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蒙古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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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近年來蒙古族電影中的人物，許多熱愛故土、赤膽忠心、勇敢堅定、驍勇善戰的民族英雄形象熠熠閃光，如《騎士風云》、《東歸英雄傳》、《悲情布魯克》等影片中的阿斯爾、博斯爾、阿布、博力克、車陵等血氣方剛的英雄戰士，又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中的代表人物成吉思汗，更是一位頂天立地、具有卓越才能和超人的品德的歷史巨人。雖然這些英雄人物性格各異，但他們在履行神圣使命時的英勇無畏、視死如歸以及所具有的熱愛和平、崇尚自由、百折不撓的優秀品質共同彰顯了蒙古民族英勇果敢、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和熱愛故土、崇尚自由、敬慕英雄的民族心理。除了這些英雄人物形象，蒙古族電影中眾多的女性形象也格外地引人注目，即使是在以馳騁于馬背上的男人為主人公的電影中，許多剛毅、寬容、博愛的女性形象也同樣令人矚目。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母親訶額倫、妻子勃爾帖和《悲情布魯克》中的卓拉等。影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可以說就是一部英雄成長的史詩。在鐵木真的成長過程中，他的母親訶額倫作為崇高價值的化身，不斷為其提供著價值的選擇，對他最終成長為仁厚博愛、胸懷寬廣的民族英雄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他的妻子勃爾帖也正是出于對他真摯、圣潔的愛，為了使他堅定斗爭下去的信念，才在敵人的部落里忍辱偷生。如果說蒙古族電影中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體現了蒙古民族驍勇雄健的民族品質，那么純潔善良、仁慈博愛又同樣剛毅堅忍的女性則是這一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依存。它不僅僅體現為一種民族文化，而且也是民族歷史情結的象征。

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蒙古族電影從對民族歷史的壯闊書寫轉向為對現實人生的關注和思考，從2002年的《天上草原》開始，到后來的《季風中的馬》、《長調》、《尼瑪家的女人們》、《額吉》、《斯琴杭茹》、《天邊》等，我們發現，女性形象在蒙古族現實題材電影中逐漸取代了馬背上剽悍的騎手而成為銀幕中的主角，成為了導演們著力刻畫的對象。這些影片或讓女性在家庭諸種關系中發揮凝聚和主導的作用，如《天上草原》、《季風中的馬》，或直接和在適當的時候讓男性呈現為“缺席”，如《尼瑪家的女人們》、《長調》、《額吉》等。這些普通的蒙古族婦女形象以其淳樸的生命觀、高尚的人格、博愛仁慈的性格魅力深深地感動著觀影者，在銀幕上發散著令人奪目的光輝，同時也成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承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她們博愛、寬容、仁慈、善良同時又不乏剛毅堅忍的精神與性格令人不禁想到了“水”的特征與品性。水是一切生命之源，它有源而不竭，流連不斷，隨物賦形，恬靜柔性又可滴水穿石，“善利萬物而不爭”，“化身形于大地，融生命于萬物”，中國文學很早就有將“水”和女性相比的傳統。將女性的品質性格與“水”的特質和內涵相融已然成為了我們共同的文化審美心理。如影片《天上草原》在開篇就以畫外音的形式作了深情地表達:“達里湖養育著天上草原，它純潔而美麗，充滿母性的溫柔，就像這位后來被我稱作阿媽的蒙古族女人。”管仲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蒙古族女人正如闊深沉靜的湖水，亦如草原的血液筋脈，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般地滋潤養育著遼闊的草原，不僅養育著一代又一代的蒙古族兒女，也成為蒙古族男人的心靈歸宿。

蒙古族電影中的女性多以母親形象出現。她們不僅養育了兒女們強健的身軀，更以母親的人格和精神力量引導著兒女們的成長，為他們成為博愛仁慈、胸懷寬廣的蒙古人樹立了崇高的價值標準。如前文提到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中的母親訶額倫。當丈夫戰死、家庭被部族拋棄后，訶額倫以一個母親的堅毅剛強帶著孩子們艱難地生活著。她對生活的堅定信心深深地影響著年少的鐵木真。當鐵木真射殺了自私、不顧家庭整體利益的弟弟時，母親嚴厲地教育了他，讓他懂得了該如何對待自己的兄弟，并為自己的行為而懺悔。而后當他無法接受歷經千辛萬苦奪回來的妻子竟懷上了別人的孩子時，又是母親使他具有了博大的胸懷，接納了妻子和仇人的孩子。訶額倫能在那個部族征戰頻繁、充滿血腥屠殺的環境中依然堅持教育孩子仁厚博愛、善待他人，將生命的價值超越于武力之上，為鐵木真能夠成為胸懷寬廣、堅定坦蕩的成吉思汗不斷提供著崇高的價值選擇。“她所體現的不僅是寬厚仁慈的母親文化，而且也是民族歷史情結的象征。”［1］

再如《天上草原》中的寶日瑪和《額吉》中的其其格瑪兩位母親形象。她們都是最為普通的蒙古族婦女，正如“善利萬物而不爭”、“融生命于萬物”的水一樣，她們以超越了血緣關系的博大無私的愛接納和溫暖了異族的孤兒。如水滋潤萬物一樣，她們珍愛、尊重一切生命，她們給予虎子、錫林夫和錫林高娃的愛撫，超越了非骨肉非血緣的親情，讓遼闊的草原成為來自異族的虎子、錫林夫、錫林高娃們的生命的搖籃。《額吉》中，母親其其格瑪總是在草原上默默地撿著牛糞，也總說:“有牛糞燒著，蒙古包才不冷;有愛撐著，生活才不苦。”當母親苦苦勸說妹妹錫林高娃去認親、狠狠訓斥因此暴跳如雷的錫林夫，并含淚為跟隨親生母親離開的女兒拋灑乳汁為她祈福時，她的善良、堅韌和博大的胸懷在錫林夫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母親崇高的人格和精神品質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錫林夫，使這個來自都市的“他者”最終成為了真正的草原之子。他善辨是非、正直剛強、寧折不彎，摯愛和依戀養育他的草原。在幾次面臨人生重要抉擇時錫林夫最終做出的選擇，也受到了草原母親剛正不阿的品質和博大無私情懷的影響。在“”期間，善良的其其格瑪僅因給被定性為“壞人”的桑杰喇嘛倒了一碗奶茶(桑杰喇嘛也僅僅是因為沒能治愈貧苦牧民的病牛而被定性為壞人)，就無端地背上了政治的“黑鍋”。此事又連累到兒子錫林夫，使他被保送上大學的事陷入困境。在人生面臨重要轉折的當口，錫林夫寧愿放棄上大學的機會和美好的初戀也不愿額吉為“莫須有”的罪名而認錯，他始終堅持著“我額吉沒有錯”、“額吉，不要跟他們說好話”。沉默寡言的錫林夫以自己的行動彰顯著蒙古民族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精神品質。而后，在額吉博大情懷的感召下，錫林夫終于放下心中的芥蒂同意回上海探親。然而面對親生父母的再三挽留，他毅然選擇了回歸草原，因為草原給予他的愛已經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靈，與他靈魂相伴的是額吉高尚的人道情懷及其做人的道德與尊嚴。蒙古族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就是這樣以“善利萬物而不爭”、“融生命于萬物”的如水之品質，綿延不斷、潤物無聲地給予草原上一切生命以愛的源泉。她們撫慰滋潤著草原男人的心靈，更以高尚的人格和精神品質影響著一代代的“草原之子”，為之樹立了崇高的價值標準。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山川頌》中對水的品質和內涵曾有過極為詳盡的描述，文中賦予了水以人格化的力、平、察、智、知命、善化、勇、武、德等美好品質。如果說上文所述的蒙古族電影中女性形象之“善利萬物而不爭”、“融生命于萬物”的品質僅僅涉及董仲舒所說的水之“德”品的話，那么其如水的隨物賦形、隨遇而安之品質也值得討論。

進入新世紀以來，蒙古族電影更多開始關注現實的人生，試圖對現實境遇中蒙古族人民的生存狀態及其心理進行深入地探討。寧才執導的《季風中的馬》是此類題材的代表作品。片中，失去了草場和駿馬的蒙古族男人茫然不知所措，再也沒有了自由馳騁在草原上的騎手之堅定信念和剽悍雄風。他為了被圍起來的秋營盤和無奈被賣到酒吧里受辱的駿馬而大打出手，然而這樣的反抗與掙扎在殘酷無情的現實面前顯得是那樣的孱弱無力。我們在理解、同情他的同時也會覺得他已經有些不合時宜。相比之下，女主人公英吉德瑪的選擇似乎更為“順應潮流”，雖然我們理解這也是無奈之舉。如水之“隨物賦形”、“隨遇而安”，甚至能隨氣溫之變化情況而變化自己存在的形態，具有“水”的品質的蒙古族女人顯然比如山般剛強倔強的男人更能適應現實生存環境的要求。我們明白，她們也有對草原的不舍與深深的眷戀，也有對未知生活的茫然與恐懼。然而迫于生存的需要，如澗水沖過層巒疊嶂般，她們毅然做出了必須做的選擇。即水之“智”、“知命”、“善化”及“勇”的品質。由此我們也堅信，蒙古族女人憑著她們如水之純凈圣潔、堅韌不拔的品質與滴水穿石的頑強精神，定能將其“賦形”的“物”有所改變，使之更純凈更美好，更適于人類的生存。

將中國文學中“水”的品質內涵與新世紀蒙古族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相比相融，不知讀者是否會覺得牽強。然而筆者在享受著《悲情布魯克》中夕陽映照下那緞帶般閃光蜿蜒的河水、《天上草原》中寬闊沉靜、充滿母性的達里湖水的視覺美感的同時，的的確確感受到了與之融為一體的蒙古族女人如“水”般的美好品質。她們對草原生命的滋養與精神教化，在生活中呈現出的剛強與執著，善良仁慈、寬厚博愛的品質和廣闊坦蕩的胸懷，均可與水之“善利萬物而不爭”、“化身形于大地，融生命于萬物”及人格化的“力”、“平”、“智”、“知命”、“善化”、“勇”等美好品質相比。由此，筆者將新世紀以來蒙古族電影中的女性形象評論為“如水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