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實主義電影新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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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從誕生之初就成為中國電影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對社會問題的高度關注，往往帶有嚴肅的意識形態屬性。《我不是藥神》采用適當的商業化渲染，在意識形態建構、審美愉悅感發、消費娛樂傾向的多元配比中呈現出新時代下現實主義題材的新型表征。

關鍵詞：現實主義電影；新航向；《我不是藥神》

2018年《我不是藥神》大熱，這部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聚焦被主流文化忽視的“白血病患者”買不起天價藥的話題，展示當代法治社會下社會邊緣群體的無奈與心酸。

一、客觀視角下的大眾關注

互聯網的話語構建讓世界多維相向，導演通過利用話題營銷掀起微博輿論熱潮。順應當下流行趨勢，視聽場域下的慢節奏讓紀錄片敘事技法大受歡迎。在紛繁嘈雜的快速發展時代，不少人希望在接觸視聽畫面時能夠擁有不脫離生活現實的細致感受。（一）“紀錄片模式”中的新觀察與真表現。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不是藥神》作為商業片中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必然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因而具有碎片多元性。從現實主義敘事角度來看，其電影中內容題材為真實事件改編，敘事模式上采用“觀察模式”與“表現模式”，即通過機器的搖晃、追隨動作的自然來體現導演的中立態度，借用小人物程勇個人情感波動來表現其對白血病人吃不起天價藥的主觀關注，這種創新的電影紀錄片式手法為觀眾打破電影過度拼接剪輯的假想，以生活化的沉浸式體驗讓觀眾陷入情感漩渦中。與以往飽受爭議的《盲山》《盲井》相比，《我不是藥神》以娛樂化的方式柔化激烈的社會矛盾，通過程勇個人蛻變的經歷展現值得關注的社會話題，被放大的主人公的主動性增強，不再是單純地講述催人淚下的故事，從程勇為賺錢進口“格列寧”到賠錢也要走私“救命藥”，最后鋃鐺入獄的行動軌跡看，導演傾向于講述法治社會下主人公在情與法之間選擇的自我救贖實現回歸體制現實的“新境遇”，其引發的戲劇邏輯不脫離真實語境，引發觀眾思考，感人至深。（二）微博嫁接電影輿論：商業平臺的新型合流。自2010年微博誕生以來，大量聚積的互聯網原住民從論壇、貼吧、網站遷移落戶，實現了話語力量的集中轉變。近年來，不少社會現實問題紛紛在微博上浮出水面并形成輿論爆點，然而卻經常是流量新聞捧就的短暫云煙。《我不是藥神》作為電影承接了微博話題的熱度，聚焦真實的新聞事件，尋找被信息浪潮沖刷的小人物事件，在事件本身發酵過后對其影像化實現二次回爐，深度挖掘白血病群體與個人命運中的沖突價值，探尋當代泛娛樂化下電影的嚴肅使命，電影本身發揮了潛意識的作用，促使觀眾自發進行深層次思考。同時，《我不是藥神》的微博話題營銷、小規模點映效應、片段真實的花絮釋放等方式在“良心”二字附著下產生蝴蝶效應，呈現出微博嫁接電影的新氣象。

二、線性敘事與商業化多維移情

縱觀中國電影史百年，時代性與階級性決定了現實主義注定有不同的色彩。線性敘事的淳樸風格、商業化元素的高度吻合是現實主義電影的必然選擇，《我不是藥神》在低廉制作的高價內容上取勝，使中國商業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得以擴大。（一）小人物電影文本模式的生產大眾化。《我不是藥神》的線性敘事手法滿足了大眾對日常生活現實的時空想象，相比與依靠電影高端技術給視聽感官帶來的強烈震撼，現實主義的《我不是藥神》擁有顯著的“代入感”，當觀眾看到電影中人物的生活情感遭遇時，由共情機制引發自我幻想往往能夠調動觀眾日常生活的經驗性記憶，并自動融入觀影樂趣中。而觀眾對電影文本的體驗效果則依賴于電影文本本身的架構和觀眾自身鑒賞能力的高低。約翰費斯克提出的生產者式文本充分證明了大眾文本的可生產性，《我不是藥神》作為商業化的大眾電影，本身所呈現出的觀眾可讀解的笑料情節與電影創作者的封閉式文本結構產生的矛盾，讓觀眾本身思考為何程勇對白血病群體毫無責任，卻要冒險走私“格列寧”這個問題，觀眾對人物感到敬佩而潸然淚下時，電影文本的生產大眾化顯露無疑。（二）低成本電影開拓現實主義商業新道路。最早在中國電影市場上進行小成本創作探索的是2006年由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其投入產出比讓人慨嘆電影市場即將迎來低成本電影浪潮。被高成本、高制作、高科技的娛樂大片培養的觀眾口味中，現實主義題材的商業電影以理性的方式，記錄日常，發現生活，探尋細節的樸實手法重新沖入以“資本”蓋棺定論的電影市場。《我不是藥神》本身所蘊含的人文內涵和文化精神是傳統文化價值的成功回歸和商業電影的有益探索。

三、現實主義聚焦縮小社會漏洞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許多現實主義題材反映社會問題的電影，包括反映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嘉年華》、揭露拐賣兒童現象的《親愛的》，這些電影像是社會的一面放大鏡，呈現給所有人。電影作者通過藝術化的加工處理，聚焦社會現實問題，推動政府出臺相應的法律條文，這種良性交互機制，發揮了電影作為藝術作品的社會價值，實現了社會生態圈層的自動修補和邊緣彌合。（一）擬真化意象下的特定共鳴期許。在《我不是藥神》所呈現的擬真化場景中，程勇的人物經歷具象成一種社會意象，其中夾雜著英雄主義、小人物悲劇命運、崇高道德的楷模等象征內涵。與其他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相比，程勇最后的完美結局成功塑造了“草根英雄”的形象，選擇回歸而非出逃的方式詮釋了導演對社會問題可解決的思想態度。當觀眾在沉浸式體驗中與人物程勇發生情感共鳴時，受眾本身發出的拯救欲望，會生發出一種對現實社會問題亟須解決的客體關照，在事件本身受到政府的關注并出臺解決方案時，觀眾才完成了從電影中脫離的主體轉變。觀眾自發形成的社會期許，一定程度上在不斷幫助政府搜索主流話語下的邊緣群體，緩解細微矛盾造成的內在壓力，縮小社會漏洞面積，維持社會生存場域下的平衡穩定。（二）中國道義當代話語的新命題。中國傳統社會講究的道義往往自帶俠氣、英雄屬性，他們以維護社會道義、敢做敢說、勇于擔當的形象給人以憧憬和向往。當代不乏出手闊綽捐獻愛心的高調公益，明星公益更是屢見不鮮，然而相比高調的慈善和“照片式”的公益宣傳，平凡普通人物的無私善舉往往更加感人至深，他們沒有充足的財富、沒有顯赫的地位和背景，但卻擁有常人無法做到的執著與堅守，這二元對立的矛盾讓“平民英雄”更加鮮活，人們期望平民英雄的不斷出現，從而滿足大眾對社會“正義必勝，道義崇高”的凜然構想，完成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道德呼應。不少冠以最美稱號的人物紛紛出現，這體現出大眾對純粹善良、無私人性的強烈渴望。同時，在當下構建法治社會的時代要求下，《我不是藥神》第一次完全實現了商業片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上的統一，當觀眾作為市民在接受影片時，他們向公民的轉化通過影片人物的體驗式傳輸得以開始。《我不是藥神》的出現滿足了中國傳統價值觀中對敢做敢當的人物設想，同時程勇作為世俗人物到道義代名詞的痛苦轉變充實了受眾對人物的現實假想。當“這件事犯法，但是可以拯救白血病人”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善良、正義、道德的期許就轉變成了社會拷問；當程勇以個人的人性光輝讓所有觀眾憧憬時，觀眾對悲劇式英雄人物的向往不斷加深。《我不是藥神》創造了一種全新的電影模式，通過回歸的現實拷問拋出亟須解決的社會命題。

四、結語

目前，中國電影市場中，以社會現實為題材拍攝的影片受歡迎程度仍舊難敵極具震撼力的“三高”電影。然而當代《我不是藥神》口碑與市場的雙豐收，不僅為低成本的社會現實問題電影的商業化之路開辟了新大陸，更是完成了通過商業化電影讓觀眾了解社會邊緣群體、認知當代法治社會缺陷的嚴肅命題。《我不是藥神》與近年來的其他社會問題電影如《找到你》《親愛的》《嘉年華》等相比，在商業化上實現了成功，帶給觀眾有生活的笑料，現實問題無法解決的痛苦，通過以程勇為核心人物的故事性講述，融合符合現實主義規則即痛并快樂著的基本遵循，實現了中國現實主義電影藝術化與商業化的有機結合。在中國電影市場上，不斷出現的“現象級”電影反映出的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觀眾口味的漸次轉移以及衍生出的時代話語權力體系重建等重要課題，值得電影從業者深思。

參考文獻：

1.鄒少芳.論當代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發展之路[J].電影文學,2014(03):12-13.

2.翟清.泛社會化視角下影視教育的多維移情影響研究[J].電影評介,2018(14):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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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凡 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