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主義殊途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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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中國影壇，因為其特殊的時世背景，為中國導演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紛紛登場亮相的機遇，特別是60-7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導演如雨后春筍，紛紛出土發芽，盡管他們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機遇本身所規定的制約，使他們的影片很難在整體上對中國電影的藝術觀念和人文觀念產生震動性的突破，但是他們在電影的視聽語言、電影形態、電影修辭風格等方面，卻為中國電影注入了勃勃生機，而在這些影片中，由張揚執導、西安藝瑪電影技術有限公司和西安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的《洗澡》則具有更特殊的意義，這不僅僅因為影片在加拿大、在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獲得了各種大獎小獎，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90年代末期國際/國內背景中國家權威意識與西方的"東方主義"殊途同歸的文化樣本，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熱烈莊重的新生代導演長大命名的成人儀式。

父與子：戀父認同

任何變革的時代都是屠格涅夫所描繪的"父與子"的沖突時代，而任何變革時代中的新一代成長都是以弒父情結為心理驅動的。應該說，80年代，在第五代電影中，作為一種精神依托的"父親"形象就已經悄然退場，陳凱歌、張藝謀在《黃土地》中所塑造的那個蒼老、滄桑、愚鈍的父親形象正如同羅中立那幅經典油畫《父親》中的形象一樣，是對"父親"/傳統的一種含淚的追憶和無奈的告別，小憨憨與父輩們的逆流而動，正像喻了與過去的艱難而執著的決絕。進入90年代以后，當第五代解開了那個曾經讓他們神采飛揚的俄狄浦斯情結而不斷出席各種國內外的加冕儀式的時候，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更年輕的一代電影人則開始了新一輪的電影沖擊，在他們的影片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達出一種"父親死了"的空洞、絕望和尋找"父親"的迷惘、努力。

先是阿年在《感光時代》中，敘述了一個在物欲現實中青年人的成長故事，一個與商品社會格格不入的藝術青年在"父親/精神"和"母親/物質"之間進行著艱難的拒絕與認同，在那個教育他成長的"父親"一樣的老人死去以后，這位青年也告別了那個試圖豢養他的"母親"一樣的款姐，最后成了一個孤苦無告的流浪者；路學長更是在《長大成人》一開始，就借用唐山大地震來隱喻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時代的降臨，直到故事結束，一對青年男女還在繼續他們尋找早已失蹤的父親式的"朱赫來"的心路旅程。新生代電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現了一群沒有父親庇護、也沒有父親管制的青年人那種飄蕩和游離的迷惘和狂亂，處處洋溢一種沒有家園和憩居的青春驕傲。也許正是這種"無父"的流浪使新生代電影具有遠遠超過其商業價值乃至藝術價值的文化價值。

但是，在張揚1999年導演的《洗澡》中，那個被告別、被遺忘、被丟失的父親卻重新款款登場，而且不僅是以一種家庭身份出場，還以一種文化符號出場，在影片所提供的父與子的沖突中、父與子的隔膜中，最后以子對父的全面認同而結束了敘事。影片中的父親老劉（朱旭飾演），是一位"澡堂"老板，不僅外貌造型慈祥、溫和，而且性格開朗、豁達，倔強但通情達理、與人為善，敘事極力回避"澡堂"作為經營實體的經濟運作和金錢效益而極力渲染"澡堂"對于社區、對于遠親近鄰的親和作用和凝聚作用，"澡堂"似乎是一個供人們共享天倫之樂、人情之樂的大家園，而老劉就是這個家園的家長。不僅各種各樣性格各異、年齡各異、身份各異的人都能在這里得到快樂，而且即便是二明（姜武飾演）這樣的傻兒子也能夠在這一世外桃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父親的寵愛。這似乎更像是一個老少咸宜、婦孺同樂的人間天堂。

而影片中唯一與這個天堂般的"澡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老劉的大兒子大明（濮存昕飾演）。大明因為不認同父親的"澡堂"生活，曾經離開（背叛）了父親和他的澡堂，離家出走到了被80年代中國文化符號化為與"內地文化"、"傳統文化"迥然區別的"他者"--深圳淘金，顯然，父與子的沖突不僅僅是一種血緣親情的沖突，而是澡堂文化與深圳文化的沖突，或者可以更準確發說是父/傳統/東方與子/現代/西方的沖突（濮存昕飾演大明，顯然與他被當作消費社會中男性偶像的廣告象征有互文本聯系）。

而影片的意義并不在于父與子的沖突，子對父的背叛在影片中是被作為過去時來間接敘述的，或者說，背叛在影片中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出場過，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僅僅只是當二明用一幅圖畫將大明從深圳"誤騙"回北京以后，大明如何親眼目睹父親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過程，如何親身體驗父親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魅力，最后終于意識到自己的早年叛逆的輕狂，而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父親慈祥的形象面前，不僅成為了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的血緣親情意義上的孝子，而且也成為了告別叛逆、皈依傳統的父親所維護的"澡堂"文化的精神遺產繼承者。

影片并沒有真正正面展開"澡堂文化"與"深圳文化"之間的敘事沖突，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個被動的觀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主動性，他只是一個被教育者，他從來不可能有機會在影片中證明自己的選擇和行為的合理性，因而，他如同我們所有觀眾一樣，是通過看而成為了父親和父親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虜，我們被父親的寬厚、被父親的親切、被父親與周圍人的和諧和睦、被父親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東方人倫情感所感動、所征服，于是我們也同大明一樣，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戀父認同，也完成了對"澡堂文化"的認同。

當我們完成這種認同以后，幾乎和所有關于成長的影片一樣，《洗澡》也采用了一個"繼承"性的敘事轉換策略，正如同當年《青春之歌》用盧嘉川之死來為林道靜的成長、《紅色娘子軍》用洪常青的退場來為吳清華的成長開辟道路一樣，當大明完成了對父親的認同過程以后，老劉便在他一生所維護的"澡堂"的溫暖的水中安然辭世，而最后大明和二明共同經營澡堂的情節，則是"文化繼承"交接完成后的一次彩排：兒子們已經繼承了父親的精神遺產長大成人。從這里，我們感受到的不僅是一代老人對傳統的眷念，而且也通過兒子對父親的認同將傳統塑造為現代生活溫情脈脈的世俗天堂。

"五四"時期，魯迅曾經呼喚過用"幼者本位"來替代"長者本位"的文化，經過80年的循環往復，從父與子的沖突，到子對父的尋找，再到子對父的認同，似乎勾畫了80年代以來中國主流文化的一個運行軌跡。在今天這樣一個重新塑造新世紀"父親"形象的主流文化氛圍中，在這樣一個處處充滿了"弘揚"、"繼承"、"回歸"、"東方中心"等流行話語的氛圍中，出現《洗澡》這樣一部表達戀父認同、長者本位的影片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只是，這樣一部將戀父過程敘述得如此從容自如、如此溢于言表的影片出自一位青年導演之手還是多少有些讓人意外，而且影片將父/傳統/西方與子/現代/西方的二元對立如此想象性地解決不僅在電影敘事中而且在文化敘事中似乎都顯得過分簡單化。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無論是放到中國100年的文化過程中，或是放到中國當下的社會語境中，《洗澡》都是一部世紀末中國父與子大主題中的一部耐人尋味的文本。

上善若水：傳統膜拜

"洗澡"離不開"水"，但是在《洗澡》中，"水"卻是負載了明確文化意義的符號。在影片中，當老劉回憶陜北缺水的過去時，插入了一個相當突然的陜北農民祈求雨水的畫面，無論是畫面造型或是秀兒、弟弟的人物設置，都使我們不得不聯想到當年的《黃土地》，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一段落其實就是想讓我們聯想到《黃土地》。而在《黃土地》中人們所祈求?"雨水"渺茫無望，翠巧消失在黃河的滔滔急流中，憨憨仍然在絕望地期待，但《洗澡》中，人們終于有了源源不斷（但隱逸了來源）的水，這水就是所謂東方的仁慈、寬厚、和睦、親情，是一種以老劉和他的"澡堂文化"所代表的東方人倫。在《黃土地》中，"水"是一個悲劇性的期待，而在《洗澡》中，"水"則成為了一個正劇性拯救。《黃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識地生硬地插入當代都市空間中，的確顯示了張揚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那似乎是對第五代的一種消解：當年陳凱歌、張藝謀們沉痛地展示了中國農民祈?"水"的執著和愚昧，而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預備妥當，《黃土地》中那個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經得到了"水"的滋養。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經過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為了文化回歸。

幾乎可以說，影片中所有對"水"的贊美，其實都是對父親、父親所代表的"澡堂文化"，"澡堂文化"所像喻的東方傳統的贊美，我們不僅在影片中看到了赫然醒目的"上善若水"的匾額，而且也一次又一次地聽到人們對水的崇拜和留念，在一段同樣生硬的插入段落中，老劉對兒子二明講了一個關于西藏的故事，說湖水可神圣了，那是圣湖，"湖水不但能洗凈身子還能洗干凈他們的靈魂，治百病呀，所以這一輩子他們一定要到圣湖去洗次澡"。這一段的聲音處理和畫面構圖，都使我們聯想到馮小寧導演的《紅河谷》中那段老奶奶講述的關于長江、黃河等5個兒子的故事，他們同樣都用水來作為中華文化時間和空間聯接的中介。隨著舊城市的消失，澡堂也即將被推倒，人們意味深長地表達著對"澡堂"之水的一往情深："我擔心哪，啊！一搬進那新小區，連個澡堂子也沒有這上哪洗澡去呀，是不是?""你說那熱水器，啊，一個人在那淋著，哪有在這兒泡著舒坦呢。"當然，懷舊、懷鄉，幾乎是所有表現現代化沖擊傳統生活的共同意緒，然而，在《洗澡》中，"水"不僅是懷的對象，而且也是影片為我們提供的未來的養料，它不僅僅屬于過去，影片更想將它帶入將來。傳統之"水"是解決所有危機的靈丹妙藥，所以，影片中一對處于家庭危機、夫妻性危機的男女也通過老劉提供的澡堂之水得到了解決。水之萬能在影片中被作為一種意念反復被強調，但是水（傳統人倫）之萬能作為一種神話，它是否真的能夠解決我們正在經歷的走向現代化的危機和我們每天體驗的生存危機，其實是很難得到不可置疑的豁免的。我的太陽：文化想象

《洗澡》中有一個用心良苦的情節，我們顯然難以忽視：

一位名為苗壯的小伙子，總是在老劉的澡堂里放聲高歌《我的太陽》，這位小伙子不僅身強體壯，似乎吃了太多的黃油、面包，喝了太多的牛奶，而且他在這個傳統澡堂里從來不泡浴而是選擇更"西方化"的淋浴，他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典型的西方經典音樂，后來他衣冠楚楚走上舞臺時，身著的也是一套西服革履，這所有的能指符號其實都在暗示其西化文化所指。然而，有趣的是，這位"西化"的苗壯每次都是在"水"的淋浴下高歌，一當有人聽不慣他的"異國"曲調，關上水龍頭，他便會啞然失聲，而一當恢復供"水"，他才能重展歌喉。傻二明則是"我的太陽"的最忠實的聽眾，而當苗壯站在沒有"水"的滋養的舞臺上無論如何也唱不出"我的太陽"的時候，恰恰是這位傻子明白了"水"才是一切的關鍵，所以當他傻忽忽地將水龍頭沖向舞臺上的苗壯時，"我的太陽"那熱烈、恢弘、奔放的旋律才能噴薄而出，回蕩在天地之間。西洋歌曲"我的太陽"（陽剛）在東方象征"水"（陰柔）的灌溉下，構成了一個何等令人心曠神怡的中西融合的狂歡場面！

這一切，當然都是影片作者苦心經營的文化策略，東方人倫傳統之"水"不僅是我們解決當下困境（如家庭危機、甚至性危機）的靈丹妙藥，而且也是西方文化移植東方的本土養料。上善之"水"具有一種吐故納新、養育萬物的神圣性。影片最后，在"我的太陽"的歌聲中我們看到那些陳舊、低矮的建筑正在被現代化的推土機所摧毀，那是對西方文化壓倒中國文化、現代文化壓倒傳統文化的一種直觀象征，同時，"水"的隱喻、人們對"澡堂文化"的無限眷念似乎又提供了一種對東方傳統的自我膜拜。現代化帶給中國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帶給人們的巨大喜悅以及人們對現代化的無限渴望被隱藏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依依不舍、只是驀然回首、只是無可奈何，聯系到那個下海經商的大兒子大明最后從深圳文化（現代/市場）向澡堂文化（傳統/天倫）的回歸。

當然，我們會清晰地感受到這部影片是如何將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市場與天倫進行二元對立的設計的，我們也會感受到這部影片是如何將東方、將傳統、將人倫想象為人間天堂的，盡管我們其實面對的是一個被西方強勢文化誘惑著"走向世界"、"國際接軌"、"現代化"的現實。因此，我們肯定會關心：《洗澡》為什么會如此不遺余力地神化長者、神化澡堂文化，神化東方人倫傳統？長大成人：主旋律化與國際化

《洗澡》的導演是正在渴望進入主流中國的青年導演張揚，而影片的投資方則是由一位美國人創辦的西安藝瑪電影技術有限公司，公司首腦羅異（美國白人）還擔任了影片的策劃，這兩個具體的因素與中國電影主旋律化的國內背景以及全球化的國際背景的合力，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這部電影的文化走向。

在不可逆轉的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主流政治文化，一方面必然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威脅和壓力，另一方面也必然要面對原有和現存社會結構的變動、調整所引起的震動和顛覆，為了應對這種挑戰，90年代以來，主流政治文化一直試圖通過維護、宣揚、弘揚傳統文化來強化民族凝聚力，通過東方文化的歷時性輝煌來抵御西方文化的共時性威脅，傳統文化的神圣話語其實都是現實權威的中心認同。正是在這樣一種"弘揚"的主流文化場景中，《洗澡》應運而生，成為渴望擺脫邊緣、進入主流、獲得命名的新生代導演一次相當虔誠的努力。

與此同時，在賽義德所謂的"西方主義"中，西方人視野中的東方其實常常都是一個雙面人，一面是面目猙獰的妖魔化的東方，專制、愚昧、落后，那是西方人通過一個"反面"的"他者"來確立自己的優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則是含情脈脈的天使化的東方，溫馨、寧靜、祥合，這是西方人借助一個"正面"的"他者"來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種文化/心理策略，其實，無論是妖魔化的中國，還是天使化的中國，都與我們正在遭遇和正在經歷的中國無關，東方主義視野中的中國只是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的需要而建構和想象出來的中國，正如我們從義和團、直到現在也常常有一種將西方想象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強盜的西方主義一樣。

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東方主義不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為東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別是當我們試圖"走向世界"，試圖"國際接軌"，試圖"文化輸出"的時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則正是在一個西方人精心策劃下滿足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想象的精巧文本，它將澡堂文化為象征的東方傳統人倫書寫得如此暖氣融融，無論是澡堂內那騰騰的熱氣，或是人與人和平共處的大量的全景鏡頭以及兩人或兩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鏡頭，或是關于父與子關系的敘述、關于"水"的隱喻，都提供了一個想象的安全、溫暖、平和、干凈的東方家園，那也許可以為處在后現代主義、后工業時代的西方人飯后茶余提供一點多愁善感，為他們在豐衣足食、燈紅酒綠之外呈上一盆奇花異草。《洗澡》與西方人的東方主義視野中那種天使化東方的需要有謀而合。加上影片本身制作精良、節奏流暢、造型鮮明，一些細節也相當精彩，它能夠在西方國家得到認可、接納（當然，作為對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種補充，這種認可和接納的空間相當有限）并不奇怪。

應該說這是一部令人吃驚的電影，它是如此尖銳地將傳統人倫與現代經濟對立起來（老北京的"洗澡"與新深圳的經商），并且它在如此鮮明地美化傳統（明亮而暖融的澡堂空間和上善若水的象征）的同時還如此明確地表達了新一代對老一代文化的認同和繼承，顯然，《洗澡》是自覺地試圖將新時期以來的文化反省轉化為文化回歸（整合第五代電影主題和消融西方文化的外來性），影片在敘事上的從容、視聽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聲畫表意上的營造，都顯示了一種遠離弒父渴望、恐懼和焦慮的戀父認同。這一認同的意義相當復雜，聯系到影片的投資者身份，也聯系到這部影片誕生的特殊語境，我們說，一方面它是對青年一代叛逆意識的審判和對權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時也是對西方主流文化中的"東方主義"的一次義演，在滿足西方人的"東方想象"的同時，影片也為我們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優秀民族傳統的"自我"想象。這是一個既滿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對東方的文化想象也滿足了中國權威文化對自我的文化想象的電影大餐。

有趣的是，弘揚傳統的主旋律化策略與面向西方的東方主義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無縫地疊和在一起。盡管這兩種文化策略的立場和出發點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們卻殊途同歸。正像《紅色戀人》、《黃河絕戀》用一個人道博愛、高大英俊的美國男性（陽性/主動者）對年輕、美麗、楚楚動人的中國女性（陰性/被動者）的認識、理解、崇拜來證明革命歷史的合法性一樣，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來強化傳統的承傳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眾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則借用主旋律將中國故事變成了一個情意綿綿的文化傳奇。《洗澡》和它的制作人們通過對主旋律化和東方主義的雙重滿足，獲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報。

《洗澡》的片名似乎太像一個"成人"的儀式象征了，無論這部影片在藝術和技術上達到了多么成熟的程度，但是那種"少年老成"的程度都多少令人不安。顯然，在主旋律視野和東方主義視野的雙重選擇中，《洗澡》的確回避了對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發展與回歸等許多現實沖突的展示，無論是光明溫暖的澡堂文化或者是深圳文化的傳統復歸，其實都是一種文化想象，如果我們真的存在于天堂之中，那么，我們怎么能夠想象麥當勞竟然如此瘋狂地攻占著我們千百年來的飲食天地，我們怎么能夠想象如此多的人在心急如焚地等待舊房的拆遷和新樓的重建，怎么能夠想象好萊塢電影竟然如此橫沖直撞地沖擊著我們的電影市場，怎么能夠想象市場經濟的邏輯如此殘酷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于是，我突然意識到，那些關于文化的述說無非是一種被消費的元素，關鍵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具有理解、闡釋現實的文化價值，而在于它有供人消費的價值。消費的回報，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它往往會將文化變成一付斑駁絢麗的金牘，而里面填充的卻只是人造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