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標準問題思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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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們先來讀一下新三層樓的寓言：

從前有個大官，非常聰明。到了美國，看到了極其美麗壯觀的三層樓。第一層是學術自由，第二層是高水平、嚴格的標準，第三層是世界一流大學，那真是莊嚴壯美，雍容華貴，里面點綴著輝煌的諾貝爾獎，令人生出多少羨慕和贊嘆。心里便想：我們也有許多的學者，錢也有一些，我為什么不造這三層樓？

于是通過決議，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召來學者，開始建造。大官在邊上看著學者的行動，心生疑惑，終于開口詢問："你是在造那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嗎？"學者說："是啊，我們是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現在正在做第一層：學術自由和相關建設。"

大官說："我不要下兩層的學術自由和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我只要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學者答到："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礎：學術自由沒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層的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又怎么可能建設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

大官堅持說："我不要（我反對）下兩層的學術自由和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我只要第三層樓：雍容華貴的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你們立刻給我拆了學術自由的基礎，一定能夠造出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的。"

前不久，清華大學就在拆學術自由的基礎，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學的空中樓閣：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秦暉，由于進行了"自由"的學術研究和"自由"的教學，已經被限定不得帶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貼也被扣了60%。這是對學術自由的破壞，是對科學賴以生存和的基礎的破壞，也是對科學事業的破壞。

毫無疑問，科學家、學者作為中的一員，也必須服從社會的整體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領導。但政府的領導也不能夠讓干預、破壞學術自由，也就是干預、破壞學者的自由研究。科學研究就是為了求真知，破壞了學術自由，必定破壞正常的科學研究和科學研究標準，還會帶來中國上眾所周知的不學無術的外行領導內行、支配內行等等。本文主要是討論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所謂科學研究標準就是一個確定什么是科學研究，什么不是科學研究，什么樣的研究是不能夠被接受為科學研究的，什么科學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標準而已。

學術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貽琦那個就已經被反復闡述了。進一步地說，在有起碼的學術自由的情況下，某一學科的具體的科學研究標準是非常專業化的，是由研究相同專業的學者們自己決定的。但如果學者嚴肅認真的研究，因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許帶研究生，扣教授津貼，學者都要生活的，這樣下去，就會使得曾經在中國一再出現的情況重演，學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權力支配科學研究標準。這樣的研究，就是唯上、唯書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學研究。這樣，也就沒有了真正的科學研究標準。

中國本來就只有很可憐的一點點學術自由，再把這可憐的一丁點學術自由的基礎破壞，怎么可能有第二層的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又怎么可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涌現世界一流成果（包括諾貝爾獎）？

中國為何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曾經是一個熱點話題，但中國曾經出現過夠格得諾貝爾獎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結晶牛胰島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雖然中國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為何中國再未能出現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國是否得到了諾貝爾獎并不重要，但中國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創造則非常重要。

二、學術自由是如何喪失的

愛因斯坦曾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若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倒是令人驚奇的。"[1]

在歐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統的實驗，才能在以往的認識和系統實驗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來自經驗的科學，有了嚴密的邏輯推理體系，才能依照理論作出嚴謹、全面、徹底的推理以得到嚴格的結論和預見，加上了數學則得到精確的推論和預見；由此以及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又進行進一步的系統實驗、解決問題、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發展科學知識。

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對科學的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隨著科學知識的增進與發展，在舊的科學理論不符合實驗結果等情況出現后，就會有科學家創造出新的，更正確也更準確的科學理論來代替它。就這樣，一輪又一輪的系統的實驗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推理相互促進，形成了良性循環，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確），更準確，科學就這樣在歐美飛速發展起來了并且繼續這樣發展。

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科學，是指系統的實驗和結果，理論立足于系統的實驗基礎或可重復的切實可靠的經驗基礎，并具有嚴密推理的體系等科學知識的總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體到每個學科地說科學研究標準，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實驗必須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理論必須建立于經驗基礎之上，經驗基礎必須真實，必須有嚴密的邏輯，例如與公認的概念意義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須明確界定其意義，提出的論點必須進行論證。唯有創新以及與創新有關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當然，沒有創新但卻是與創新有關的必須進行的科學研究（如新發現被報告后必要的重復實驗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創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國古代并不存在系統的實驗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推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因此，中國古代令世人震驚的創造性成就只能歸因于古人非凡的創造性。與我們偉大的祖先相比，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只能夠說是缺乏創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難道上蒼僅僅賜給我們祖先非凡的創造才能，卻剝奪我們的創造能力？我們就這樣知道自己愚蠢、無能、缺乏創造而繼續愚蠢下去？

長期的貧窮落后絕非一日可以改變，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國在兩彈一星這些關系國家安全的項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學家、技術專家，等等。

但本文只討論極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對中國科學的破壞，加上現在中國的大學、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活動都還缺乏學術自由，出版自由，導致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很有問題，與世界科學不合拍。

中國的科學，科學研究標準存在著難以明確指證，卻可以隱隱約約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條"的缺陷，理論上過分注重"確證"和理論的"可靠"，卻常常忽視理論的創新經嚴密推理后推導出日后可被實驗驗證的推論的極端重要性，在實驗上易于忽視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學還可以說是有起碼的科學研究標準。純粹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注經式學術傳統死灰復燃，其中有相當部分人缺乏起碼的對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學術規范的遵守，抄風太盛、炒風太盛，基本上連起碼的科學研究標準都不存在。當然，我國的杰出科學家們并不存在這種情況。

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都是科學傳統的一部分，是在長期的科學活動中形成的。中國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學傳統，只存在科學的萌芽以及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是由留學歐美的丁文江、胡適、竺可楨、翁文灝等人在中國艱辛草創的。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受到巨大外來的、歷時僅有三十幾年的中國科學傳統，太容易因為政治因素對科學活動的影響，導致中國科學傳統的扭曲，使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不再與世界科學相吻合。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自然科學與技術事業的重視和努力使得中國受到高等的人數得到了飛躍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使注經式的學術傳統變本加厲，并給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帶來了諸多問題。

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向少有人提，但這一場所謂的春風化雨式的運動，卻實實在在是中國科學悲劇的開始。從學理上說，凡是希望科學昌盛的執政黨與知識分子都根本不應當進行、參與這樣的運動。科學的堅實根基在于與實驗者無關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還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復的實驗結果，科學的發展需要新理論和它的推論以及相應的實驗。

只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這一切，即保證科學的堅實基礎和發展。否則，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階級的立場"，"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改造（抹殺）嚴肅認真學者的不同的思想和聲音，就能夠以同樣的理由改造、抹殺不合于主流理論、思想的實驗結果和新理論、推論、實驗，這樣就使科學的堅實根基與發展都被破壞。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雖然基本上只是在個人的政治思想領域，但隨后很快就以同樣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過了這個界限，進入了科學領域如學、遺傳學等。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壞了學術自由，閹割了科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學術自由。一旦學術自由受到限制或喪失，科學就能夠以"立場"、"態度"、"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理由，變成"社會主義的科學"和"資本主義經濟學"、"資產階級遺傳學"等一系列冠以"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各種科學理論、推論和實驗，就不再是科學。不為求真的目的、僅僅滿足政治權力要求，無視科學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學研究"也就是注經，甚至是惡劣的學術打手，而不再是科學研究。

從歷史結果上看，對知識分子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改造，運用政治權力要求（強迫）知識分子表明與政治權力相同的立場和態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場與態度，伴隨著組織清理（即強迫不服從的知識分子失業），就用政治權力在思想理論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地位，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也就是權力的要求，隱含著權力決定了學術，而后的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等措施，只不過是出于形勢需要的來自政治權力的隨時可以收回的恩賜。這場運動，也是中國知識界"官本位"的開始。

當我在史料上看到，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始作俑"的倡議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先生時，我略為吃驚，為那一代科學家和中國科學的命運感到悲哀。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論上，不惜一切代價堅守住了科學的底線，還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卻與他當年為了改造中國的理想所倡議發起的思想改造運動有一定的關系。為什么馬寅初先生后來能夠為科學而不惜一切代價，當初卻提議進行破壞科學的堅實基礎和發展的"思想改造運動"，并砍斷了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我之所以對馬寅初的行為僅僅是略為吃驚，起因于我對胡適著名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思考，胡適對科學方法的約簡到了不準確的地步，我認為這樣不夠科學的約簡是不允許的。科學方法因不同的研究類型而不同，主要的應當是在已確立的經驗基礎上作出大膽的假設，通過嚴密的推理或得到結論，用全面的實驗來驗證。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懷疑那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科學素養。當然，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愛因斯坦的影響，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得到的結論。并且我看不到胡適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適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斷有誤。我認為較準確的簡約表述應為"經驗為基礎，大膽作假設，推理并求證。"）

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強，這本是一大優點，能夠吸取創造者、杰出者的經驗教訓，別人的長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文明的進步和歷史上人類的光輝閃耀之處在于創造者、杰出者的奮斗與成功，而不是別的。歷史就是創造史，否則不過是人類愚蠢和災難的記載。但對于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人來說，最大的困難、痛苦是：中國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幾百年來，西方人才是創造者，各方面的創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國人只有很少的創造。

因此，從中華文明、中國歷史的創新、發展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現代中國的歷史，發生在西方。令中國人痛心、加劇困難的是：讓中國人明白這一切的情況，少數是靠善意的交流、學習，大多數則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槍炮和無數民眾的死難、用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掠奪，才迫使中國人認識到中華文明的落后。

與此有關，中國始終未能成功地主動適應并參與創造世界大趨勢：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國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知道歷史包括自己的歷史的意義。因此，中國人總以為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認同中國學術歷史甚至中國歷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國的創造史。因此，中國人始終很難真正認同世界科學傳統--西方科學活動中形成的歷史傳統。因此，中國的各種教科書總是不說中國的缺乏創新導致落后，卻有意無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說成是西方侵略的結果。

這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強，反而常常成了一個缺陷。因此，中國的歷史學，面對我們古代的孔丘、司馬遷等偉大的創造者，歷史學的"道"早已經失傳。更可悲的是，現在中國的歷史學有時甚至連起碼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國歷史書籍對一些中國近現代歷史事實的敘述，純粹就是騙人、撒謊、蓄意捏造，比春秋戰國時代還不如。

思想改造運動沒有在中國共產黨剛奪取政權，迫切需要鞏固政權時進行這種大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治運動，而是在朝鮮戰爭勝利，中國共產黨和的威望空前高漲的時候進行，說明朝鮮戰爭的勝利這個政治影響是決定性的。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為古代中華文明的輝煌燦爛而驕傲自豪，也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為中國近百年來的災難深重而痛苦萬分；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主張"革命救國"并參加革命活動，不惜犧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則主張"科學救國"，在書齋、實驗室中潛心研究學問。但就在朝鮮戰爭前幾年，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有美國、蘇聯的支持，全民抗日，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敗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國土被日本鬼子占領。幾年后，貧窮落后、剛結束內戰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這是對比何等鮮明的巨大勝利，是中國對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勝利，在當時來看，事實證明了"革命救國"的正確和成功，導致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和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被這個勝利沖昏了頭腦。

以為首的第一代共產黨人，因此自以為掌握了客觀真理，能夠"教日月換新天"，不計代價，改造中國，改造知識分子不在話下。當時的知識分子，第一流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去了，剩下的除了如陳寅恪這樣堅如磐石的極少數例外，大都為了那看上去無比美好，事后全部無比悲慘酷烈地破滅的希望，喪失了定力，真誠地自我責備、自我批判，懺悔，自覺而真誠地或者被迫地參加了這場破壞與----中華萬年大計的思想改造運動。

其實朝鮮戰爭的真正成果，只不過是確定了中國東亞第一軍事強國的地位，但這只是幾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確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國的、、教育、等如果不能夠繼續進步，這一成果必定會喪失。

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苛責前輩科學家、學者，但現在不可再犯同樣的錯誤。

有些經歷過這些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在大徹大悟后，奇怪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內，為什么如此"愚忠"？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覺得，除了朝鮮戰爭的勝利、缺乏科學傳統和良好科學造詣、對感悟不夠真實確切等原因以外，還與中華文明喪失儒學軸心，卻未能夠確立或自主地產生自由、民主、科學新軸心密切相關。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開創了軸心[2]，在漢代確定了儒學為中華文明的軸心，儒家學說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認識、、觀念、，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大約兩千年來幾乎都如此。在清代，中華文明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一再失敗，儒家學說終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識分子那里，過于陳舊的儒學已經被打倒，不再是中華文明的軸心，但中華民族卻也喪失了文明的軸心：以胡適為首的自由知識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學為新軸心，身體力行，卻未能夠產生出自己的創造性的進展與理性的新設計；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把人不當人、當政治工具的法家學說，不惜犧牲（包括自己的犧牲）地鬧革命；以為首的國民黨，遵循的是中國儒學傳統和西方的怪異混合；但中國的廣大民眾，特別是占絕大多數的農民，仍然過著與千百年來沒什么區別的生活。因此，這些知識分子的理念都是與大多數人無關的漂浮的理論和觀念。

中華有大約兩千年的軸心文明史，有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語言、統一的價值，等等。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自覺認同統一的文明軸心。中國是在與西方的戰爭中不斷失敗的情況下拋棄了已經陳腐的儒學這個原先的軸心，面對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對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勝利，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自以為掌握了真理，應當重新改造中華，中國知識分子因此也自覺認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反復的政治運動這個辦法，以及對農業，工商業的主義改造，反復地強迫要求幾乎每個知識分子站對立場，表明態度，真正地在中國全面鏟除了以前的儒學傳統，也在知識分子中暫時鏟除了自由、民主、科學的軸心，確定了文明的新軸心----馬列主義、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績是使中國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還在中國初步建立了化的基礎。至于它的最慘痛無比的代價，三大浩劫：陷害右派運動、三年人為慘禍、大革文化命，我們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導致了撥亂反正，中國終于沒有了政治運動。但沒有了政治運動反復的強迫，就出現了思想解放運動，知識分子有了起碼的政治自由，中華文明的新軸心----馬列主義、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夠成為中華文明的軸心，中華文明又一次喪失了軸心，成了相互沖突的馬列主義、思想、不把人當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學怪異的混合體。從蘇聯、東歐巨變來看，未來中華文明的軸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學，但自由、民主、科學要成為中華文明的軸心，成為普通人的思想、認識、方法、觀念、理論，又是一種生活方式，由于中國人口太多，中國社會存在太多的困擾，肯定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思想改造運動后，歷次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反復念"緊箍咒"、逼迫知識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監獄、甚至誅殺知識分子，使得政治權力曾經長期地成了學術的最終的裁判，政治權力對重大的學術爭論擁有最終的裁決權，扭曲了科學標準、科學精神，學術問題常常成為政治問題，政治權力決定了是非標準，少有人敢踏入與雷區無異的學術"禁區"。這一切在"陷害右派運動"和"大革文化命"中達到了悲慘的頂點。求真、說真話變成了犯罪，真誠的意見變成了惡毒的攻擊、罪惡的攻擊，述說自己的一點見解、或者真知灼見甚至會被殘暴地殺害，如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馬克思說："科學的大門就是地獄的入口，……"，這話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時就知道了，但長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真正出現過的實際情況。

建國后的三十年中，還由于馬列主義變成了桎梏人們思想的教條，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基本上不能夠說是真正的社會科學，沒有真正的科學精神、科學傳統、科學研究，當然，社會科學所喪失的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的沉重負擔和問題。例子之一就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有組織的全國性的大批判使中國的人口壓力無比沉重，帶來了許多可怕的后果，如計劃生育變成中國第一難，農業出現近于破產的危機，失業率不斷提高等等。雖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復了科學研究標準，但由于還缺乏起碼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擾，中國文科的科研標準遠未達到與世界科學相符合的地步，還不能夠說是科學的標準。以至于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也沒有非常富于創造性的理論指導，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政治權力之腳粗暴踏入科學領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學都被破壞。

政治與科學的關系，主要就是其實行者----統治者與學者的關系。關于這一點，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過很精到的評論：先知可以拿起劍，建立國家，成為國王；但國王不能夠自己去做先知，為民眾確定道德，這肯定不會成功。統治者拿著刀劍，能夠逼迫學者說假話；用高官厚祿利誘，如做好八股文、黨八股就能夠做官，可以讓知識分子去研究假知識，假學問；這辦法對付國內的知識分子，使他們不起來反對政府很有用，但這樣的國家與追求真知的西方國家相競爭，就會一再失敗。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運動反復的強迫方法，暫時地確定了中華文明的新軸心，但他絕對沒有做到"為萬世開太平"，我想這一點誰都做不到。

三、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現狀討論

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應當說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并產生自己的科學研究標準，關于這一點，舉幾個例子也就夠了。

前些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社會科學界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提倡者竭力提倡學術規范，反對者則刻薄地貶之為"占坑規范"，覺得所謂的學術規范不過是首先占據學術地位者用來限制別人的規矩。本人贊成朱學勤的觀點，朱學勤"把學術規范落到實處"，大致五條[3]：

"1.選題之前盡可能全面地檢索中外；

2.論述觀點注意形式邏輯，不要前后矛盾；

3.立論必須有據，概念必須界定，不能武斷臆測；

4.引文必須注明出處；

5.論著附有文獻索引，涉及西學者，中、西文索引齊備；"

朱學勤列舉完后，"內心隨之出現的是三條悲哀"：

"1.這些要求是初入學門的基本紀律，與其把它們說成是"學術規范的框架"，不如把它們稱為"學術紀律的底線"。因為它們是做學問形式上的起碼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應為：技術性的起碼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這樣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沒有完全落實，以致今天還要為這樣的要求大聲疾呼；

3.一些學界朋友將這樣的最低要求作為最高綱領或者是較高綱領來奮斗，用心良苦，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90年代的學術成就高估不得。"

學術規范的討論確實有必要，錢寧在1996年出版的《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中說[4]："一些文科專業的留學生，盡管在國內發表過不少"大作"，到了國外，都發現自己一下子不會寫文章了。中國學生論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滿了各種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歡將前一段提出的假設性論點不加論證地便在下一段轉換成論據。"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科學界還在糾纏于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技術性要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一些人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是在把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技術性要求，當作從事學術工作的較高標準或最高標準。至于更高的實質性的科學研究標準，還沒有成為學術界中心議題。

清華大學是中國科學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第一理工大學，是中國科學的重鎮，從秦暉的事情來看，看來經歷了反右和這兩次空前的浩劫，還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聽從權力的號令迫害、批斗別人，最終必定自食其果，或許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來還是有些人不知道，學術自由是科學賴以生存和的基礎。破壞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學術自由，只能說是缺乏起碼的科學素養的行為。

在中國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第一理工大學的清華大學，就在前不久，都出現如此破壞學術自由，如此破壞中國科學的事情，真是悲哀；

現在中國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抄襲、剽竊等學術浮躁、腐敗現象泛濫，如北大的王銘銘事件等等。這進一步說明科學研究標準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學術規范的編寫教材、撰寫綜述論文，介紹和（或）評價了最新研究成果的應該是低水平的學術研究。但連最新成果都沒有介紹的、不過是抄來抄去的教材編寫和論文，就連學術研究都不是。因王銘銘事件，我在新語絲網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還有權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晉升指標給北大的官員如系主任、學院的院長等，下面不報，教授晉升指標就作廢，這樣，官員不做任何學術研究就能夠晉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學一般只會是更差，這樣的情況，有一絲一毫的科學研究標準的影子嗎？

中國科學的重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竟然如此，這說明至少中國社會科學的ABC----權力與學術自由與科學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連科學研究標準都基本上不存在，還奢談什么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

中國的大學等科研部門中，眾所周知的是晉升職稱、獎勵等問題上，是看數量，看、專著的數量，看等級，即的刊物的等級，次要的是專家評議。而美國主要是看論文質量，看本專業專家的評價。在一個有良好科學研究標準的國家，評價科學研究的成果當然應該看質量，看成果的創造性，重要的是本專業專家的評議。中國對科研成果的評價卻是要數量、要等級，這又是中國缺乏科學研究標準的表現。

中國的自然科學方面，情況要好得多，因為自然科學不是社會科學，受歷次政治運動的毒害比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教育部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已經足以告訴我們反右和給中國自然科學帶來了什么：

傅鷹說，任何一個黨團員都是"黨代表"，不聽他們的話，就是""，""誰受得了！教授寫完了講義，要"呈請鑒核"，一個二年級的學生拿起紅筆勾勾抹抹，這個不要，那個不要，其實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黨"的。

傅鷹說，這幾年科學研究中的浮夸之風不得了。北京大學化學系一報告，就說一年內完成了一千多項科研項目。根據教師的力量與水平，一年之內完成十幾項象樣的研究就不錯了。表面上進展很快，實際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近幾年來，每年都有獻禮，獻禮應該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連次貨都不是，而是廢品。[6]

由這一類歷史資料可以看出，反右，對自然科學界的惡劣影響主要體現在反右進行了一次惡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辦法，在自然科學界短暫地全面確定了權力、政治高于科學，決定科學研究標準。中國的自然科學喪失學術自由的結果當然是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與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一樣變成了制造垃圾、廢品的活動，還使許多研究者毫無科學精神，在所謂的"科學研究"中浮夸無比卻不受到任何懲罰。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的強迫，在強迫下科學家被迫的表態，使得科學家們被迫在科學研究之外，寫一些"唯書"、"唯上"的東西，"教條"與"刻板"就這樣潛移默化地滲入了中國的自然科學。

在自然科學中，"教條"對科學研究的危害是較難感受到的。大部分的科學研究屬于常態科學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態科學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學家"教條"地對待它所依據的范式［7］，教條地進行科學研究仍然能夠產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產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條地對待科學研究工作是沒有指望的。

我以為：貧窮落后的中國，最可能率先出現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領域是理論物理和生物科學。但在理論物理方面，中國的教育、科學大環境，對產生并接受中國的愛因斯坦完全是貧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國的大學教材大多較為陳舊，追蹤科學新進展的情況遠不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此，論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為中國注重知識而美國注重創新，實際上，這標志著中國科學界相當的一部分人對科學新進展的"公認"、"確證"的要求過于教條，到了不切實際的地步，忘記了科學本身是在不斷發展的，忘記了為創新做準備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記了作為科學界的一員應當用自己的科學鑒別力去對科學新進展作出鑒別取舍，并顯示了對自己的科學鑒別力缺乏自信。

此外還讓人覺得整個中國科學界在這個問題上顯得有些麻木不仁。雖然每個人都會認為產生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是國家、民族的光榮，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真出現了類似于愛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視理論的創新經嚴密推理后推導出日后可被實驗驗證的推論的極端重要性，我懷疑僅憑兩條理由便足以拒絕接受并默默地扼殺中國未來的愛因斯坦：

1、新理論雖然來源于可靠的實驗結果，有實驗證據的支持，并且公認的理論無法解釋實驗結果。但新理論與公認的理論相矛盾，又無實驗證據確證。（在歷史上，如果不發表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理論，美國的密立根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電效應理論的實驗，并變成驗證實驗。）

2、此人是一個業余的科學研究者，又沒有碩士博士學位。（沒人會承認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學方法和科學素養的教育培養，幾乎把科學當成死的知識來傳授，錯誤地以為學生的科學基礎就只是死板的科學知識。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從查閱資料、設計實驗、進行實驗、討論、撰寫論文、文章、以及資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學程序、科學基本功的訓練，導致常常看到業余的科學愛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學素養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就貿然去解決他們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徒然浪費自己和他人的時間與精力。中國的各種教育研究雜志，在中國連科學教育ABC都沒有做好的情況下，就奢談、大談創造教育，沒有認識到中國的科學教育根本沒有把學生的科學基礎打好，還起勁地討論如何進行創造、如何教學生創造；這些雜志只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地談論如何建好空中樓閣而已，這樣的中國教育情況，又怎么可能產生愛因斯坦那樣高水平的業余研究者？

為什么只有中國獨有"業余科學家"這種現象？因為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熱愛科學，在科學研究上有創新精神，而中國的科學教育沒有教會他們起碼的科學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樣做真正的科學研究，而且導致他們沒有起碼的科學鑒別力，做出來的"研究結果"不過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鑒別不了自己的錯誤，卻自以為是創新或者是重大創新，這是中國科學教育悲哀的集中體現。西方發達國家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接受了較好的科學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國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學研究素養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就貿然地努力研究去解決他們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如解決哥德巴赫猜想，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是老實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們有"獨立"思考，有"創新"精神，有"新"見解，但略為一看他們的文章，連現有的知識都沒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學方法、不具備起碼的科學基本功，有邏輯錯誤、基本常識錯誤等業余水平的錯誤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雖然大部分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是老實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們的自由選擇，但也有一些"業余科學家"以自己的錯誤為正確，自以為是偉大的發現、是中華文明的復興的標志、狂妄自大地抨擊愛因斯坦等科學巨人以及堅持科學原則的中國科學家，還非常善于鼓動、影響媒體、官員、和非此專業的科學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國的理工科、文科分開的高考的影響，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國文科水平特別低，因此訓練出來的大學文科生特別缺乏科學素養，更不要說科學鑒別力，偏偏中國的報紙雜志，除科技方面的專業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擔任編輯、記者，當然他們很容易被善于吹噓、唬人的"業余科學家"迷惑，而且或許因為容易炒作，便進一步推波助瀾，而且，有些官員、有些非本專業的科學界人士也因為缺乏科學素養或者缺乏必要的謹慎而被鼓動，支持了這一切。結果，中國出名些的或有名的"業余科學家"，不是妄人，就是騙子。例如著名的"水變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產生根瘤，而且具備共生固氮的能力的"發現"，被中科院院士李慶奎教授和微生物學家樊慶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體上大肆攻擊他們，等等。

中國大陸在現在的情況下，由于缺乏學術自由，面對歷史悠久的"用馬列主義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如果真的萬分不幸地產生了愛因斯坦那樣的人物，他也會因為對自由的熱愛而寧愿做一個管子工，或者沿街叫賣的小販。我在大學一年級還傻乎乎地相信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到了三四年級，以我的無法與愛因斯坦相比的科學素養，以我從科學哲學、科學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學想法，我已經開始用科學驅逐在中學、大學學到的馬列主義哲學垃圾。例如：怎樣才能夠獲得真實的感性認識？的畝產幾十萬斤被餓肚子的人們普遍相信、恐怖的災難卻給大多數人形勢大好的感覺等已經告訴我們，科學的歷史證明了：前提條件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感性認識如何上升為理性認識？是靠直覺。理性認識如何被檢驗？靠直覺把握、概念所導出的個別推論與具有可重復性現象之間的對應。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等不過是最多適合于定性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廢話，根本不適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學，一旦用于自然科學必定鬧出許多笑話，記憶里面中確實也出了很多笑話。

學生在中學、大學應當的是與相結合的科學，而不是陳腐、落后的馬列主義哲學，這樣才能夠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素質。

（我曾經在北京遇到一個用馬列主義哲學否定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業余愛好者，看完他的論文和某個大學教授的類似論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為他的真誠而笑不出來。我告訴他，科學以是實驗為基礎的，你的實驗基礎在哪里？不能夠靠哲學做基礎的。你有一個牛頓的公式，但要用這個公式統一物，解釋全部的現象，必須仔細推理、，然后得到結論，全部適用，不能夠你說全部能夠套用、全部適用這一句話就行的。你不能夠說我做了這些，要物理學家做什么？愛因斯坦這樣做了，可沒讓物理學家沒飯吃。你要否定愛因斯坦，就要比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本領還要高，你從你的公式里面產生了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多的可以被未來的實驗驗證的推論嗎？一個都沒有。所以，你還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經理，別想什么統一物理學了。）

（我覺得：說"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之類的無知話語以自重的哲學家，比這真誠的業余愛好者還不如。正因為的非常缺乏基本科學程序、科學基本功的訓練，卻有這些無知的話語反復灌輸，中國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業余科學愛好者。）

中國的科學傳統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實孱弱。一方面，由于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和運動的，對創新的"確證"、"可靠"要求過高，不切合科學研究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中國本來就不存在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傳統，科學傳入中國后，由于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耗資巨大，由于中國的貧窮落后，中國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難于象歐美各國那樣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導致中國人特別缺乏全面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意識而不自知，在需要自發地獨立進行嚴格、全面、系統的實驗的地方，卻特別容易疏忽這一點。

大約二十年前，全國的"特異功能"研究熱集中地展現了中國科學實驗傳統虛弱的悲哀。在當時，"特異功能"并非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但熱及全國，經久不退，則顯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時疏忽了實驗發現并非是有了"眼見為實"的實驗現象就夠了，科學實驗要求的是全面、系統的實驗去確立實驗發現（可重復性只是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異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對科學實驗必須具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這就是反對科學的堅實根基，連最起碼的科學素養都沒有，沒有資格說是科學研究。

而反對者們[9]也大多不知道以嚴謹的科學研究標準去反對，只是以馬列主義的大道理去壓人，導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滿和反彈。如果沒有后來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標準來反對并成功，這場大爭論就會成為中國科學的莫大悲劇。

我曾經看到過一個報道：（中央電視臺采訪朱麗蘭時的報道，時間已經忘記了。）中國的科學家率先發現了一個實驗現象，但在此基礎上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并最后獲得諾貝爾獎的卻是外國科學家。一個實驗發現，和經過全面、系統的實驗得到的重大發現，在科學上的價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國在教學、科學觀念、體制及基礎等方面上不能更進一步，這樣的情況還會重現。

現在，中國科學的浮躁和腐敗在全面蔓延。張頌之在《學術腐敗的根源》[10]中說："當代中國學術界的腐敗現象已是有目共賭（賭即睹）的現象，……數十年不斷的社會政治運動及意識統一與控制，可以說把知識分子的靈氣與良知都改造了。這方面的影響多年來已有人注意，如對于學術的扼殺及扭曲等，但是對于思想統一于意識，所塑造的學人道德的淪喪，卻注意不夠。……在黨性原則失范的今天，幾乎是道德真空地帶的學術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強性束縛，也沒有內在的學術規范以自律。假冒偽劣就成為學術界在經濟的大爆發。……其次是現行的學術體制自身的弊端。我們的學術體制無疑是教化的產物與機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領導。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今天，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寶。各單位似乎都制定了種種量化標準，諸種行為數量化。……如果說我們今天有學術規范的話，那最基本的規范就是不要違背經旨。經學要求不貴創新，資助了抄襲之風。"

這樣低下的科學研究標準，必定導致科學水準的下降。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1999年度中國的競爭力排名從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報告，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學鑒別力

科學學的創始人J.D.貝爾納曾經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討論過各國科學的特點[11]："英國科學的特點是……特別講求實用和類比。英國人的一個缺點是他們幾乎完全缺乏有系統的思維。英國人的在容易解決的科學問題中最容易奏效。法國科學從未失去過其出眾的特點--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闡述。美國科學特別帶有個人主義的特征……。印度科學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實驗方法別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獨立進行工作時極端不可靠和缺乏鑒別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國科學和美國科學的缺點，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過于繁瑣、故弄玄虛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況下，也缺乏鑒別力和精確性。"

J.D.貝爾納對未來中國科學的期許最高："只要有了表現在中國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種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對科學發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重讀貝爾納對各國科學特點的討論，尤其是看到貝爾納對中國科學未來的美好預言，與中國科學的現狀相比，如此天壤之別的差距，真讓人心情沉痛。貝爾納對日本科學缺點的評價可以原封不動地套在中國科學上。這一切是為什么？為什么中華文化的特點：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沒有能夠表現在中國科學上？當然，本文前面的闡述已經是部分性的回答。貝爾納如此看重"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學研究中，"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學研究的標志，有分寸感意味著相當高的鑒別力，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必須運用、非常重要的科學鑒別力，對科學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評價和把握能力。

貝爾納評價蘇聯科學的"一個大缺點是沒有足夠的鑒別力，不過這也是意想得到的。鑒別力是由長期經驗和歷史悠久的學派所培養出來的。缺乏這種鑒別力是熱情的年輕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時間和經驗才能把它糾正過來。"

就從丁文江創立地質調查所開始，現代科學傳入中國已近百年，時間和經驗累積已經不能說還少，但中國的科學仍然顯得鑒別力低下，表現如：對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進行客觀評價，而是進行自我拔高（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在處于"常態科學"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許多領域，大談哲學而不是老老實實地探討科學、技術的成果與問題，基本上不過是故弄玄虛而已（美其名曰"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或說是做學問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學指導或有哲學出現，卻不知道或躲避這一點：沒有創新，學問和哲學再高深也不過是鸚鵡學舌。）；還有一些更惡劣的現象如：自以為得意地創立了"××學"、"×××學"、"××史"、"××論"等等，卻并無扎扎實實的創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簡單的列舉分類，當然，這在中國的人文社科中比較普遍，但中國的自然科學中也存在這種現象；還有，一些人為評職稱而大量制造學術垃圾論文、專著，以致于泛濫成災，可那些學術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會遇到嚴厲的批評而使他們的學術信譽、科學信譽大減，這些學術垃圾反而幫助他們甚至使他們獲得獎勵和職稱，等等。關于這些方面，新語絲等網站有較詳細的資料。

至于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鑒別力非常低下，幾乎不存在，但還有極少數人正常地從創新出發，評價中國人文學科喪失了原創力，認為中國的文科雖然"論文""專著"泛濫，但把一個小問題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創新的都很少。

學者、家進行科學，決不是一些人所以為的，和巫術一樣，是由科學家所做的、象巫師那樣呼風喚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給科學家一大筆錢，科學家們拿出一堆誰也看不懂的論文專著。它還不是工程建設，給了錢，給了設備，給了擁有充足知識的人，就能夠保質保量完成某項工程建設任務；更不是大多數人以為的科學家坐在實驗室的儀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實驗，實驗結果出來了就是科學發現。在人文學科、科學中，科學研究、學術研究也絕對不是某些人以為的抄許多的書，集中在一起，符合學術規范的就是研究。（說這樣話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學研究、學術研究。）

實實在在地說，只有創新以及與創新有關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學術研究，如：發現新的實驗現象，提出新、解決未嘗被解決的新、老，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對水平低得多的一些與創新有關的必須進行的研究也是科學研究，如：科學中發現新的實驗現象后，別的科學家必須做重復實驗，以進行驗證工作；還有必要的評價：如指出新的創造所存在的優點、缺陷、問題，還有必要的綜述，等等。但知識復制，如教學，如在非常盛行的抄來抄去以拼湊論文和著作，這就不是進行科學研究，學術研究。

在科學研究的創新中，是經常要運用科學鑒別力來作出判斷的。如在科學實驗研究中，會經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數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數能夠出成果，極少數會引導到巨大的發現。一般只有科學鑒別力很高的科學家能夠敏銳把握住機會，也不會被令人激動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實驗或理論方面的科學研究中，選題，以及做怎樣的實驗來驗證理論，實驗中出現的現象是否是真的發現，進行理論研究時需要判斷理論的經驗基礎是否堅實、邏輯推理是否嚴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義、價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義、價值如何等等問題，都需要科學家運用鑒別力作出判斷。

在科學史中，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楊振寧、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的設想后，女物家吳健雄領導了一個實驗小組，要通過做實驗來驗證，在一次實驗中，由于儀器故障，實驗結果大大出乎意料，否決宇稱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為激動，主張報告，而吳健雄則正確判斷是儀器故障而未報告，顯示了吳健雄極佳的鑒別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體輻射時想出了已經被實驗驗證的正確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卻很不滿意，從科學的標準出發，對自己的公式的價值作了很正確的鑒別評價："但是，即使輻射公式絕對精確的可靠性被認可，只要它僅僅具有由僥幸的直覺所揭示出來的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達出比形式意義更多的過程。由于這種原因，正是在我系統闡述這個定律的時候，我開始全力以赴地賦與它以真實的物理意義。"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義的量子論。

普朗克非凡的科學鑒別力，使他繼續努力，終于得到了意義深遠的偉大發現。

當然，因為缺乏科學鑒別力而在科學界鬧笑話的也不少。倫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發現X射線后，曾有法國人發現了（實際上并不存在的）N射線，還獲得大獎，最終的研究結果發現，所謂的N射線不過是心理而已。也有一個日本人突發奇想："螢火蟲不也是發出熒光----射線嗎？于是進行實驗后，煞有介事地報告：螢火蟲能夠發出射線，導致底片產生陰影。其他科學家重復實驗后指出：螢火蟲產生的氣體（至少部分地）導致底片產生陰影，并不是螢火蟲發出射線，使得這個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為丟臉。

科學鑒別力在人才的發現、選拔和創新成果的傳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鑒別力的。的科學研究是職業化的研究，受科學研究組織的影響相當大。科學的繁榮主要依靠進行研究的正式的學術機構和非正式的學派的昌盛，正式的學術機構和非正式的學派的興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創造的大學者，運用其良好的鑒別力鑒別年輕人的創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創造的年輕人，為富于創造的年輕人提供進行科學研究的良好環境和條件，替補年老的、創造力衰退的學者，并為后來者提供榜樣，激勵學術領域的新人努力創造，這樣，學術機構和學派才能夠保持活力，不斷創新，而不是暮氣沉沉，尸位素餐。

科學創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創造為基礎的，否則很可能是毫無意義的重復或者因為忽視、沒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經被解決的老問題，而科學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創造有重大價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創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視；而錯誤的結果、觀點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覺而引用為研究的基礎，因此需要大師們進行鑒別、討論、推重，寫綜述，作評論，并影響鑒別力較低的學者，以利于科學研究。

在中國，如此重要的科學鑒別力，理應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驗的累積穩步提高，但為什么中國科學的鑒別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學鑒別力作為一種對科學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把握能力，可以說是個人或整體運用科學研究標準而表現出來的，良好的鑒別力的前提當然是中國科學要有良好的科學研究標準，在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退步、低下，中國科學界實行等級化的量化考評的制度，同行評議非常缺乏的情況下，中國科學肯定不能夠表現出照理說是本應具備的良好鑒別力。

那么，如何促進中國科學的進步？

一言以蔽之：難。叫喊得最響亮、幾乎延續了十年的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規范討論只是重新打學術規范的基礎，很重要，但對于提升中國社會科學其實幾乎沒有用處。如果學者沒有自己的創新，論文中再規規矩矩、巧妙聰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過是符合學術規范的抄襲，它與不合學術規范的抄襲，都是抄，唯一的區別只是技術上是否遵循學術紀律的底線規則。其實，中國的嚴肅、認真的學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轉折點，是妨礙中國進步最大的難關，它給中國知識界的進取心、創新、信心、勇氣、朝氣等都打擊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導致中國科學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難關，它使人文學者、科學家喪失了勃勃朝氣，連自然科學都沒有例外。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沒有解決這個關鍵問題，也不進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卻指望通過自以為是的量化（等級化）考評、獎勤罰懶的辦法來提高中國科技水平，但這卻是導致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下降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任何過科學的人都能夠理解：在科學中引入數學（定量化）是為了得到精確的知識，它的前提當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確。量化（等級化）考評的前提是：對學者、科學家的論文等工作成果的評價，定性準確。但對科學家、學者的富于創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定性的準確評價都很難，因此，學術成果、科學知識的創新是很難進行量化考評的。普通的學者，往往十幾年、幾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創造的意義、價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師才能夠迅速地鑒別、鑒賞第一流的創造，例如偉大的愛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確實清楚他的三篇論文的意義、價值。在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流大師還沒有產生。

在中國缺乏高水平鑒別力的一流大師的情況下，對學者的科研成果的評價連做到定性的準確都很困難或沒有做到，那么中國的學術機關，沒有對學者、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定性的評價，沒有以定性評價為基礎，進行定量的量化考評，就只不過是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學研究水平不同、質量不同的論文、專著，當成是質量相同的論文、專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撿到（核心刊物的）籃子里面都是菜"，這就是鼓勵濫竽充數。

本人對此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的思考結果簡潔地說就是：以趨利避害的理性人為前提，加上兩個前提條件：一、每個人總是對自己的成果略微高估，對別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夠估計出學術刊物中本專業較低水平論文的水準和編輯、評審對論文的偏好；二、雜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續地辦，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評制度是自動地把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看質量高低，只看作達到此等級雜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嚴密推論出：1、理性人的最優策略是盡量多做達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發表達到學術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論文，最差的策略是盡量做自己能夠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這個制度既是自動認可學術垃圾和學術腐敗的制度，也是自動緩慢地降低技術水平和鑒別力的制度（注意：直接于工農業等產業的工程技術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運用于各個產業的工程技術實用性強，有可能做到能夠根據某項創新的具體應用情況，如增加的效益等進行定量考評，這樣的量化考評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國工程技術領域的進步的）；3、如果學者人數不變的同時，學術刊物、出版社數量增加，學術水平、科學水平將下降更迅速。如果學術刊物、出版社數量不變的同時，學者人數增加，學術水平、科學水平將緩慢上升。當然，在科學、科學和人文學科推行這一政策的結果必定是：中國科學的論文和專著數量有了大增長，質量和總體水平卻大幅度下降。就象當年中國的那樣，糧食、鋼鐵產量高得驚人，但卻不是虛報，就是將大量的廢鐵當成鋼鐵，結果鼓勵產生的或逼迫產生的廢銅爛鐵特別多。因此，在自然科學、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學中的工程技術領域中，量化考評制度必須盡快廢除。

當然，量化考評制度的優點是簡單、經濟，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學很重要的大專等級的大學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實行這樣的制度。

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流行的砸鐵飯碗的改革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如果學者們還是端鐵飯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還會有比較多的優秀學者堅持研究質量高于數量，一個創造性成果高于許多重復性、低水平結果這樣的常識的。但砸鐵飯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評制度同時實行，生存或者毀滅（出版或銷聲匿跡）的壓力迫使學者們只能夠做低水平的研究，多發表低水平的論文、專著。

量化考評制度對中國科學的危害幾乎已經成為共識，但國際互聯網和學術雜志上卻還有辯護聲，認為量化考評當然更加精確，最新的辯護是來自吳志攀(北京大學副校長)，他在《文科學科制度評價標準的幾個》[12]中說："從適合于文科學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學科成果計量化，統計和計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計量化才能客觀地衡量學科發展，才能與同國際同行進行比較。……有些高校，為了提高在SCI的數量，采用"工程化"的來進行（例如，"千篇SCI論文工程"）。從中的數量與質量的辨證關系來看，促進數量，來提高論文的質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復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統計和計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促進數量，來提高論文的質量"的理由和邏輯，吳志攀在文中沒有拿出任何經驗的證據，也沒有從公認的前提出發做任何論證，就想當然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定性的正確是精確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學"、"精確"的？促進數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導致降低論文質量的結果。中國現在的情況正是論文數量多了，科學水平卻下降了。當年中國的時期，也是糧食、鋼鐵產量高得驚人，但卻是虛報，或將大量的廢鐵當成鋼鐵。這對中國的危害已經是眾所周知。本人當時覺得很奇怪，如果這是幾百字的短文，只是說一下自己的觀點而不作論證，那還正常，但這是幾千字的文章，不應該這樣。筆者不由得想起錢寧在《留學美國--一個的故事》中說的話："一些文科專業的留學生，盡管在國內發表過不少"大作"，到了國外，都發現自己一下子不會寫文章了。中國學生論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滿了各種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歡將前一段提出的假設性論點不加論證地便在下一段轉換成論據。"但吳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況還算可以，不知道他為什么會這樣寫，或許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國文科學者寫論文時極其容易犯的錯誤吧。

中國實施量化考評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雜志上與國際互聯網上的討論認為可能有這樣一些原因：中國科學要與國際接軌。大學教授是鐵飯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卻在外面兼職掙錢，因此要量化考評；晉升機會有限，教師之間相互評比矛盾大，必須如此。外行領導不懂學術、科學，就搞這樣的辦法，自己既輕松，又能夠表現功績，等等。

但這樣一些（善意的解釋）原因與它給中國科學帶來的危害相比，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難也能夠克服。在我看來，量化考評制度之所以實行，是因為有關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都獲得利益的結果，只有中國的科學技術以及富于創造力而又堅持科學研究原則的研究者還有碩士、博士研究生--中國科技的未來受到嚴重傷害。這個制度讓領導者既輕松舒服，又能夠用數字表現其領導下的政績，領導者的上級也一樣。而科學家、學者的人事權是在單位領導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員，在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的改革的旗號下，幾乎快變成一年、兩年、三年任期的臨時工了，既然無力與這樣的考評體系抗爭，也不可能與掌握自己聘任、升級、解聘權力的領導相抗爭，那就只能夠適應現實環境，多研究、多寫、多發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實實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務，就聰明巧妙地進行自我復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襲，反正中國任何的大學生一進入大學都至少要受到抄來抄去的教科書的抄襲，這樣一個量化考評制度又是自動承認這一切的制度，就進一步地獎勵、鼓勵了這一切。

結果，目的是提高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量化考評制度就導致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從趙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墮落與中國的學術腐敗--從學術打假談起》[13]一文來看，趙平波認為"……把學術研究等同于制造產品，既有數量要求，也有"質量"要求，全國一級刊物以上，最好是國際SCI收錄。這種"學術產業化"的要求不逼著人搞學術腐敗，那才叫奇怪。"還有，科技界流行的、國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容易獲得研究經費，……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評獎，"……"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不評"，"中國的學術腐敗更嚴重地表現在"大錢不評"。院士等學術精英們拿了大錢，無人能評，也是無人敢評的"大項目"，……具體生產出來的"成果"卻是沒有研究經驗者的研究生或們的偽劣之作。"趙平波還詳細講述了它對中國研究生培養和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當然，中國的研究生教育的質量下降必定會進一步降低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他的最后的某個結論本人并不贊成："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們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顯然，他們對中國科技競爭力的下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筆者認為，中國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潔中國的學術環境。"

本人不贊成趙平波的最后的一個結論，也不贊成在上見到過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學家欺騙政府》（記憶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觀點，原因在于：本文貫穿始終的闡述，一直在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至今還缺乏學術自由以及帶來的惡果，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中國還未能夠建立保護學術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國仍然是官員的權力凌駕于科學研究標準之上。惟有中國大陸才出現得了這樣的事情：一個官員，就憑著他是學校的領導，就能夠說：我們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們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這樣的混帳話語，在中國的香港、都是不可能出現的，更不用說在美國、歐洲。本人剛看到這樣的話時，第一個反應是勃然大怒，而仔細思考后發現，他有意無意地說出了中國科學技術管理體制的真相，說的是真話。中國的學術管理體制就是這樣混帳、弱智的管理體制。

張五常在《衡量學術的困難》[15]中說："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GaleJohnson關于升級的衡量準則。……到最后，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師怎樣說，不會有人反對。」"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確實，大師們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資料表明：在科技發達的西方，如美國、德國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學，是由大師們決定學者的升級、聘用等的。而在中國，眾所周知，這是由主管學術機構的官員們決定的或者是由官員們所決定的學術委員會來決定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官員確實擁有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所擁有的學術權力，從學術權力上說，他們確實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國的官員們能夠承擔好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所承擔的學術職責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們能夠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處于領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夠憑著自己的科學鑒別力選拔同樣富于創造性、能夠接替自己的優秀人才。但誰都知道，中國的官員們根本承擔不好、承擔不了這樣的職責。因此，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責任，首先就應該追究擁有最大的學術權力的官員們的責任。但要追究官員的責任，他們會覺得非常冤枉，因為他們的不應該擁有的學術權力，是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體制導致的結果。因此中國的官員們根本不應該有這樣的學術權力，學術權力必須歸學者。因此中國的官員們，真正必須進行的改革是向西方，把學術權力歸還學者。

在中國較為普遍的選拔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擔任學術機構的長官的辦法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學術大師擔任官員后必定缺乏時間與精力進行學術研究，就會逐步離開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創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創造性的，不一定一直會如此；科學已經發展到了專業繁多的境地，幾乎沒有人能夠同時精通多個領域的研究，一個領域的專家對同學科的另一個領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這樣，又會使他們承擔不了這樣的職責。從學術權力的來源來說，中國這個辦法，學術權力來源于政治權力的授予，最后的決定權還是來源于政治權力，因此還是不好的辦法。

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們所擁有的學術權力來源于在學術活動中形成的學術權威，韓水法在《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16]中較詳細地介紹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制度：教授職位固定而且開放，教授（教師）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別談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選的決定權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體教授（師）手中。另外有人介紹，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的獲得沒有名額限制，只要有足夠的創新與水平，都能夠獲得。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在教授們珍惜自己的學術機構的聲譽的前提下，每個教授的學術權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項如聘用人員、人員升級，就要對其專業成果進行民主討論，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就會憑著非凡的創造和高水平的科學鑒別力，進行高水平的評價、鑒別，建立或進一步地增強學術權威。至于同學科非本專業的大多數教授，雖然不能夠精深掌握被討論的成果的專業知識，但還是能夠基本理解那些知識與大師的評價，最起碼能夠理解大師以及其他人的評價，并清楚作出這些評價的理由是否成立。這樣，大多數教授的投票是受學術大師的，學術大師的學術權威就正常地轉變成了學術權力。而且，一個大師、教授，如果不再進行研究，不再有創造性成果產生，學術威望、說話的分量就會下降。

在這樣的一個制度環境下，同行評議、學術共同體、良好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了，學者們的最優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創造性的研究，誰還會拼命制造學術垃圾？困擾中國科學技術的大問題：有數量、低質量甚至沒質量就得到了解決，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低下的幾個原因：缺乏同行評議，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缺少學術共同體，缺乏學術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關鍵的制度上得到了解決（如果仔細分析這四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中國的科學技術就會逐步進步。

一種制度、體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勵和約束，決定人們取得什么種類的技能和知識、采取何種行為以獲得最大的報酬，決定被淘汰的行為、知識、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強制個人和組織適應并重新學習的機制，能夠使得整個社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獎懲，人們執行制度時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級、獎勵、懲罰直至解聘，人事權力也是對事業影響最重要的權力。

所以，中國的學術浮躁與學術腐敗盛行以及科學技術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權力緊緊抓住對中國科學技術至關重要的科學家、學者的人事權不放手的必然惡果。而且，中國的缺乏學術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導致很難對學者未良好承擔學術責任提出良好的職責要求和道德評判。

決定中國科學發展的制度必須采取西方早已實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辦法。

本人偶然在新語絲網站上看過一篇文章，介紹美國的人文學科雜志中評論和書評很多，占大約五分之二。本人認為：這是美國科學研究標準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科學雜志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有許多客觀、高水平的學術評議的話，確實能夠全面提高中國科學的科學研究標準和鑒別力，但這要求出版自由為前提，美國有，中國卻沒有。

中國能夠看到的學術評議，不外乎三大類：說好話的，不痛不癢的，具有殺傷力的學術批判，卻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學術評議。因為高水平的學術評議基本上只會是高水平的學者對高水平的學者進行學術批評，雖然這樣確實能夠逐步提高中國科學水平，但他們愿意這樣做嗎？在沒有出版自由的環境里，別人出版論文、專著很難，說真話也拘束，不能夠暢所欲言，編輯、評審也要對一些文字進行斧正。這樣的一種情況，誰的日子都艱難，高水平的學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學術批評，給其他的處于困難中的高水平學者添亂。

依靠科學家的個人努力和夾縫中的機會能夠偶然獲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絕不可能出現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還是老老實實地把科學的基礎打好吧。

中國何時才能產生一大批杰出的創造性人物和創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對此能夠有所裨益。

真正的學術自由，徹底否定、認真反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運動，而不是破壞科學的基礎和發展，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棍子；

中國科學需要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民主，歷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政治權力高于科學研究的遺毒必須肅清，不能夠由政治權力決定科學研究標準，必須由學者自己決定、重建科學研究標準，重視創新，科學才能夠得到發展。大學要以教授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進行創造立足于經驗基礎，注重嚴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實驗驗證的預見，而不是堆砌新名詞、使用不嚴密甚至虛假的學術詞語嘩眾取寵；

進行實驗研究時重視理論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統的實驗，而不僅僅是注重可重復性以及得到一個實驗發現甚至僅僅重復外國的實驗就滿足；

有了這些，或許中華的科技就能夠在更高的科學研究標準上發展。

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與注釋：

1、愛因斯坦：《西方的基礎和古代的發明--1953年給J.E.斯威策的信》，《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P46，此話根據商務中譯本，劉華杰提到李醒民認為末句翻譯有誤，本人贊同，此處引用時已根據李醒民的提示改正。原文：

AlbertEinstein(18793/14-1955)

\"developmentofWesternsciencehasbeenbasedontwogreatachievements，theinventionoftheformallogicalsystem（inEuclideangeometry）bytheGreekphilosophers，andthediscoveryofthepossibilityoffindingoutcausalrelationshipsbysystematicexperiment（attheRenaissance）．InmyopiniononeneednotbeastonishedthattheChinesesagesdidnotmakethesesteps．Theastonishingthingisthatthesediscoveriesweremadeatall．\"

2、「軸心突破」的觀念是1949年雅斯貝斯（KarlJaspers）在《的起源與目標》中首先提出的。

3、朱學勤：《被遺忘與被批評的--答楊念群先生》，來自論文集《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1999，P160~161或《被遺忘與被批評的--答楊念群先生》，發表于廣州《與傳統》1995年12月號

4、錢寧：《留學美國--一個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P126-127

5、新語絲網站[]向來對重要的學術腐敗都要查核，因此本人憑記憶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語絲網站因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不能夠上，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尋核實均無法成功，無法給出具體網址。

終于查到了，但是現在又上不了，是Black：《北大的苦衷：王銘銘事件的背后

6、轉引自：葉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版權頁遺失，因而不全）

7，常態科學、范式是托馬斯·庫恩的用語

8，科學界的支持者之首：錢學森。錢學森一直被認為是中華第一流科學家，但這一切只是因為國人從技術的角度看待科學的結果，實際上，錢學森只是世界一流的技術專家，從科學的角度，審視此事件和錢學森一些公開發表的論文，他只是一個不太懂科學的科學家。

9，反對者之首：于光遠。

10，張頌之：《學術腐敗的根源》，查詢時間:2002年6月28日

11，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商務印書館，1982，P281~298，陳體芳譯

12，吳志攀：《文科學科制度評價標準的幾個》查詢時間:2002年6月28日，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13、趙平波：《院士的道德墮落與中國的學術腐敗--從學術打假談起》

14、謝泳：《好與壞教育》，查詢時間:2002年6月28日

15、張五常：《衡量學術的困難》，查詢時間:2002年6月28日

16、韓水法：《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讀書》，2002年第3期，P1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