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電視劇藝術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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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業史”，不僅創造了中國奇跡，而且也積累了中國經驗。電視劇是最先反映這一歷程的藝術形式，且影響巨大。因此，總結和反思改革開放40年來商業題材電視劇的創作得失，也是從某種意義上對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總結和反思。

【關鍵詞】改革開放40年；商業題材電視劇；儒商

縱觀中國歷史，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業史”，不僅使中國社會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而且正在探索一個中國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力量與智慧。從世界歷史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40年，快速走過了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人間奇跡，但是，如何理解和記錄這4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并從“道”的層面上進行總結和反思商業題材電視劇的創作得失，則是研究者的思考基點與切入視角。中國電視劇在發軔之初，就是以意識形態的宣傳為己任的。中國第一部電視劇—1958年播出的《一口菜餅子》，就是為了宣傳中央“憶苦思甜”的精神而拍攝的，它也代表著改革開放之前電視劇創作服務于政治的意識形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治國方略，影視藝術創作也獲得了新的生機。真實地記錄生活、反思生活，表現時代、生活和普通人的人生理想和價值，挖掘人性之美等成為藝術創作的新方向。電視劇在探索市場化進程中，也擔負起了宣傳改革、服務于經濟建設總目標的責任。在這樣的大政方針之下，反映經濟建設的商業題材電視劇相繼涌現，如20世紀80年代問世的旨在宣傳改革開放和為改革加油的電視劇《喬廠長上任記》《新星》《礦長》等，劇中主人公皆是那個時代的英雄和國家意志與人民意愿的某種代言者，他們與《奮斗》《大時代》等后來出現的蘊含著較多商業元素的電視劇里的新一代商人形象完全不同，他們的努力經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企業和國家。而新一代的商人形象，則多是彰顯個人的成功和社會經濟價值的存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中期問世的商業題材電視劇，基本上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經濟過渡的中間產物，其基本模式是：主人公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實現個人的奮斗價值。這種模式幾乎奠定了此類電視劇后來發展的理念，盡管近年來也有《奮斗》《大時代》《雞毛飛上天》等側重表現小人物在商海中拼搏、實現個人價值的電視劇，但個人價值一定要融入國家利益與民族發展中，這個理念不容質疑。這不但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精神，也是整個人類的傳統精神。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樣一批作品不但書寫了商業題材電視劇的新篇章，而且影響力不容小覷，成為國家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1991年播出的《上海一家人》為開端，之后出現的《東方商人》《昌晉源票號》《情滿珠江》《溫州一家人》《百年榮寶齋》《喬家大院》《大染坊》《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新安家族》等劇，將這類電視劇推向高潮。在這類作品中，有一種表現視角特別值得關注，這便是與時展相關聯、從農民變為商人的電視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農本位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節開始動搖，重農輕商的傳統發生了悄然改變。2014年播出的60集電視劇《老農民》便深切地表現出這一意圖。該劇的主角是農民，講述的故事也發生在黃河岸邊一個名叫麥香村的村子里。劇作全景式地描述了以牛大膽為核心的農民在時展和轉型中的命運與精神寫照，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農民題材電視劇。但在全劇結尾，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這些一輩子堅守在土地上的本分農民，紛紛通過開辦村鎮企業等亦農亦商，過上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民最好的日子。編劇的意圖，既暗合了國家改革開放的政治訴求，又是對改革之初從重農輕商到農商并重思想轉型的現實體現。這類商業題材電視劇的播出，塑造了誠實守信、愛國愛家、拼搏奮進、堅忍不拔的正面商人形象，并通過對良性商業競爭意識和冒險精神的謳歌，極大地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向善、向真、向上的傳統美德。從這個角度來看，電視劇中商業元素的大量添加，完成了改革精神的民間傳導和重構，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國家意識的一種折射和體現。

一、家國情懷—現代商界英才靈魂與境界的顯現

相較于電影，電視劇可以全景式地、史詩般地展現劇作意欲表現的豐富內容。從改革開放40年來商業題材電視劇中不難發現，大多作品都具有史詩般的時代縱深感和歷史厚重感，人物的成長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民族大義的價值理念和商業拼搏的精神內涵有機地契合在一起，濃墨重彩地塑造了一批愛國正義、敢闖敢拼、白手起家、自強不息的商界英才形象，這在中國近現代文藝作品中尚不多見。1991年面世的電視劇《上海一家人》，講述了幼年喪父、被人收養、勤奮好學的女主人公若男，從裁縫店的小店員做起，白手起家創建了自己的事業。即使時局動蕩，也仍以一顆敢打敢拼的心和堅韌不拔、永不放棄的精神向一切困難挑戰，并成功地打造出一片屬于自己的輝煌的商業天地。這種小人物憑借自己的努力成就一番商業傳奇的劇情設置，激勵了無數底層民眾的拼搏精神。1993年播出的《東方商人》，全景式地展現了孟子第69代孫孟洛川綢緞莊“瑞蚨祥”的創業歷史，特別是孟洛川在晚清和民國動蕩時期受到地方官僚、買辦和外國資本的壓迫，仍屢次在逆境中讓綢緞莊重獲新生的頑強進取精神，同樣感動了無數觀眾；而《大染坊》里從一個流浪兒一步步成長為成功的民族商人陳壽亭，《走西口》中歷經無數挫折在西北的荒涼之地走出自己的商業大道的田青等，無不是對這種商業英雄的塑造和贊美，這些作品開啟了商業題材電視劇描寫老字號企業創業與發展歷史的先河。之后播出的《大碼頭》《喬家大院》《新安家族》《誠忠堂》等劇，也都延續了這一表現形式。縱觀這類作品，其表現時間常常取材于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十年間的風云變幻，這是中國近代工商業起步、發展的重要時期，也先后涌現出許多杰出的商人和商業大家族，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工商業深受外國資本壓迫、國家內憂外患的動蕩時期。面對積貧積弱的國家，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探尋實業救國的道路，意欲通過發展民族工商業來振興國家、實現圖強。電視劇中這些“心中裝著天下”的愛國商人的刻畫，徹底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心目中對商人“唯利是圖”的奸商形象的印跡。如電視劇《昌晉源票號》里主人公的原型，是民國時期辦過火柴廠、參加過保礦運動的實業救國商人渠本翹；電視劇《誠忠堂》講述的是喬致庸的后代喬映霽在接手喬家產業后，積極支持資產階級革命，帶領喬家義無反顧地投入實業救國道路的故事。這些懷抱實業報國理想的人，不僅是深明大義、誠實守信、本分經商的商人，更是國人心中“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英雄。這些新商人形象將“治國平天下”作為經商的最高理想，甚至愿意為了民族和國家犧牲自己歷經千難萬苦積攢起來的財富和家業，如《大染坊》中的陳壽亭，面對“七七事變”爆發后日寇的入侵以及千辛萬苦建造起來的工廠即將落入日本人之手的境況，痛下狠心，一把火燒掉了自己半生心血積攢下來的企業；《大宅門》里的白三爺白穎宇怒斥日本人和漢奸的罪行，誓死不當亡國奴，說完便吞食鴉片自盡。主人公白景琦不僅將自己的孫子送到了抗日組織，而且不顧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嚴辭拒絕出任偽會長，最后立下遺囑：“族人中如有當漢奸者，必將誅之”，充分表現出一個正直商人崇高的民族氣節；《新安家族》中的程天送為民族大義，放棄了自己最為看重的貨輪事業，更為了民族的存亡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古希臘悲劇理論講道，“一個人遭受了不應遭受的厄運”或“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都能夠給人帶來崇高感。由此反觀那些為了民族和國家大義而毀滅自己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財富和事業的民族商人時，便能夠深刻地體會到他們心中的痛苦和悲傷。這種毀滅的震撼，絲毫不亞于古希臘的悲劇式英雄，同時也使商人在這種正義和犧牲行為中，完成了崇高形象的影像建構。這種蘊含著家國情懷的商業精神的倡導和發揚，尤為可貴和動人。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在我們的經濟結構中，高科技和核心技術一直是短板。近年來，一些國有企業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著手投入巨資研發中國的核心技術，為保障國家安全和民族商業利益貢獻力量。這種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構成了新時代商人新的精神靈魂與從商境界。

二、儒商傳統—市場經濟精神的再創造

儒商概念最早出現于明清時期。當時的社會上出現了一批“習儒旁通于賈”、身兼儒士和商人雙重身份的群體，他們在商業活動中不僅表現出士大夫的儒雅氣質，而且踐行著儒家所倡導的商業精神和傳統文化。中國傳統觀念里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便是儒家對商人從業標準的最早衡量。據說儒商的開創者，是孔子的弟子子貢。因為商人天生有著逐利的特點，長期以來商人在世人心中也是無奸不商的形象定位。但儒商自從出現的那天起，就是按照儒家的理念和精神對自身人格和行為進行規范，極力塑造一種具有儒士風范的商人形象。在儒家看來，商道其實也是人道的體現，從商就要遵守“仁義禮智信”的為人準則，遵守“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①的處事原則。傳統的中國商人在幾千年來的商業實踐中，也逐漸體會到儒家“愛人”和“仁人”思想對于從商的重要性，確立了心系國家、合理取利、誠信為本的經商理念，將“良賈何負閎儒，其躬行彰彰”作為商業經營活動的準則，將“雖游于賈人，實賈服而儒行”作為做人準則。但是也應該看到，改革開放40年來，市場經濟激發了人們對于財富的極度追求欲望，一些人在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財富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面臨著人生價值的迷失和理想信仰的缺位，拜金主義、物質至上一度橫行，拋棄了經商“大道”而沉迷于一己私利的算計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40年來的商業題材電視劇，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了引導正確的商業價值導向、重構商人道德標準的教化責任。通過劇中塑造的一批既具有愛國情懷，又兼具中國傳統道德品質的優秀商人形象，以其道德準則、價值立場和行動原則，實現了儒商形象的重新回歸。這種形象及其所遵守的商業精神，恰恰也是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大力倡導和弘揚的商道。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喬致庸原本要按照家族的安排考取功名、進入仕途，改變喬家沒有讀書人的局面，但家族命運的突變，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也讓他這個飽讀詩書的年輕人擔起了支撐家族產業并將之發揚光大的重任。雖然進入了商業經營，但喬致庸一直以儒家精神指導自己的商業活動，并始終保持中國傳統儒商合理取利、誠信守則等優秀品質，體現出難能可貴的憂國憂民、舍生取義的精神。他曾不顧個人安危南下武夷山、北達恰克圖，繞過太平軍的阻擋疏通了茶道；在與達盛昌爭做“高梁霸盤”時，戰敗對手后又與對手捐棄前嫌、握手言和；更為可貴的是，在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后，喬致庸懂得回報國家、回饋社會，他捐資助國強軍，熱心慈善，開粥棚救濟災民；花巨資從洋人手里把本屬于國家的礦產資源買回來，捍衛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諸如種種，都將喬致庸身上的儒商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電視劇《東方商人》的主人公孟洛川雖然小時候對考取功名沒有多大興趣，但從商后，其身上依舊體現出濃厚的儒商精神。在創立“瑞蚨祥”綢緞莊后，孟洛川捐資修堤；在黃河泛濫時，他拿出大量錢財治理河水，其義舉得到老百姓的稱贊，甚至獲得“一孟皆善”“義重泰山”的崇高贊譽。在電視劇《大染坊》中，從底層流浪兒成長為商業大亨的陳壽亭，雖然沒有讀過儒家經典甚至沒有上過幾天學，但他卻在經商的過程中，摒棄了圓滑和世故的陋習，繼承以誠待人、公平競爭、誠信為本的傳統文化道德，不搞商業欺詐，表現出儒家倡導的大度和寬容。又如在電視劇《白銀谷》中，無論是在擠兌風暴還是八國聯軍侵華的國難中，天成元票號始終秉承誠信這一從商原則，寧可自己吃虧也不失信。這種重信義、守誠信的品質在2017年播出的電視劇《雞毛飛上天》中更是被演繹得淋漓盡致。這部作品以改革開放為大的時代背景，講述了以陳江河為代表的浙商們在傳承祖輩“雞毛換糖”的從商實踐中，逐漸領悟出兼濟、民本、堅忍、守義以及誠信、進取等精神內涵，完成了商業起步和事業騰飛的故事。此外，還有《大染坊》中的陳壽亭在從商賺錢的同時，積極與日本商人的陰謀掠奪斗智斗勇，維護民族商業的尊嚴；《新安家族》里程天送始終以和、德、義、利為經商原則，用儒家思想化解各個商幫之間的明爭暗斗，團結起來與外國資本作斗爭并取得了勝利。這些電視劇的播出，用影視藝術的表達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著縱深發展的今天，培育了符合國情的商業價值觀和從業道德觀，也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更高層面上講，這種精神便是“中國精神”“中國思想”的體現。創造性地繼承與發揚這種精神，無疑將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塑造中國形象，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商業精神。

作者:徐兆壽 曹忠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