價值觀念并不是一張天衣無縫的網。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必須擺脫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是怎樣使自己相對衰落的。”[15]“西方價值觀念不適合亞洲”。西方社會中滲透著個體至上的價值觀念，過分強調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往往導致個體利益和社會群體利益的不協調。而東方人有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它鼓勵個人與社會和諧地融為一體。目前，亞洲文化意識已經覺醒，出現了非西方的自我定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和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在合著的《亞洲可以說“不”》一書中宣稱：亞洲可能創造史無前例的偉大文化圈。“現在是亞洲創造取代歐美近代文明的新范例的時代。”[16]一些新型思想家正為這些立場提供一個概念性框架，即“亞洲之道”。亞洲之道的基本原則包括強烈的家族觀念、尊重權威、決策者意見一致、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第三，西方發達國家的物質富裕，對東方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物質貧乏之中的人民產生的誘惑力和示范效應，而造成的高消費、超前消費、攀比消費、野蠻消費等各種非理性消費，已成為社會的通病。道德教育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復興，是物質主義走向極端化的必然結果。東方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認識到社會現代化必須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之路；發展精神文明，必須弘揚東方的傳統美德。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所創造的寶貴財富。它歷經時代變遷，人間滄桑，始終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并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有人把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歸納為五個方面，即對待國家“精忠報國”，把國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核心；對待社會，以“仁”為本，以“義”為上，把仁義作為人生處世最高原則；對待他人，“推己及人”，是中華民族處理人我關系的基本準則；對待家庭，“孝悌”是家庭生活的道德規范；對待自己，“修身”是個人道德的準則。這些傳統美德，不僅是滋養中華民族的精神食糧，而且是東方文明的源泉。因此，東方國家正在回顧過去，從傳統文化和美德中汲取營養；東方傳統文化和美德，也是拯救西方年輕一代的靈丹妙藥，所以西方的有識之士紛至沓來“到東方尋求答案”。

3.道德教育目標和內容的綜合化，途徑和方法的多樣化道德教育目標和內容的綜合化，是指東方的“社會本位”與西方的“個人本位”趨向于綜合。如沖擊歐美的新價值觀浪潮被稱為“綜合主義”，這種新思潮就是“個體”與“全體”的平衡，是一種重視同社會聯系的個人主義，同從七十年代末在德國興起的社會生態學群眾運動（如綠黨）是一脈相承的。重視家庭與調和精神的東亞儒教圈的經濟發展，對歐洲人思想方法產生了影響，使體驗過“權威主義”災難和“個人主義”淫威的歐洲的人，終于在二十世紀末明白了“綜合”考慮問題的道理。

東方國家的日本，因受美國“個人本位”的影響，1978年，高中教學計劃明確規定學校道德教育的目標是：要將尊重人的精神貫徹到家庭、學校和其他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去，努力創造個性豐富的文化和發展民主的社會及國家，進而培養能對和平的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日本人，以形成作為其基石的道德觀念。1987年臨教審第四次答詢報告中確定了日本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寬廣的心胸，強健的體魄，豐富的創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世界之中的日本人。這一目標強調了對培養人格的尊重。

道德教育途徑的多樣化，突出反映在“德目主義”和“全面主義”相結合。德目主義是指，開設獨立的道德科（或稱公民科、修身科、宗教科），編制學生應該學習的德目，叫學生理解和熟記；全面主義是指，不開設獨立的道德學科，而通過以社會科為中心的全學科和課外活動，以及“道德實踐”、“生活指導”等全部教育活動進行道德教育。現在的趨勢是兩者相結合。以全面主義而著稱的美國，近些年來中小學也開始增設“公民學教育課”、“法制課”。從1988年秋季開始，紐約州各中學的畢業班學生都得修習的一門為期一學期的“參與行政管理”之類的公民教育課程，其重點在于進行模擬審判等方面的活動；加利福尼亞州的教育委員會則提出并設立一種融“公民道德”與“民主準則”于一體的公民教育課程——社會學習課，“供幼兒園幼兒及至12年級學生學習”。1992年，在紐約市，從幼兒園到中學普遍開設了一門“感情知識課”，即創造性地解決矛盾課，在小學這門課程還包括人際交流、消除憤怒、真誠合作、解決矛盾和防止偏見等內容。有些地區被稱為“培養修養課”，作為衛生保健課的一部分來講授。

日本明治維新后學校開設《修身》課，二戰后受美國的影響，推行“全面主義教育”的方針，即充分利用學校教育的一切機會去養成學生的道德品質，以達到完善學生人格的目的。其中通過各科教學進行道德教育是個核心。1947年，根據《學校教育法》而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規定設置“社會科”（這不是一個專門進行道德教育的學科，而是學校總的道德教育活動的內容之一）。1985年，文部省制定了《學習指導大綱道德篇》，在中小學設置《道德時間》課（這是就某一道德主題組織有關活動，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感的時間安排）。《學習指導要領》既規定了小學各門學科知識和技能目標，又規定培養“態度”或“情操”之類的目標，要求達到知識、技能和道德教育“雙豐收”。

道德教育方法的多樣化，突出表現在東西方道德教育方法的相互滲透，古今道德教育方法的相互結合。特別是當代美國道德教育的方法不斷翻新，“理論教育”模式已被“價值澄清”、“道德推理”、“價值分析”和“社會行動”等模式所代替；東方國家“以課堂為中心”的傳統方法正在被“以學生為中心”的方法所代替。

（作者單位：河南教育學院）

注釋：

[1]桑洪臣：《世界面臨社會和道德危機》，《光明日報》1995年3月3日。

[2]（美）《國際先驅論壇報》1990年6月29日。

[3]（法）尼古拉·萊博維茨等：《處境不利的一代》，《新觀察家》周刊1994年10月5日。

[4]（德）柯爾德·施尼本：《一群難辦的工作對象》，《明鏡》周刊1994年9月19日。

[5]孔慶榕：《提高民族素質，振興中華民族》，《中國教育報》1994年11月2日。

[6]（法）埃米爾·涂爾干：《道德教育論》，張人杰主編：《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399頁。

[7]梁漱溟：《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梁漱溟教育論文集》開明書店印行。

[8]心遠：《在碰撞中產生能量——楊振寧教授答問錄》，《光明日報》1994年5月7日。

[9]（美）《新加坡的李光耀說“社會第一，個人第二”》，《今日美國報》1994年9月16日。

[10]毛禮銳：《論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瞿葆奎主編：《教育學文集》（德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頁。

[11]鮑東明：《樹立大德育觀——南京師大博士生導師魯潔一席談》，《中國教育報》1994年11月21日。

[12]汪遠平：《世界普遍關注的課題》，《光明日報》1995年1月23日。

[13]方江山：《“我堅信儒學的興旺”——訪澳大利亞著名專家李瑞智教授》，《光明日報》1994年10月7日。

[14]轉引自瞿林東：《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光明日報》1994年5月12日。

[15]《亞洲之道》，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3月2日。

[16]（日）坪內隆彥：《亞洲可以說“不”》，《朝日新聞》199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