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監督與媒介審判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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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輿論監督是公眾通過傳播媒介對國家、社會公共生活進行評論、批評以表達意見和建議，依法維護自身權利、監督社會生活的一種行為。而“媒介審判”是指新聞媒介違反司法程序，超越職權對案件做出判斷，是一種違法的和無效的裁判。但新聞媒介的影響力將會使這種裁判在社會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影響到公眾的正確認知和司法的公正?！懊浇閷徟小?，除了媒介的角色錯位、過分的追求傳播效果的因素外，還與我國司法體制的缺陷、新聞媒介的官方背景、媒介自律機制的缺少、社會的人治思想傳統等諸多因素有關。

【英文摘要】Thepublicopiniondirectionisakindofbehaviorthatthepublicproceedcommentaryandcriticismonthenationandsocialpubliclifethroughspreadmediumtoexpressopinionandsuggestion,supporttheirrightsbylawanddirectsociallife.While"mediumjudgement"meanspressmediumbreachthejudicialprocessandoversteptheirauthorityoftheofficetomakethejudgementtothecase.Therefore,itisillegalandinvalid.Buttheinfluenceofthepressmediumwillmakethiskindofjudgementproduceanenormousinfluenceinthesociety,whichwillaffecttherightperceptionofthepublicandthejudicialcandor.Inadditiontotherolemalpositionandexcessivelypursuingspreadingresultofthemedium,therearemanyotherfactorsoftheappearanceof"mediumjudgement",suchasthedefectsofourjudicialsystem,theofficialbackgroundofthepressmedium,theshortofmediumself-disciplinemechanism,thetraditionalideaofhumanmanagementofthesocietyandsoon.

【關鍵詞】輿論監督；媒介審判；角色錯位

【英文關鍵詞】publicopiniondirectionmediumjudgementrolemalposition

【正文】

一般來說，輿論監督應是社會公眾通過行使言論自由權、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等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對公共權力和公共生活所實施的一種監督。但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有通過新聞媒介才能最快地、最大范圍地、最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并形成足以影響社會的力量，因此，輿論監督便成了公眾通過傳播媒介對國家、社會公共生活進行評論、批評以表達意見和建議，依法維護自身權利，監督社會生活的一種行為。民眾為了輿論監督，賦予了新聞媒介特殊的權力。享受了特殊權力的新聞媒介，也就有義務在為民眾形成輿論力量方面提供必要的幫助。但是，反映民意只是媒介的職能之一，公眾在形成輿論方面和媒介相比往往具有滯后性，處于弱勢和被動地位。新聞媒介更多的是在有意或無意的發揮其能動作用來引導輿論。這樣，在輿論監督中起主導作用的新聞媒介一旦發生錯誤，便會對社會公眾的正確認知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及整個社會?！懊浇閷徟小爆F象便是因新聞媒介的角色錯位而產生的一種不正當的輿論監督。

西方新聞界認為：“媒介審判”是一種不是依據法律程序對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實施的非法的道義上的裁判，也叫“報刊裁判”（trialbynewspaper）。它的歷史成因是西方國家在審判過程中所施行的陪審團制度。陪審團由普通公民組成，并不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和職業道德，因此很容易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如果大眾傳媒在判決前就對案件或涉案的當事人作過多的報道和渲染，就會影響陪審團的公正投票，從而間接影響判決的公允。

我國學者魏永征認為，“媒介審判”是指新聞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涉案人員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勝訴或敗訴等結論。“媒介審判”是對法院的審判權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權利的雙重侵犯?，F階段我國的“媒介審判”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多發生在刑事審判中，被報道對象多是民憤極大、影響深廣的“非自愿性公眾人物”，被報道者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媒體往往打著順應民意的旗號，樂得“落井下石”；二是為體現媒體所標榜的公正的社會立場，對被告一方往往“一棒子打死”，在事實的選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張的，這就很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來；三是“媒介審判”的事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顯著性，由于競爭的日趨激烈，一些媒體對此類具有極大影響力和可讀性的事件趨之若鶩，對這些事件進行長時間、大容量、一邊倒的宣傳和炒作，形成一種齊聲撻伐的輿論氛圍，給公眾以錯誤的印象，使公眾服從于這種格調一致的錯誤認知。這樣一來，司法機關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迫于輿論所造成的各種壓力，很可能會對一些案件做出不公正的判決。

具體而言，導致“媒介審判”現象出現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司法的缺位誘發了媒介的越位

“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边@句流傳甚廣的民謠反映發我國司法腐敗的嚴重程度。司法公正本是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國的現狀卻是執法者犯法、反貪者先貪、以法牟利、公然索賄、越權辦案、非法羈押、草菅人命的現象時有發生，并呈上升趨勢。司法腐敗的危害，正如1997年在中紀委第八次全會上所講：“歷史事實說明，官吏的腐敗，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是滋長和助長其他腐敗的重要原因，執法人員本身有問題，何以治人？”[①]

《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認為，媒介的“越位”與我國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的松弛甚至喪失有關。某些完全可以由法院或行政部門解決的小問題，因為沒有及時解決而演變成大問題，致使簡單問題變為復雜問題，一般民事問題釀成惡性事故?！盵②]這時，普通老百姓為了討得公平、討個說法，不得不尋求其他途徑。他們想到了“鐵肩擔道義”的記者，想到了擁有“話語權”的新聞媒介。而我們的媒介也有義務傳播人民的聲音，有責任監督社會的公正。如果還無動于衷，我們記者的良心也會頗感不安的。于是，一種舍我其誰的精神讓媒介勇敢的站出來了，把申張正義看作了它們的份內之責。

從根本上講，法律監督才是最根本最有力的監督手段，新聞輿論的監督是輔助性的。但法治不力，使公共權力得不到監督，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社會正義得不到匡扶。在人民最需要媒體的時侯，如果我們的記者以“問題應該找相關的部門”來搪塞，那只會給已處于弱勢的人們造成更大的傷害。小則會對媒體失去信任，大則會對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感到失望和痛恨。這種不滿情緒的長期積累，極易誘發對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輿論監督的“越位”是必然的。

二、媒介的官方背景導致其“角色錯位”

在我國，有“政治家辦報”的指導方針。雖然現在的媒介市場繁榮，存在著形形色色，內容多樣化的廣播電視報刊雜志，但基本上都是在黨的媒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階段都要歸從于黨的宣傳部門的領導。作為黨管的媒介，宣傳黨和政府的聲音已成為其“法定之責”。不管是在官方還是民間，新聞媒介的官方權威和官方身分已經在歷史進程中得到了普遍認可。“新聞媒介被等同于執政黨的宣傳機關”，作為喉舌，其也就具有了權力代言人的身分。過去的《人民日報》的地方記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會，在權力方面超過了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記者。但這不是記者作為職業所擁有的權力，而是他所屬的黨政機關的權力在他們身上的體現。

我國新聞輿論監督關于負面新聞的報道常會出現三種情況：一是新聞報道發生時司法尚未介入，但只要媒體一曝光，在領導人的批示下，行政、司法就要嚴肅查處；二是已按司法程序正在進行的，媒體的報道會引發“從重從快處理”；三是事件已處理完了，再交由媒體公開。“媒介官方化的結果，是傳播輿論的官意化。而一當新聞輿論機構成了政治權力的代表，它往往行使著代替中央對各省市乃至更下級的監督，更像是權力系統內部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雖然也常常以民意和輿情作為依據，但更像是行政監督的變種?！盵③]這一社會角色的錯位，給我們的新聞媒介籠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使人們覺得它不是衙門卻勝似衙門。媒介一報道，上級就批示，下面趕快辦，問題早解決。中國媒體的官方性質，使媒體有了自上而下解決問題的功能。既然媒介越位行使職權得到有官方的默許和支持，那么它們在缺少有效的監督與制約的情況下，做出一些“權威判斷”，并得到認可，就極有可能了。三、人治思想傳統的影響

長期以來的人治思想傳統，使人們并沒有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習慣。新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事件。都是依靠黨的文件精神以行政手段解決的。社會上廣泛存在著一種法律的思想蒙昧，人們的法治意識相當薄弱。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在上世紀50年代就曾說過：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人治的思想，不僅存在于我們的觀念中，而且存在于傳統政治體制包括法制體制中?！叭藗儾⒉灰揽糠山鉀Q問題，部分是因為人們并不認為這些是法律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行政隸屬支配一切的政治結構中，解決糾紛的最有效途徑是訴諸行政系統……在行政隸屬關系中，認同的標準是領導的批示，行為的準則是上級的文件，各組織的行為都只須順應某個領導的指示、某項文件的精神。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上級指示就具有法律的效力。”[④]

歷史上我們曾“把報紙當文件讀，文件當法律用”，現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仍在。我們的媒介既然可以為領導提供內參，當然也會代表領導發言。這樣，誰還敢把媒介的輿論當作耳旁風。于是，久拖無果的問題，一經媒介曝光上上下下都重視起來，很快搞掂。這種“示范性”作用，使群眾一有困難，首先想到的是向媒介求助。新聞輿論對人的影響作用往往要比對一種制度的影響作用大得多。同樣，其在人治社會的影響就要比在法治社會大了。沒有法治社會的有效制約，新聞輿論這一被官方和民間寵壞的“寵兒”，難免會做些出格的事，把“筷子”伸到司法機關的“飯碗”里。

四、媒介法律意識匱乏

新聞媒介是為民眾提供各種各樣的信息的，對社會事件的評價通常是以民眾的水平視角和社會平均的知識水平及道德水準進行的，它以滿足民眾對信息的普遍需求為目標，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傳媒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許多媒體常?？繄蟮兰怃J的政治事件、社會熱點問題、倫理道德性問題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因此，新聞輿論監督往往沒有堅定的立場，常常以道德化、印象化的觀念來代替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并且一遇上有賣點的新聞就一哄而上，窮盡所能的做文章，很少有進行充分的理性思考的。對此，北京大學朱古力教授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否認輿論對司法界內的腐敗行為進行曝光會對司法部門依法正當行使職權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但我們也同時意識到，如果強調新聞輿論可以‘監督’法院行使國家權力的審判活動，包括發表錯誤的評論，那么無疑是以‘輿論的平均道德水平和對司法問題的判斷能力高于法院’、或者‘輿論比司法更加公正’來作為前提的，這大可商榷?！盵⑤]媒體的工作者普遍的法律知識匱乏，法治意識不強，常常以道德為依據來作傾向性的報道。司法機關的審判往往與民眾的道德判斷不符，而新聞輿論監督如果這時還只依靠道德作為判斷的惟一標準，不但不會使公眾的與法制不一致的激憤情緒得到糾正，反而會進一步激化這一渲瀉的情緒。另外，傳媒在報道案件時往往缺少法律上技術性證實的手段，在表達自己的看法時，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這樣，新聞報道的事實與法律上確認和采用的法律事實往往相去甚遠。新聞報道引發的錯誤輿論將會給司法工作造成很大影響。

新聞媒介一直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即社會已把新聞輿論監督認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之一。在媒介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媒介為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都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追求轟動效應，并以能夠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影響和指揮社會各方的行為為榮。媒介不僅僅是在提供信息，更在力求達到自己所認為的結果。媒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事件的處理，也會使公眾對這個媒介產生相應的認可程度。從這方面考慮，“媒介審判”也有其現實的動力。

我國的新聞媒介受傳統的官本位思想的影響，能夠高效的采寫新聞，卻很少去核對事實。某一大報一發言，其他媒體在轉載和作后續報道時就以此為真理和依據了。眾媒體一哄而上對某人某事作一番狂轟濫炸，比比誰的“威力”最大，最大的標準便是看誰能左右事件的進程。這種情況下，還未成為一個封閉系統運行的我國司法，怎能不受影響呢？

新聞媒介、公眾、政府和司法各有其特定的社會地位，有著各自的利益追求，也有相互的權力沖突。這四方在新聞活動中，為達到某種目的，或受某種欲望、習慣的驅使，都有可能或多或少的不合規則的履行自己的職權。媒介總在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政府則希望將自由控制在自己允許的限度內，并為己所用，公眾會要求媒介保護他們的利益，司法也不希望別不指手劃腳的指責其的權威，這是一個矛盾的過程。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這種矛盾沖突雖不能完全避免，但其危害會越來越小，“媒介審判”現象也就少見了。

【注釋】

[①]羅昕.司法與傳媒關系的理性思考，新聞前哨，1999年第61期

[②]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77頁

[③]胡黎明.“焦點現象”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④]張樹義.政治體制改革：人治——法治的轉變，法學，1998，（4）

[⑤]見《北大法律評論》第二卷第一輯227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參考文獻】

[1]廖永亮.輿論調控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2]顧理平.隱性采訪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3]陳先元.傳媒權力是大眾社會的一種公權力，新聞記者，2005，（5）

[4]趙繼倫.論大眾媒介權力的濫用及其社會控制，東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