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海權問題歷史反思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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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是被世界各國公認的海洋世紀。在新世紀即將來臨之際，回顧并反思一個多世紀以來，海洋與中國歷史發展命運之間的密切關系，十分必要。

海上軍事斗爭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國艦隊從海上敲開了中國國門，由此拉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20年后，英法聯軍再次用堅船利炮突破中國的海上藩籬，然后驅兵北京城。1884年，法國艦隊肆行于東南沿海，福建水師慘遭敗績。10年后的甲午戰爭，更是上演了一幕歷史大悲劇，中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幾年后，八國聯軍的炮艦又迫成《辛丑條約》。此后的中國，更是國門洞開，有海無防；外國軍艦在中國的領海和內河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地。

據不完全統計，自鴉片戰爭后的百余年間，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達84次，入侵艦艇達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達47萬人。中國由一個完全獨立的封建主權國家逐步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淵。回顧不幸的近代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外敵的不斷入侵、特別是來自海上的外敵不斷的入侵，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災難的直接根源。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更是一部列強從海上侵略中國并頻頻得手的歷史。

中國近代在海洋方向的奮力抗爭

鴉片戰爭后，一些有識之士對海洋方向的嚴重危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并陸續提出了應對之策。林則徐堪稱為清朝高級官員中睜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特別重視學習和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及裝備，大膽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則徐的委托，編撰出一百卷的偉大著作《海國圖志》；提出了建設海軍海防的一系列主張，開中國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為杰出的海防思想啟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強敵入侵的上策是要“嚴修武備”，尤其要嚴修海上武備，因為入侵之敵主要來自海上。他指出：“夷之長技，一戰艦，二火炮，三養兵練兵之法”，主張必須老老實實向西方國家學習；并再三強調：“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四夷者，外夷制之”。

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再次落敗。清朝有更多的高層人士看到了英法聯軍海軍艦隊的巨大優勢，于是創建強大海軍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由于中國缺乏工業及其造艦制炮的技術和人才，咸豐皇帝決定向西方購買一支艦隊。于是便有了一支掛洋旗的“阿思本艦隊”，朝野輿論一片嘩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這支不倫不類的艦隊。在此次付出昂貴的“學費”之后，中國人充分領略了海權在握的西方列強的狼子野心。

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的“洋務運動”在封建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環視下，緊鑼密鼓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一大批軍工企業應運而生。1866年，在左宗棠再三請求下，清政府終于在這一年批準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近代海軍海防事業的第一個也是極其寶貴的造艦育才大基地。但清朝高層內部的思想并未能真正統一，因此海軍海防事業不得不在泥濘路上艱難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臺灣。此事雖以和談告終而未開啟中日戰端，卻在中國朝野引起強烈震動并在清廷內部引發了一場“海防大討論”。其中，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最令人矚目，充分陳述了海軍海防問題在當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李鴻章又急切進言呼吁購買鐵甲巨艦。但腐敗的清政府卻不以為然，沒有大辦海軍。1884年8月，中法馬江一役，福建水師全軍覆滅。戰端甫定，光緒皇帝就頒布了“懲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上諭。隨即海軍衙門宣告成立，海軍成為國家經制軍種之一，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1888年秋，陣容強大的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這是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發展的頂點。

中國近代海軍發展遲滯的原因

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典型的“海軍制勝”戰爭。隔海相望的地理態勢，加之啟戰的日方圍繞制海權所制定的作戰計劃，都決定了海軍艦隊在這場戰爭中至關重要的地位。戰爭結果是中國又一次慘遭徹底的敗局。

在戰爭中，北洋艦隊可謂是“兵強馬壯”，官兵作戰英勇。但不幸的是，它卻初受挫于豐島、再遭創于黃海、最終全軍覆滅于威海衛軍港，從而徹底鑄成中國的敗局。中國建立了一支在亞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海軍艦隊，為什么還是逃脫不了失敗的悲慘命運呢？一言以蔽之，中國發展近代海軍，從來就不是海權意識的產物，從來就沒有與發展海權相聯系。

孫中山先生曾對此問題作了精辟的總結。1912年12月，中華民國第一任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病逝。有感于當時仍然嚴峻的海防形勢，孫中山先生在其親筆題寫的挽聯中發出了“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時代浩嘆。的確，孫中山先生精準地看到中國屢遭外敵欺凌的癥結所在——海權。中國無海權則國家無興盛，甲午戰爭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歷史進入19世紀以后，世界各國，尤其是沿海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都無可選擇地與海洋聯系在一起，國家的興衰榮辱也無可選擇地與海軍聯系在一起。為貿易而向海外拓殖，為拓殖而拼命發展海軍；海洋和海軍實際上已成為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戰略問題。擁有漫長海岸線的中國，發展近代海軍并未能真正看清楚這一不可抗拒的時代大潮，始終局限于對西方列強炮艦政策的一種本能反應，僅僅是一種企圖重新關上國門的較低層面的軍事防御對策。因此，中國發展海軍的整個過程始終呈現出一種“海患緊則海軍興、海患緩則海軍弛”的被動、消極和短視的狀態。因此在1888年北洋艦隊組建成軍之后，清政府認為海軍已經發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便停止了海軍發展步伐，甚至將有限的經費挪用于修繕皇家園林。低層面的思維，使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陷入三個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國發展近代海軍缺乏經濟之“源”。從18世紀到鴉片戰爭的百年間，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萬兩白銀的水平上，其中僅田賦一項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經濟發展的停滯實際上已等于負增長，加之鴉片貿易造成了巨額逆差，使清政府長期處于財政拮據、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鴉片戰爭期間，欽差大臣林則徐等人所進行的海防振興事業，極少得到清政府在經費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籌集款項。其來源一是歷年洋商捐資的留成；二是動員商人臨時捐資；三是向廣東省大小官員和民間攤派。林則徐當時深感“籌措經費，實為首務”；其實，他當時的舉措僅是很小規模的，但已感到經費上的頭痛了。

及至李鴻章具體主持海軍發展的年代，矛盾就更尖銳了。此時，西方列強在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機被普遍采用，海軍裝備朝著大型鐵甲艦方向發展，其經費也與日俱增。1861年，中國購買“阿思本艦隊”只需花費白銀150萬兩；而20年后僅購買一艘7300噸級的鐵甲艦，其費用就高達182.4萬兩。清政府向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和“濟遠”三艦共需銀400萬兩。這筆經費就是臨時多方籌措的。由于經費有限，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發展北洋海軍。由此可見，一個封建落后國家，在當時是很難搞好海軍建設和發展的。

矛盾之二：中國發展近代海軍沒有政治之“本”。實際上，在大力發展近代海軍的強烈軍事需求的刺激下，“洋務運動”已逐漸引進了大機器工業，采用了新的科學技術，培養了近代海軍所必備的專門人才，使工業、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進步伐。但封建王朝沒能認清形勢而抓住時機，進而順其自然因勢利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當不改變生產關系已不能滿足生產力發展之需要時，清王朝寧愿限制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許其越出封建生產關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計地“禁海”，限制對外貿易，重農抑商，頑固抵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竭力維護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在這種情形下，中國雖一度“強兵”在先，但聽任“富國”滯后，終不能達到真正的“強兵”；于是，中國海軍衰敗，海上藩籬盡失，國家日益沉淪，其“自強”、“求富”的整個近代化事業亦終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國發展近代海軍僅僅用之于“防”。清政府在發展海軍時全然沒有高瞻遠矚的國家發展戰略，從來就未從國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去作發展海軍的通盤籌劃。這必然制約著海軍的軍事戰略，因為服務于閉關自守的國家政治目標時，海軍只被用于守衛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爭奪海權，不需要具備遠洋進攻的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戰術。

中國近代海軍的起步并不遲于日本，當時完全具有與日本同等的在亞洲崛起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沒有海權意識，沒有為爭奪海權而發展海軍的意識，而是企圖將一個產生并服務于資本主義的近代新軍種納入封建主義的陳腐軌道，企圖用代表和體現著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堅船利炮去維護瀕臨死亡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不論19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的執政者們對海權的重大戰略價值是否有共同的認知，但他們在海軍戰略方面的實踐，已最終充分證實和檢驗出海權的重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海權這一把無情的時代利劍，決定了近代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