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唐代調解及依附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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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與漢朝并列的偉大朝代。唐朝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其強大的國力，還在于完備的典章制度。法律方面，一部《唐律疏議》被后世史家盛譽為“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①《唐律疏議》完全依照禮教原則制定法律規范，通過制度設置和刑罰懲處促進德行教化，為當世之人提供行為指引和價值導向。唐代的調解制度，即是在這種法律制度下開展實踐的。唐代沿襲了秦漢時期的民間調解制度，只是組織形式上有所變化而已。唐代鄉里訟事，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調解。基層分設的鄉正、里正和村正有權處理地方上的輕微刑事案件，并對民事糾紛進行調解仲裁，不能取決方交府縣處理。②調解組織進一步向基層社會下探，漢代以來由地方上的郡、縣官員主導調解的局面漸漸由基層自治組織先行調解所替代。除此之外，調解的依據也更為明晰，我國傳統調解制度實施的依據,在唐代之前多半是出于宗法倫理道德,強調“禮和”。從唐律開始,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禮法合一”乃是不爭的史實。調解的涵義逐步擴大,即從一般的社會秩序上也要求調解或勸和。③調解已經不僅是儒家道義上的要求，還上升到上層建筑層面，法律直接調整民事糾紛的化解行為，先行調解成了民事訴訟前潛在的要求。

一、對“禮教”原則的全方位貫徹

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唐代法律，在刑事規范上，圍繞“三綱五常”設置罪名，著力于維護“尊尊親親”的“禮教”秩序，系統而完美地貫徹了“禮教”原則。在民事法律部分，對“禮教”原則的貫徹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訴訟的抑制。一方面，對訴訟當事人的資格進行限制。唐代尚沒有形成單獨的民事訴訟程序,民事審判與刑事審判基本上沒有差別,對訴訟當事人條件的限制也一樣,如子孫不得起訴父母、祖父母,奴婢不得訴主人;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也不得提起民事訴訟等。④“孝親”是唐代法律的立法原則之一，子孫對于祖輩、卑者對于尊者，是沒有資格提起訴訟的。另一方面，是對訴訟時間進行限制。對于一般的民間糾紛，唐《雜令》規定，凡是田宅、婚姻、債負之類的案件，只能在每年的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這6個月內起訴和受理。⑤規定秋冬季節才可以訴訟，以免妨礙農時，影響農作，傷及和氣。二是對通過調解方式解決民事糾紛的重視。一些官員由于善于使用調解方式解決民事糾紛而獲得“良吏”“循吏”的聲譽。如韋景駿，開元中為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于是母子感悟,遂稱孝慈。⑥即使是皇帝，也認可解決民事糾紛不應當走大張旗鼓的訴訟之路，尤其是閨門之內的財產紛爭，應當通過調解等內省式的方式予以化解。比如，唐德宗時，已故勛臣郭子儀侍妾的子弟與郭子儀的子孫相訴，德宗本想按照司法途徑解決。但侍御史盧群建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勛，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⑦德宗聽從其言，希望他們自行和解,不要輕易提起訴訟。

二、制度上的兩項重要創新

唐代法律在繼承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做出了兩項對后世大有裨益的制度創新。一是在婚姻法律里規定了“和離”制度。《唐律疏議》規定了三種離婚方式：協議離婚，男女雙方自愿離異的“和離”；促裁離婚，夫方提出的強制離婚，即“出妻”；強制離婚，夫妻凡發現有“義絕”和“違律結婚”者，必須強制離婚。對于“和離”，《唐律疏議》卷第十四“戶婚”190“義絕離之”這樣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意思是說，如果夫妻不能和睦相處就可以協議離婚，且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和離制度是唐代法律中的一個重要創新，立法在堅持禮制的前提下，根據實際生活進行了變通：一方面，和離的主體是男女雙方，其外在形式賦予了婦女平等的法律地位，體現了婦女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和離”強調了夫妻的情感因素，即夫妻生活的和諧，重視婚姻生活的質量，體現了人本主義。“和離”制度不僅在當時禮法結合的法律制度下是難能可貴的，而且一直為后世所沿用。二是在刑事司法領域創設了“保辜”制度。《唐律疏議》卷第二十一“斗訟”307“保辜”規定：“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依據該條規定，在斗毆等傷害案件發生后，被害人沒有立即死亡的，官府可根據加害人的保辜請求為其設定一定的期限，即保辜期限，在此期限內，加害人需為被害人積極醫治傷病。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內因本傷死亡的，那么對加害人就以殺人罪論處。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內沒有死亡，或因已受傷害之外的其它原因死亡、或是在保辜期限以外死亡的，那么對加害人只以斗毆傷人罪論處。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保辜制度是科學合理的，因為傷害罪是一種結果罪，在古時落后的醫術水平下，傷害案件發生后很難立即判斷傷情，設定一定的保辜期限更加有利于準確判斷傷情。并且，保辜制度要求加害人對被害人實施積極救治，使被害人早日康復、也使加害人減輕罪責，進而達到化解社會矛盾、修復社會關系的目的。

三、唐代調解及其所依附的法律體系對當代的啟示

唐代與漢代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漢代因教化有功而名列青史的“循吏”數量眾多，而唐代見諸于史冊的則少了許多。根據《舊唐書•職官制》記載，雖然唐代州郡地方長官的職責之一是“撫和齊人”，暗含著通過調解方式促進民間糾紛化解的任務，但經過歷代的演進，到唐代時，調解的主要職能已經從地方官轉移到宗族手里。并且，唐律的發達，使司法官的自主性較之漢代少了很多，因之，調解實踐在歷史中的記載就不如漢代為多。但是，唐律將禮的要求明確為法律規范，對當代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一是重視對社會關系的保護具有恒久的價值。協議離婚制度是“和離”制度在現代的運用，是現代法律制度對傳統法律的繼承和發展，也體現了歷史發展中的連接性和一體化。從“和離”制度我們可以看出，其強調保護婦女權益和尊老愛幼、家庭和睦、親情和諧的傳統美德，使其穿越不同時代，適應了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直至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保辜”制度也具有同樣的恒久價值，現代刑事和解制度，某種意義上即是從“保辜”制度的演進而來，改變了以往被害人權利被忽視的局面，著眼于對被害人利益的保護，通過自愿、平等的協商，使加害人認識自己行為的錯誤，向被害人賠禮道歉、真誠悔過。同時使被害人在經濟上得到賠償，進而對加害人的行為予以諒解。這樣，雙方的矛盾就得到根本化解，被破壞的社會關系也得到了恢復。二是調解已成為社會治理中國家與社會合理分工的標志。唐代是中國法制發展歷史中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表現在社會治理，尤其是基層社會治理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反映在調解上的變化。在漢代，民事糾紛的調解明顯由官方主導，從最基層的縣級行政長官，到漢宣帝口中“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的“二千石”高級地方長官——郡守，都有親自投身調解的記載。漢代以降，調解的職能逐漸由官方向民間傳導，到了唐代，最主要的調解實踐就由里正、村正、坊正等半官方性質的人員主導了。唐代以后繼續演進，到了明代，調解則主要由宗族、里老等民間組織或人士進行，明太祖教民榜文第一條即規定：“對于民間戶婚、田地等訴訟，應先由各里老人、里甲進行調解解決，不可直接向地方官提訴。”如此，官方已經完全從民事糾紛化解的一線退出了。因此，唐代的調解，是社會治理中國家與社會分工變遷中的一個階段，也是二者合理分工的一個標志。

作者:劉斌 單位:上海市司法局基層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