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電視節目的故事性發展趨勢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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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視法制節目的歷史發展進程和觀眾意識形態的現實要求看，再走“以案普法”的老路已經行不通了。電視法制節目應該回歸其媒體本性，以節目生產者和銷售者的眼光來考量自己，找準定位。

一、曾經的風光不再依然

電視法制節目誕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伴隨著中國的普法進程，法制節目如雨后春筍，從一開始的“法條讀解”到90年代的“以案釋法”，觀眾如饑似渴的從法制節目中學習法律知識，接受“啟蒙式”的普法教育，這使得電視法治節目在熒屏中風光無限。

然而，進入21世紀，觀眾的法制意識普遍提高，法律已經從先前的教條能動地進入人們的實踐活動，過去的那種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宗旨的電視普法已經作為一項歷史任務階段性的完成了，觀眾不再滿足于從節目中單純地獲取法律知識。這個時候，電視法制節目開始了形式上的求變。直擊偵破現場、展現庭審交鋒、推理探案、以法斷案等各種形態的電視法制節目競相出現，讓觀眾目不暇接。而這些形態各異的節目仍然擺脫不了一個本質上的共同點，那就是“以案普法”。這種換湯不換藥的節目很快讓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幾年下來，觀眾從形態上的喜新到本質上的厭舊，口味的急劇變化讓編導們無所適從。

二、突圍之路壁立千仞

法制節目如何突圍呢?這需要對目前的各類法制節目做一個理性的分析。

曾幾何時，再現偵破過程讓人們如癡如醉，庭審直播節目甚至帶來了萬人空巷，但很快都歸于沉寂。究其原因，是那時的觀眾對公安破案知之甚少，對法庭審案更是不識廬山真面目，所以競相一睹為快，強烈的獵奇心理讓觀眾對這類節目情有獨鐘。遺憾的是，大量的、真正能引起觀眾強烈興趣的公安技偵手段是不能被披露的，能夠披露的就那么幾招，觀眾熟知以后也就淡如涼水了；而中國法庭的庭審程序又是那樣高度的議程化，觀眾已從法庭上那種與自己毫無關系的你來我往的交鋒中昏昏欲睡。推理探案、以法斷案的節目也因為上述原因不被看好。

目前那些純粹的泄憤式“曝光”節目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已經不再作為法制節目的主要形態。究其原因，第一，它雖然符合傳播學中的“減壓閥”理論，能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起到疏導社會緊張情緒、引導社會輿論的作用，但法制節目曝光卻有它角色上致命的弱點。法制節目訴求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曝光所觸及的對象是法官、檢察官和警察，過多的曝光節目在釋放了社會緊張情緒之后所帶來的又是社會對價值判斷的紊亂。第二，曝光所針對的群體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收入低下的社會弱勢人群，這樣的群體現在已經不是社會的主流群體。當前，人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在認識、分析和接受事物上更加理性，過多的“曝光”類節目很容易使他們產生厭煩情緒。第三，從采訪的難度上，采訪對象已經有了較為明晰的保護意識，采訪難度空前加大，再加上當事人頑強的事后糾纏能力和“滅火”能力更是讓相關編導欲哭無淚。看來，“曝光”類的法制節目也是時過境遷了。

由熱線派生出來的法律調解類節目，試圖通過媒體的輿論力量為觀眾解決問題，這種“三貼近”的節目理應受到觀眾的歡迎，但通過一些電視臺的實踐得出的結論卻是“剃頭挑子一頭熱”。這樣的節目所涉及的問題大多是求助者的私人問題，與百里之外的其他觀眾沒有多大關系，因此，這類題材的關注對象只是那些與問題有利害關系的極少數人群，大多數觀眾只能是冷眼旁觀，最終會逃離整個節目。再加上媒體畢竟不是調解組織，調解的法律效力受到輕視，記者所能感受到的只能是毫無意義的摻和，這樣的欄目最終會失去公信力和權威性。江蘇衛視的《超級調解》雖然一度受到歡迎，但它的走紅不在于問題的解決，觀眾關心的也不是問題的解決，而在于當事人的命運悲喜和情感糾葛，所以，《超級調解》最終也被《人間》所取代。

三、講好故事再顯風采

對現在的觀眾而言，除了在不必集中精力的前提下獲取必要的新聞信息和娛樂需要之外，還有什么東西能讓他們長時間停留在某個特定的電視頻道和欄目呢?一個不爭的局面已經出現，那就是講故事。講故事已成為當下最受追捧的電視節目。因為中國人歷來就喜歡聽故事，從遠古神話、明清的話本到今天的小說電影電視劇，老百姓全神貫注，從故事里尋找自己心中的感動、同情、歡喜、悲傷、鄙夷和憤怒。江西電視臺《傳奇故事》迅速走紅；央視《經濟與法》在改版后以“講故事”為宗旨成功實現收視翻番；《社會記錄》同樣如此；火暴熒屏的江蘇衛視《人間》無一不是在講述一個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真情故事。

長期以來。法制節目重在普法的觀點限制了我們的思維，從而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半步。其實，法律已經逐步從法制節目中淡化。時代變了，改革開放使中國的老百姓富了起來，教育(包括普法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人們不再冷靜勢利，不需要太多的法律指點和生活提醒，他們更喜歡的是同聲一哭或者同聲一笑。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法制節目帶給觀眾的就不能再僅僅是生硬的法律條款，而是一聲感嘆，一點感悟就足夠了。

淡化法律不等于不要法律。任何一個與案件有關的故事都與法律脫不了干系，關鍵是要變過去的“法律先行”為“故事先行”，在故事中點擊法律，把說案件變為說人，將法律的傳播由直接變為間接，讓觀眾在聆聽人物故事中感受法治。我們姑且把這樣的節目形態稱為“故事說法”。

四、故事說法重在選題

講故事重在選題。編導們從誰是誰非中解脫出來之后，又遇到了選題的苦惱。

長期以來，法制欄目的選題來源無非以下四種:一是經法院審理完畢的民事案件；二是公安題材的案件偵破；三是法律援助類的節目；四是對社會熱點、新聞故事的法律解讀。

在幾年前，我們只依靠前兩類題材就可以牢牢地控制觀眾的眼球。但是現在，受眾的味蕾已經被空前激烈的電視競爭培養得更加挑剔，法庭上的控辯交鋒，天網下的小蟊賊顯形，再也提不起他們的收視興趣。大案報不了，小案如雞肋。那些具有爆炸性的執行(執刑)現場、緊張刺激的偵破現場，不是拍不到就是被政法部門拒之門外，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政法的選題挖掘，力百倍而功甚微。

傳統題材成色漸失，需要編導們另辟蹊徑。《社會紀錄》《傳奇故事》等欄目講述的大多是市井逸事，凡人小事，但都有兩個共同點:一是情節曲折動人，二是值得人們的廣泛注意。而恰恰這樣的選題寥若晨星。《傳奇故事》有專人周游全國精選選題，一次在青島電視臺《新說法》欄目中選題時，在全年312期節目中只選中了兩期，這充分說明好選題實在難得。

把“讓百里之外的人有足夠的興趣”作為選題的第一標準，一些悲歡離合的故事、一些家庭倫理糾紛、一些民間奇事進入我們的視野，而鏡頭所觸及的是案件背后的愛恨情仇。公務員之家

就安徽本土而言，很難滿足每天一期的欄目對好選題的需求。從全國各地交流而來的被稱之為“外稿”的節目反而能獲得高于自制節目的收視，就因為題材好。只要故事本身好看，觀眾并不介意它的發生地，選題的地域性和本土題材的接近性已經顯得不那么重要。與其畫地為牢，不如放開全國視野。

“故事說法”作為一種新的法制節目理念已經成為當下紀實性電視法制節目的現實選擇。我們應該從“法制節目必須說法”、“案件調查必須說案”、“舉案說法”、“以案普法”等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呈現給觀眾，講述當事人的命運悲喜和情感糾葛，讓觀眾在喜怒哀樂中不經意的受到法律的熏陶。只有這樣，才能讓觀眾在為主人翁而動容的同時，也為法制節目而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