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連續劇香審美品格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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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在審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但它不追蹤流行時尚，而是通過對百姓生活的深切關注、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真誠關懷、對現實生活的詩意闡述、對地方風味和地域文化的準確把握，贏得了市場和觀眾。本文從現實主義的回歸、風格化的審美形態、詩意化的人文關懷等方面闡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的審美品格，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摘要題】佳作品評

【關鍵詞】審美品格/現實主義/京味風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影視的發展逐漸步入了市場機制下的大眾文化轉型時期，電影、電視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越來越被強調，觀眾的關注焦點越來越被重視，影視劇作家們紛紛放下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走進百姓生活，影視劇(特別是電視劇)悄然從深度開掘轉向通俗娛樂，從批判的熱情轉向文化的消費，從崇高化轉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審美形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就是在這種審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它沒有追蹤流行時尚，而以自己獨特的審美追求探索著“市場的”和“審美的”雙贏之路。它通過對百姓生活的深切關注、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真誠關懷、對現實生活的詩意闡述、對地方風味和地域文化的準確把握，既贏得了良好的市場，又受到了觀眾的青睞。本文試圖從現實主義的回歸、風格化的審美形態、詩意化的人文關懷等方面闡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的審美品格，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現實主義的回歸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電視劇創作，受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對解構經典、娛樂搞笑、碎片組合等手法趨之若鶩，有的電視劇打著“娛樂”的旗號進行市場運作，卻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缺席而墮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這種現象猶為顯著，一些搞笑娛樂、戲說歷史的電視劇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詞。現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現代人的生活狀況？剪切、粘貼能否展現現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當下中國觀眾的審美需求？……一系列問題的提出引起藝術家和理論家的廣泛爭鳴與思考，作為對這種思考的呼應，電視劇創作領域出現了現實主義的回歸，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在這種“回歸潮”中脫穎而出。

對于現實主義的創作，恩格斯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以下稱《五》劇)故事的開始發生在清末民初，這是一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轉折的重大時期，一個中國文化轉型的重要階段。此時的中國，大清朝已經滅亡，民國雖然建立，但政治上的疲軟、外交上的無力使國家在外強凌辱中風雨飄搖，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在中國本土萌芽，中國的工業化轉型已經初見端倪，外國資本的注入影響著本國的經濟發展，“西潮東漸”帶來外來文化的滲透。這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很不穩定的時期，封建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并未隨著大清國的滅亡而土崩瓦解，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仍未完全構建，舊的秩序雖已打破但仍發揮作用，新的秩序尚有待建立，“中國未來向何處去”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五》劇把故事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使劇作具有不言自明的歷史厚重感和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在《五》劇中，我們看到各式各樣充滿歷史感和時代感的人物：有滿清遺貴(如范五爺)，有民國新貴(如藍掌柜)，有平民英雄(如佟奉全)，有為愛尋夢一生的女人(如茹秋蘭)，也有融入革命洪流的女人(如莫荷)，……每個人都在努力地創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每個人的命運又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而沉浮。琉璃廠是《五》劇敘述的具體環境，劇作通過影像細致描寫這里的街頭景象、庭院房屋、家具擺設以及私人生活空間，講述著古董行業的生意經，刻畫著那個時代的精神，在這個典型環境中反映出整個社會發展的基本面貌，顯示人物的精神風貌，通過環境的逼肖來凸顯人物的真實個性。

《五》劇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十分鮮明的特點。“鐵三角”飾演的范世榮、佟奉全、藍一貴是三個性格迥異的人物，他們具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出生環境、家庭背景、現實條件和人生理想，三人的命運形成了三條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時而混雜的軌跡線。范世榮是滿清貴族，清朝滅亡后他隨著貴族階層的沒落而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具有所有沒落貴族的習氣，既不滿意現狀又無法回避現實，整天沉溺于對過去的奢華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虛無想象之中，他窮得要莫荷嫁人賺彩禮錢，卻又信誓旦旦地許諾等某一天自己“發跡”了要給莫荷“八個丫頭六個老媽子伺候著”。《五》劇第二集范世榮與汽車司機的一段戲，生動地展現了范世榮落魄貴族的性格和心態：汽車熄火了，正無所事事的范世榮上前指導，輕易地解決了問題，范神往地表達著自己過去的輝煌：“這路美國車，別克、庫力思、道濟、雪佛蘭、旁太克、司都拿克，都玩過”，“你這類歐斯瑪壁開過三輛”，當司機拿一個銅板謝他時被他憤然拒絕，等司機走后，他半蹲不蹲地去撿錢，當這一個銅板被莫荷撿起時，他又以“不是你撿，我可不要”來維護他可憐的尊嚴，細節的描寫如此生動地傳達了這個沒落貴族的真實形象。佟奉全是《五》劇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性格貫穿于他的整個行動之中，琉璃廠學徒出生的佟奉全，只能靠一手過硬的技術在琉璃廠這條街立足，他的“慧眼”和“絕活”伴隨著他從掌柜到伙計，從伙計到掌柜的幾起幾落。劇中佟奉全的行動貫穿全劇，全劇的開頭就敘述了他與沈松山之間的較量，接著展現了一個忙忙碌碌的佟奉全：給茹二奶奶打工還債、造假畫、下山西尋寶、得鼎、造鼎、賣鼎、……佟奉全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左突右奔，行動積極主動，在他的積極行動中展開故事情節，透視人物性格。然而，他的行動又是一種被動的行動，在人生關鍵的時刻，他總是做出在他看來“不得不這樣”的決定，原因往往在于他的忠厚、樸實、善良和責任心，以至于莫荷痛心疾首、滿目同情地說“佟哥，你好象一生都在等”，在一生的等待和尋覓中蘊含著佟奉全優秀的個性品格。別林斯基說“每一個典型對于讀者都是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2]。《五》劇中的藍一貴就是這樣一個“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這是一個地道的商人，精明是商人的本色，同時，被人稱作“藍半張”的藍一貴又是一個頗有文物鑒賞力的文化商人，在藍一貴身上兼有文化人和商人的特點，是我們身邊熟悉的陌生人。在劇中，范世榮、佟奉全、藍一貴好象就是為“鐵三角”量身定做的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和到位的表演精彩地展示了那個特定時代特殊生活群體獨特的精神風貌。

二、京味風格的美學形態

優秀的藝術作品最可貴的就是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五》劇中呈現出一種風格化的審美形態，它以鮮明的京味風格取勝，劇中通過鏡頭語言描述北京的民俗風情、展示北京的風俗文化、采用京腔京韻的語言，全劇編、導、演風格一致，各部門以自己的方式彰顯著京派風格和民族風韻。

如果說北京是一個京味十足的歷史文化名城，那么琉璃廠就是北京近代文化發展的一個見證者，因為“琉璃廠文化街集中了一批經營古舊書刊、文房四寶、碑帖字畫、珍寶古玩等頗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名店老鋪”[3]，是一個商人集中、文人薈萃的地方。《五》劇中講述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廠這條老街上發生的故事，這種敘事本身就充滿了文化韻味。清末民初，八旗子弟的飄零、淪落帶來了一個文化轉變的契機，當旗人、貴族走出皇宮、大宅門，進入平常百姓大雜院，

他們帶來了上層社會的文化，與京城市民文化融匯交流之后，成為民國初期北京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落魄的王公貴族靠典當變賣“玩意兒”為生，而一些軍閥、新貴卻附庸風雅的購置古玩，于是琉璃廠的生意格外的紅火起來，也就有了《五》劇中充滿了時代感和京城地方色彩的故事。琉璃廠的商業活動有其獨特的文化氛圍，其經營方式、商業道德、商業作風、商店的格局和情調，都帶有傳統文化的鮮明色彩。《五》劇中的琉璃廠是一條古樸精致的老街，具有一種屬于胡同世界的商業的寧靜和古城情調的悠閑，古意盎然的經營方式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人人彬彬有禮，人人笑容可掬，用劇中祿大人的話說，叫做“把生意做得不像做生意才叫味道！”文物本來就是一個把玩品味的東西，買賣文物的生意當然應該做得溫情脈脈才對得住那“上千年的玩意兒”了。佟奉全跟茹秋蘭結婚后重新當上了掌柜，教他的伙計如何接待客人的一段戲可謂這種商業文化和商業人情的經典闡述。《五》劇將人物置于特定的時代環境和老北京風俗化背景中，在古玩收藏的文化氛圍中加以描寫，從而對歷史與人生進行哲理性的探討。

《五》劇京味風格的美學形態不僅體現在它對北京文化的闡釋，而且呈現于它濃濃的京味語言中，地道的北京方言中透出濃郁的京味文化風格。語言是文化的一種外在表現，“使用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某種文化承諾，獲得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一套概念和價值，在成長的兒童緩慢而痛苦地適應社會成規的同時，他的祖先積累了數千年而逐漸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見也都銘刻在他的腦子里了”[4]，北京方言的運用自然而然地在觀眾面前展示出北京的文化生活背景，把觀眾帶入了北京所特有的皇城底下的百姓生活之中。《五》劇使用純正的北京方言，體現了它對北京文化的整體認同，北京方言很自然的把北京文化一點一滴地滲透到平民日常生活之中了，北京人中特有的哲理睿智、風趣幽默通過人物的語言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劇中運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語，人物對話具有濃郁的京派風格，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在語言表達中凸顯出來。第17集，藍一貴被逮進監獄，他企圖賄賂警官又不明說，對“賄賂”二人心照不宣，在與警官的對話中顯示出藍一貴世故圓滑和不吃眼前虧的精明：警官：什么事兒啊！跟洋人過不去了……(翻報紙。)/藍一貴：其實跟他沒關系，他非要攬事！/警官：說得有理，跟他沒關系，他攬著了不就跟他有關系嗎！服個軟認個輸吧……/藍一貴：我服了也認了，他不饒人……/警官：還是沒服……(假裝不看報紙了，低頭看空空的桌面。)/藍一貴：(明戲，從懷里掏出一塊表，幾塊大洋來放桌上)……/警官：你這是干嗎呀！/藍一貴：老總，先存您這兒，回頭進號里再讓人家搶了……/警官：也好！看好了啊，一塊表十五塊大洋，代存！……押七號，讓青子照顧照顧！

三、人文關懷的詩意表達

在《五》劇的表層敘事中，講述了許多爾虞我詐、造假做舊、坑蒙拐騙的故事，琉璃廠古玩街上似乎處處是陷阱，人們在里面生死沉浮不能自拔，但就是這樣一個魚龍混雜的世界卻引起觀眾深切關注和同情，并從價值觀念上表示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五》劇的深層敘事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對人的命運的深切關注，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五》劇在展現經營之道的同時強烈渲染的是對真善美永恒追求的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滲入使《五》劇的精神內涵遠遠超越了它在表層敘事中的故事呈述。

劇中的羅先生充當了“精神之父”的角色。羅先生是大學教授，以自己微薄的收入盡力收購珍貴文物，為的是不讓國寶流失國外，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么珍貴的東西流失一件少一件啊！”顯示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佟奉全崇拜羅先生的學識，每有“好東西”總是要讓羅先生鑒別，他更敬重羅先生的為人，對羅先生的教誨牢記于心。沈松山死后，佟奉全悔不該當初，他來到羅先生家里傾訴內心的苦悶，這個“精神之父”以佛門之語來闡述他的人文思想：“忘義取利就是病，以智輕人也是病。你以為你聰明是不是，你這是害人家”，并頗具哲理的指出：“逃得一時，逃不了一世，逃得眾人嘴，逃得了自己的心嗎？跟你說負債而逃是大病，負孽債而逃，更是大心病！”盡管羅先生并沒有幫佟奉全解決現實的問題，但他的話卻使佟奉全做人做事原則發生了重大轉變，雖然“該怎么辦我還不知道，但我心里有譜了”。《五》劇用前三集的篇幅完成了佟奉全人格精神的基本定位，也給全劇的精神品格定下了基調，在全劇設局害人、算計較量的故事進程中一直滲透著對美好人性的贊美和對理想生活的憧憬，這就使《五》劇完全區別于那些庸俗化平面化的影視作品，顯示出自己內在的審美品格，它在丑陋惡劣、互相傾軋的外部事件背后敘述的是深切的人文關懷。

羅先生是佟奉全的精神導師和靈魂拯救者，佟奉全是羅先生精神追求的具體實施者。羅先生這個在劇中連名字都沒有的人物，在全劇精神格調的確立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他的人格品性、愛國心、民族責任感都貫注在佟奉全的身上，佟奉全收到的珍貴文物只有經過羅先生確認之后才能顯示其真正的價值。當佟奉全把自制的鼎賣給祿大人而被人誤稱“賣國賊”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羅先生解釋一番以尋求理解和慰藉，再三的請求遭到拒絕后，佟奉全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求告無門的境地，從此佟奉全厄運不斷，他只能暗自保存好那只真的尊以求內心的安寧。在故事的結尾，當法庭即將判決佟奉全“賣國罪”的時候，羅先生再次以“精神之父”的形象出現，宣布莫荷端出來的這只尊就是佟奉全當年保護下來的尊，最終完成了“靈魂的拯救者”的形象塑造，把對真善美的追求貫注于全劇之中。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種真善美的追求則化作了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張揚，在龍門石窟中，三位石匠寧愿犧牲生命也不愿毀壞那些祖先留下來帶有“神性”的東西。琉璃廠的商人們大多是具有愛國心和民族感的，在把文物賣給外國人這一點上，他們的態度基本是趨同的，面對索巴大把大把的美鈔和佟奉全送去的白面，他們多數人選擇了后者。藍一貴這種世故圓滑、唯利是圖的奸商也能在關鍵時刻把國寶藏好而用偽造品帶之，盡管他的主觀出發點也許是為保全自身，然而客觀的看他確實為文物保護做出了貢獻。佟奉全作為羅先生精神追求的具體實踐者，更是高揚著人文主義的旗幟，把對人的關懷化作對國家民族的關切。當看到敦煌的石雕像被毀，佟奉全悲痛欲絕地趴在破碎的石像上泣不成聲，充滿詩意的旁白恰如其分地響起：“這人與物的關系，從來分不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為的是什么，自家民族文化的一脈傳承，轉眼毀壞殆盡。殘忍哪，無知呀，為了私利，將你的精神一脈毀了，將你傳承的精神依靠毀了，你不失魂落魄才怪呢！你不肝腦涂地才怪呢！你不悲痛欲絕才怪呢！傷悲呀！”琉璃廠古玩街中的人物兼商人和文化人的特點，他們一邊做著生意，一邊經營著民族文化，人的命運總是跟時代精神、民族命運糾結在一起的，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民族文化的保護者和傳播者，他們最大的痛苦莫過于看到文物被毀壞，大段的抒情簡直就是一首現代抒情詩，充滿了劇作家的哲理之思，蘊涵著劇作家自己對中華文化的深切之愛。

人文精神表現為對人的終極關懷，對人及人類文明的終極命運的關注，這種終極關懷必須與當下現實相聯系才能發揮作用，“終極關懷與現實關切是相互關照的，終極目標是現實關切的指向，現實關切是終極關懷的基礎，缺乏終極關懷視野的現實關切是急功近利、短視的，往往利弊相抵，不植根于現實關切的終極關懷是空洞無力、無意義的”[5]，然而，在琉璃廠這條街上，終極關懷與現實關切往往呈兩相背離的

狀態。佟奉全的理想與追求似乎是一個永遠難圓的夢，他對真善美的追求往往不能實現，他常常做著一些在他看來別無選擇的事情：他希望與莫荷成親而不得不違心地幫范世榮做假畫，他要離開茹家卻一再的開不了口，他不愿別人誤會他和茹秋蘭的關系又義無反顧地站出來保護她，……《五》劇深切關注人物的命運，但劇中的人物總是處于“缺乏終極關懷視野的現實關切”或“不植根于現實關切的終極關懷”之中，總是欲動而靜、欲罷不能、欲言又止、欲說還休，總是不能揮灑自如、淋漓盡致：潑辣熱情的茹秋蘭希望離開貝子府尋到真愛，卻不料價值連城的珍寶換不回流逝的青春；純貞素樸的莫荷渴望得到愛的歸宿，然而有情人終難成眷屬；范世榮追求做人的體面與派頭，最終只能在悲壯的自殺中重溫“爺”的氣度；藍一貴徒有“藍半張”的虛名毫無文化人的氣度；悲劇人物佟奉全終其一生未能圓夢，……在這里，理想與現實之間如此難以把握，終極關懷與現實關切之間如此不可調和，正如主題歌中娓娓道來的凄美滄涼：“半掩紗窗，半等情郎，半夜點起半爐香，半輪明月照半房。……半夜如同半生長”。

《五》劇關注人的命運，揭示真的人性，企圖在現實生活中尋找理想的精神家園，然而，人性和精神家園并非恒久不變的，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人物生存活動的大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人的真誠關懷匯入了階級斗爭的時代洪流，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時代中，人被衍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符號，“人”已經成為“非人”，人文精神的探尋在這里出現了斷層，人們找不到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園，更不知道解決問題的出路在哪里。《五》劇中一直在進行的人文精神的探討被現實政治強力阻斷，在新的社會環境、新的時代境況之下，人文精神何在？精神家園何在？新的人生態度何為？這顯然是一個困擾著劇作家及劇組成員的問題。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劇作最后幾集在人物塑造和故事鋪排中的搖擺不定，創作者對這部分的安排明顯缺乏自信，影響了全劇審美品格和精神價值的提升。

【參考文獻】

[1]恩格斯.1888年4月致瑪·哈克奈斯[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2]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M].北京：時代出版社，1953.191.

[3]沈念樂.琉璃廠史畫[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24.

[4][英]帕墨爾.語言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48.

[5]楊嵐、張維真.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構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