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會責任模式選擇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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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

我國現行公司法雖然第一次將公司社會責任載入法律條文，但尚未對其具體內容進行界定。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界定的觀點主要有:“中國人民大學劉俊海教授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依據在于公司的社會性、公司的經濟力量、明智的公司經營方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公司推動社會權實現的社會義務。中國人民大學史際春教授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本質上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對公司的客觀要求，是指企業應當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礎上對利益相關各方和社會自愿承擔道德義務。甘培忠教授以經濟學“外部性”理論作為依據，將企業社會責任分層，指出作為一種以國家強力維度為保障的制度設計，負外部性的彌補是企業社會責任在法律強制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與之相對，具有正外部性的企業捐贈、公共設施建設贊助等公益行為則是企業社會責任在道德激勵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同時，在討論公司社會責任時，既要做好責任規制范圍的界定。同時需要把握好一個基本原理，即:公司社會責任往往表現為政府、法律、國家對企業的要求，以此作為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媒介;同時，要避免把政府、國家的責任與公司責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會的要求過度轉化為法律、國家、政府對企業的強制性要求，或者國家、政府、任何團體和個人以社會的名義對企業進行權力干涉或權力的直接攤派。

二、規制依據

通過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會責任規制的依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道德、實體法、自律準則(主要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約束性較弱，所以不宜作為規制的直接依據，可作為輔助依據;實體法的直接規定具有剛性的弊端，不能體現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認為通過公司章程對公司社會責任進行規制是合理的選擇。一方面能夠體現現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當公司面臨責任承擔時，既可以直接約束股東，如果股東怠于履行責任或給履行責任造成障礙，可依據《公司法》來賦予章程強制性。我國《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我認為《公司法》的規定可以作為裁判的依據，屬于法律強制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維度。但該條規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確相關的操作細則，具體包括司法解釋、商務部的操作規范等等。

三、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

以責任承擔的驅動力為標準，可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分為，制度動因、道德動因和利益動因。其中，制度動因主要包括國家或政府對其社會責任的轉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權力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攤派。道德動因主要包括突發社會事件的捐贈和社會公共物品維護費用。利益動因是指企業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對社會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產品投入到社會公共基礎的建設，創出品牌，讓社會更了解自己的產品，使公司獲得無形收益)。在社會需要幫助時，首先應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繳納稅費等);其次企業(公司)也應承擔部分責任;再次，應平衡考慮股東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因此，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應當是:在劃清公司社會責任和國家、政府的責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權力的責任攤派的基礎上，以股東利益動因為基本出發點，激勵股東承擔社會責任動因，實現動因平衡——股東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

四、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分配

鑒于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營企業)在資產、技術、等基本經濟實力上的懸殊差別和資產來源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也應加以區分。首先，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乃至政策壟斷等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其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公司法》應當規定國有企業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擔社會責任，同時強化透明度和監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上市公司對社會的影響度明顯強于中小企業，因此上市公司能夠憑借其影響力從民眾和社會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場資源，耗費了更多的法律資源(現代社會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復雜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主要承擔其所在社區的公共投入，細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對于中小企業，發展是第一位的，具體規制為，引導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小范圍內培養該群體的社會責任理念，即消費者責任、債權人責任、直接環境責任等方面進行規制。而在社會捐贈、道德義務等方面的社會責任作出公司的預期規劃，根據自身實力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