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檔案服務城市記憶功能和策略

時間:2022-11-16 11: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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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檔案服務城市記憶功能和策略

摘要:電影檔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城市印記,是城市記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保存、傳承、建構和控制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尋電影檔案為服務城市記憶,推動城市可持續化發展的實踐方法。

關鍵詞:電影檔案;城市記憶;傳承;建構;控制

當下,全球的城市都處在大發展和大繁榮之中,高速的城市化對“記憶”提出了嚴峻考驗,人們很容易在“建設”中“失憶”。1992年聯合國啟動了“世界記憶工程”,城市和社會記憶開始越來越受關注。以檔案部門為主體開展的“城市記憶工程”為保存城市歷史印記、梳理和延續城市文脈、建構城市文化精神做出了有益的實踐探索。電影檔案作為一種重要的檔案門類,日漸成為城市記憶研究和實踐關注的焦點。電影自誕生起就與城市密不可分,經過百余年發展,電影檔案中保存著大量的城市印跡,成為城市記憶的重要載體和媒介,為城市記憶的保護和開發提供了生動形象的豐富記錄,也為城市記憶的傳承、建構和控制帶來了豐富的發展潛能。

一、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保存

首先,電影從誕生初期就自覺發揮記錄功能,一方面存在于拍攝城市的紀錄電影中,直接記錄了城市風貌、建筑和人們的生活方式。20世紀初,電影傳入我國不久,上海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開始有意識地專門組織拍攝“風景”“時事”“教育”等短片,《長江名勝》《第五次遠東運動會》等直觀記錄了自然、城市風景和生活。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間,有經濟實力和文化意識的平民也手執攝影機,記錄家庭生活,這種不具備政府性質和官方意志的拍攝,同樣成為城市記憶的重要憑證。其次,電影檔案保存著城市文化的信息。活動影像與記憶之間存在天然的互通關系。張頤武曾說,“電影寫歷史,即通過影像、聲音作用于記憶,記憶的被作用性乃是一切電影制作產生幻覺的基礎”。[1]可見,記憶與影像之間具有天然聯系,影像本身就是對記憶的保存和投射,呈現出比文字更原始的直觀性。這種特性不僅體現在紀錄電影中,也體現在虛構類的故事影片中。如早期上海電影《馬路天使》《三個摩登女性》與典型的京派影片《我這一輩子》《駱駝祥子》中所呈現的城市風格差別極大,描寫的雖都是底層小人物的生活,但依然可看出兩座城市對人的性格特點、文化品位的塑造截然不同。最后,電影檔案記錄了城市發展的變遷。近年在“城市記憶工程”推動下,記錄城市發展歷史的文字和圖片文獻一直是各檔案機構關注的重點。但筆者認為,電影檔案因為其對城市經濟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憑證作用,同樣是城市記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傳承、建構與控制功能

丁華東在《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中指出,在檔案學研究的史料時代,我們關注的是其“整理”;在文件時代,我們關注的是其“保管”;在信息時代,我們關注的是其“管理與開發”;而在社會記憶時代,我們應關注的是其“傳承、建構與控制”。[2]電影檔案保存著城市記憶,通過對檔案信息的開發和再生產,為城市記憶的傳承、建構與控制也提供了可能性。(一)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傳承。城市與人一樣,同樣擁有記憶。有些記憶一目了然,一直延續;有些記憶隨著時間流逝被遺忘和掩埋,但它們通過一些載體,還可被挖掘、點燃和激活,讓城市發展的脈絡得到延續,讓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得到傳承。電影檔案有的是城市環境的記錄,如銀幕上的北京——雄偉的天安門、擁擠的CBD、狹窄的胡同;有的是城市生態的體現,如移民城市深圳,從40年前的小漁村到繁華都市的變遷;還有的是對城市文化的表達。通過開發電影檔案信息,城市的影像重現,不僅連接過去,也可展望未來。如南京這座城市,南京大屠殺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抹去的一段慘絕人寰的記憶。在電影檔案中,二戰期間日本人對南京城犯下的滔天罪孽以及城中軍民協力、奮勇抗戰的斗爭精神,都在影像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構成南京沉重而堅毅的城市精神,每一個現在或曾經生活在這里的人都能深刻體會。電影檔案的魅力在于能穿越時間長河,以一種原始而直觀的力量,傳承記憶,直抵未來。(二)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建構。“記憶”是復雜而豐富的,尤其是社會記憶。記憶是現在處理過去的方法,大量多意而隱蔽的歷史信息需通過媒介進行處理,才能成為一座城市共有的“記憶”。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建構功能不僅表現在其保存有豐富的城市歷史信息,更在于自身具有的傳媒特性。典型案例是青島,2017年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電影之都”。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青島并不具有核心地位,既沒有上海、長春、北京等城市與電影的深厚淵源,也沒有西安、廣州、成都等城市在電影發展中的獨特地位。青島之所以獲此殊榮,與它著力打造的具有電影魅力的城市形象密不可分,而其中電影檔案的作用功不可沒。青島是一座幾乎與電影同時誕生的城市,1891年青島開始建制,1895年世界電影誕生,僅僅在三年之后的1898年,德國攝影師開始在青島拍攝城市風光和百姓生活。青島檔案館在長期的檔案搜集過程中,找到了德國人拍攝的早期家庭影像。中國電影資料館保存著20世紀早期反映青島作為我國少有的花園城市的紀錄電影《青島巡禮》《勝利后的青島風光》《嶗山》等,這些影片對青島的城市風光、早期的工業發展、民眾時尚的生活方式均有體現。此外,具有歷史價值的多家電影放映場所被掛牌確認,在青島拍攝的電影、青島的電影人以及在青島舉辦的電影活動等文獻資料都被一一記錄和重現。在長期而深入對與青島有關電影檔案的整理和開發過程中,散落的具有歷史合理性和厚重感的塵封片段被發掘和重現,又借助電影文化的傳播作用,建構成關于這座城市在電影中的完整記憶。(三)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控制。對于一座城市而言,有記憶必然有反記憶。如何對待記憶和反記憶,如何占有記憶并控制記憶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命題。電影檔案既是保存和建構城市記憶的重要載體,也是控制城市記憶的重要資源。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控制一方面表現為傳承和延續城市文化,為城市文明發展增加歷史內涵和廣闊前景;另一方面表現為利用國家機器對逆歷史發展的邪惡記錄進行銷毀和忘卻。通過對這兩種正反向的控制,達到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如二戰中,由于充分認識到電影的宣傳特性,戰爭雙方都經常利用影像作為宣傳工具。受到戰爭摧殘的人們借助影像的鼓舞作用激發民族正義感,團結戰斗;法西斯統治者同樣利用影像宣傳、美化奴化思想與罪惡行徑。日本在占領我國東三省成立偽滿政府時專門成立了電影公司拍攝影像為自己的統治進行顛倒黑白的宣傳,達到控制民眾精神的目的。對這些電影檔案的存留和利用,關乎民族記憶和尊嚴,關乎城市的情感根基,關乎社會記憶和秩序,需堅決而明確地進行控制,才能達到城市良性發展的目的。

三、電影檔案服務城市記憶的策略

基于檔案記憶觀,當前檔案部門積極投身“城市記憶工程”建設,從北京、上海、天津、重慶、青島等多地“城市記憶工程”的實踐來看,搶救性收集和組織拍攝影像檔案資料已成為主要的工作形式,電影檔案服務城市記憶的初步成果已經凸顯。在此基礎上,根據發展趨勢,筆者認為還可找到更多的實踐方法,深化電影檔案對城市記憶的服務。第一,將電影檔案納入城市博物館、展覽館等的公共文化展示活動。隨著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語言已不僅僅局限于口頭表達、文字敘述,影像正在逐步控制著語言體系,成為人們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眾多城市記憶建設部門共同努力,開展了建立城市記憶名錄和城市記憶數字資源庫,編輯出版文獻資料,建立博物館、紀念館和紀念碑,組織實體或網絡的專題展覽等活動。這些活動應將電影檔案納入,不僅借助其直觀特點豐富活動內容,又能將電影檔案與新媒體結合,帶給觀眾更多的互動體驗。如蘇州,為弘揚《孫子兵法》的誕生地這一歷史文化遺產,興建了孫武文化園,開創性地將電影檔案中的諜戰影片內容與孫子兵法中的“用間篇”進行結合,建立了諜戰影視博物館,達到普及傳統文化、豐富城市文化內涵的目的。再如革命圣地延安,將紅色電影檔案展覽作為紅色城市文化宣傳的組成部分,效果很好。第二,運用電影檔案的文化影響力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在城市化建設日益趨同的今天,人們越是從城市建筑、風景環境、生活方式中尋找不到城市的特性,越是希望通過城市記憶來感受差異化的城市形象。電影檔案具有文化信息和文化屬性,是近百年來發展最快、影響力最大的藝術形式和文化形態。有多少人是通過《羅馬假日》而愛上羅馬,又有多少人是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電影中認識了上海摩登;再如山西汾陽,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鎮,卻能因為賈樟柯的電影作品走到全球觀眾面前。這些豐富的電影檔案不僅能喚起城市記憶,給予城市豐富的文化內涵,還能增加城市品牌形象,提高城市美譽度,建構城市記憶。因此,我們應主動拉近電影檔案與城市的距離,運用電影檔案的文化魅力,講述獨一無二的城市故事。第三,借助電影檔案的再生產重塑城市歷史和建構城市文脈。記憶不是固化的,需通過媒介進行喚醒。我們應有組織地開展電影檔案的再生產來喚醒城市記憶。文獻紀錄片、為保存城市現有生態有目的地拍攝影片、通過對電影檔案編研和開發形成有特色的文獻和展覽,甚至對與電影檔案有關的區域進行建設性開發,都是電影檔案再生產的形式。如新中國電影生產的重地長春,雖然隨著電影產業化發展,已不再是電影生產的核心區,但曾經的輝煌是該市重要的文化遺產,對長春電影制片廠舊址進行改造建設的長影舊址博物館完整記錄了“新中國電影搖籃”的發展成就,成為長春文化的重要部分。再如中國電影資料館在2018年檔案日紀念活動中,推出一項旨在用電影檔案建構城市記憶的計劃,其利用歷史影像編輯的影片《詩性青島》作為計劃的第一部將于今年內推出。通過電影檔案的豐富性和影響力,作用于城市歷史重塑和城市文脈的建構,喚醒城市記憶,為城市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參考文獻:

[1]丁華東.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09-344.

[2]蔡曉芳.“鏡”城:電影中的北京記憶與想象(1980-2010)[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3-9.

[3]丁華東,崔明.“城市記憶工程”:檔案部門傳承與建構社會記憶的亮點工程[J].檔案學研究,2010(1):41-45.

[4]加小雙,徐擁軍.中國“城市記憶”理論與實踐述評[J].檔案學研究,2014(1):22-32.

作者:薛寧 單位:中國電影資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