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效果實現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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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程序正義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形式路徑，司法技術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實質路徑，但程序正義和司法技術對于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因此，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要將程序正義和司法技術結合起來，共同互助促進司法公正的實現。

［關鍵詞］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程序正義；司法技術

Abstract:Althoughproceduraljusticeistheformofthe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andjudicialtechnologyisthephysical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existinevitablelimitationsfor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toimplement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fore,thecombinationof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isnecessaryinimplementing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soastomutuallypromotethejudicialrealization.

Keywords:legaleffect;socialeffect;proceduraljustice;judici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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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義：形式路徑

法律效果體現形式正義，社會效果表現實質正義，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矛盾，增進兩者的融合與協作，就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在法學界，程序正義理論的提出，對于實現裁判的公正具有重要價值。那么，程序正義能否成為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路徑選擇呢？

（一）程序正義觀念的淵源及相關理論

程序正義的觀念起源于13世紀英國普通法中，并在美國得到發展。程序正義觀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國是“自然正義”，在美國是“正當法律程序”。自然正義是英國法治的核心，它包括兩個基本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擔任自己的訴訟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時應聽取雙方當事人的陳述［1］25。這兩項基本要求，成為程序正義觀念的最早表述。在美國，程序正義觀念得到很大的發展，根據美國學者和聯邦最高法院的解釋，正當法律程序可分為“實體性正當程序”和“程序性正當程序”兩大理念，程序性正當程序所表達的價值就是程序正義［1］29-30。

到了1971年，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程序正義進行了深刻分析，認為程序正義有三種基本的表現形式，即完善的程序正義、不完善的程序正義和純粹的程序正義。在羅爾斯看來，如何設計一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從而對基本權利和義務作出合理的分配，對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合法期望進行合理的調節，這是正義的主要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可以按照純粹的程序正義觀念來設計社會系統，“以便它無論是什么結果都是正義的”。羅爾斯對純粹的程序正義的分析是與其他兩種程序正義形態相比較而進行的。在他看來，完善的程序正義的特征是，有關公平的分配問題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標準，而且設計一種保證達到這一預期結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典型的例證是公平分配蛋糕的情形：為了保證公平——即人人平等地分配蛋糕，最好的程序設計是讓一個人劃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許在他之前得到，這樣他就不得不平等地劃分蛋糕，以便自己能夠得到盡可能最大的一份。不完善的程序正義的標志是，存在著判斷結果正確性的獨立標準，卻沒有保證達到它的程序，典型例證是刑事審判：即便法律被仔細地遵循，過程被公正恰當地引導，還是有可能達到錯誤的結果。一個無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個有罪的人卻可能逍遙法外。因為設計出一種總是能夠達成正確結果的審判程序是不可能的。與上述兩種程序正義均不相同，在純粹的程序正義中，不存在任何有關結果正當性的獨立標準，但是存在著有關形成結果的過程或者程序正當性和合理性的獨立標準，因此只要這種正當的程序得到人們恰當地遵守和實際執行，由它所產生的結果就應被視為是正確和正當的，無論它們可能會是什么樣的結果。純粹的程序正義最典型的例證是賭博：在賭博活動中沒有關于結果正當性的標準，只要遵循正當的賭博程序，任何一種分配參加賭博者現金的結果都被視為公正的［2］85-97。

（二）程序正義的價值

羅爾斯關于程序正義的分析，使人們認識到程序與實體、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關系的重要性，引發人們對于程序正義的價值的思考。關于程序正義的價值，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程序工具主義，只要法律程序公正，實體結果就是公正的，程序是為結果服務的；一種是程序本位主義，強調法律程序具有獨立于實體結果的內在價值，具有保障人的尊嚴與自主性等價值［1］36。本文并不想全面評價程序正義的價值，只想借助羅爾斯的程序正義理論來探討程序正義對協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沖突有什么樣的意義。

我們把羅爾斯提出的程序正義理論應用于司法領域，可以概括出如下觀點，純粹的程序正義實際上表明只要程序正義，無論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司法都是公正的；而不完善的程序正義則正好與之相反，它所強調的是只要結果是正義的，就說明程序正義，司法就是公正的，而如果結果不正義，就說明程序出了差錯，司法也就是不公正的。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從某一個側面抓住了司法公正的實質，但又都不夠全面。純粹的程序正義的觀點強調了程序之于司法正義的重要性，強調程序正義的觀念是賦予審判正當性的重要根據。公正的程序活動是公正的裁判結果得以產生的基石，但是，公正的程序活動并不必然產生一個公正的判決結果，而判決結果不公正的司法絕不能稱之為司法公正。所以，透過正義的程序活動獲得公正的判決結果，才稱得上實現了司法公正，即羅爾斯所說的完善的程序正義［3］。我們又知道，法律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形式標準，社會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實質標準，法律效果好，社會效果不好或法律效果不好，社會效果好都不是正當的裁判，可以說兩者是司法裁判正當性的來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法效果與司法公正是同義概念，也就是說實現了司法效果就是實現司法公正。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司法裁判既不能完全依靠普遍性規則（形式標準），也不能完全拋棄個別化處理規則（實質標準），可以發現真正公正的判決既需要尊重規則，因而必須堅持形式正義，也需要臨機應變、考慮情境條件，因而必須容許進行裁量。但后者往往導致對前者的否定，難免存在矛盾。但可以確定的是，裁判首先是依據規則來進行的，體現的是裁判的法律效果；當依據規則作出的裁判顯失公平時，法官的裁量才得以進入判決當中，體現裁判的社會效果。因此，法律效果是社會效果的基礎，而程序正義的提出，保證了法律效果得以實現，并為實現社會效果提供了形式保障。

（三）程序正義的局限

程序正義的引入對于維護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意義重大，但程序正義本身并非完美無缺，在司法實踐中，盡管它對現代法治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矛盾，但同時也產生了消極和負面的影響，從而為此付出代價。程序正義形成的負面影響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程序正義并不始終代表公平的理想，反而易產生新的形式性。現代社會變遷非常之快，產生了大量、新生的利益沖突，依據既定的司法程序辦事，個人及集體的權利就必然不能受到公平對待，反而會助長官僚主義作風。程序越是精巧，官員專制就越有可乘之機。不僅如此，司法越注重程序正義，導致的結果就是不關注司法判決的公正性問題，官方法律與老百姓的正義感之間的差距也就愈大。在老百姓眼里，法律只是為某些人或某些集團服務的，而漸漸懷疑法律的權威性，進一步影響到司法權威，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2.在法治社會，程序正義是成本很高的正義，需付出代價，耗費巨大的司法資源。在訴訟中，程序越是中立，其形式性越強，也就越能排除人為因素的影響。然而另一方面，高度的中立性要求高度復雜細密的程序保障，立法者不得不設計出精致的技術性規則。如對貧困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為保障現實雙方當事人的程序權利，涉及貧困者得以利用程序規則。隨著人們權利意識的興起，訴訟案件呈現一種快速增長的態勢。案件的迅速增長造成了與有限的司法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程序規則越是復雜化、技術化，就越可能導致訴訟的遲延，而不利于當事人利用［4］。“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為了程序正義而降低司法效率，甚至出現實際從事犯罪的人卻被宣告無罪，從而違背實質正義的情況［5］5。可以說，這是法治進程中的代價，并被法治所包容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3.在我國尚缺乏程序正義的理念以及一整套制度來確保法律程序發揮。公開、透明、平等對話基礎上的法律程序能得到有效的執行，在法治社會肯定是受到歡迎和接受的，不可能給司法恣意的機會。但是，當下仍有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牟取非法利益，嚴格按法律程序辦事成了歪曲社會正義的“正當”理由。程序正義理念還沒來得及發揮其正當作用，它的流弊就已經很明顯了。因此，程序正義的理論能否接受是一方面，制度能否保障法律程序順利運行又是另一方面。而缺乏這樣的制度保障與技術操作，司法效果的實現又將面臨新的困境。這就好比，假如法官在法庭上審理一起案件，法官希望整個審判在自己的控制下，當事人雙方通過舉證辯論，法官希望給出雙方滿意的一份判決（好比是實質正義，這應是理想，雙方對判決不可能都滿意），又希望自己的審判行為是公開公正的（好比形式正義），那么法官起碼要為審判提供計量工具吧，起碼要提供審判場所、設立監督機構（檢察院、人大監督、群眾、新聞媒體旁聽等），當法院缺乏上述制度和技術支撐的時候，想實現法官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法官得靠自己的能力、威信，甚至是暴力去維護法庭的秩序和判決的公平，久而久之，法官會發現自己離當初的理想越來越遠，其裁判越來越不公開和公正。

綜上，程序正義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法治社會僅對其局限性包容還不足以完成實現司法效果的任務。可見，形式路徑不是唯一的價值選擇，對程序正義所衍生的新的形式性如何解決又成為司法面臨的新問題。那如何來補充程序正義的缺陷呢？各國在司法中普遍采用“合理性”原則來補充“合法性”原則［5］8。即法官借助于司法技術來適應社會和價值觀的變化、對付不斷產生的新事物，從而體現社會效果。這也就是法律適用的“衡平”化——法官司法政策的運用。

二、實質路徑：司法技術

（一）法律技術的概念與范圍

依法裁判是司法過程的核心，法治的內涵包含著法官作出的判決，必須以法律為最終依據。但是在一些情況下，法官裁判并不是完全依據法律規范，當然在這里要分兩種情況，法官故意枉法裁判，這顯然沒有把法律作為評判標準，如果法官并非枉法裁判，在司法實踐中是不是一定會把法律規范作為最終依據呢？有這樣一個案例，南方某地導致一對老人雙雙自殺的“欠條案”。原告以一張欠條證明自己對被告的債權，被告承認該欠條是自己親筆所寫，但主張不是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因為是在原告拿著兇器威逼之下所寫。法官最終以被告不能就“原告手持兇器威逼”舉證，判決被告敗訴。關于本案，梁慧星教授認為，片面強調程序規則、舉證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而忽視“法官”的作用，不僅違背法律的正義性，也違背裁判的本質。在這里“法官”的作用，我們認為應該是法官運用法律技術解決糾紛作出公正判決的能力，而不是僵硬地適用教條式的法律。實踐中，法官常會面臨一些復雜、疑難的案件，沒有合適的法律規范可以適用，或依據一定的法律規范可能得出錯誤的判決，而法官又不能將案件置之不理，為應對這一難題，法官在不斷試錯的經驗下總結出了作出正當判決所遵循的法律技術，司法過程的技術運用就成為裁判的正當性淵源。“法律技術”一詞在學界使用也是比較普遍的。例如，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先生就有“法律技術”的提法，并將其解釋為“為達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擴張侵權責任時而采用的手段”，并將“法院如何解釋適用法律，以促進侵權行為法的發展”作為技術之一。美國著名法學家龐德則認為，“發展和適用法令的技術、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藝術”，與法令本身“都是同樣具有權威性的，也是同樣重要的”。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區別，也可在技術中得以說明。同樣為我國學者所廣為引用的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第3部分即為“法律的淵源與技術”，第18章的“司法過程中的技術”包括“憲法之解釋”、“法規之解釋”、“遵循先例原則”、“案件之判決理由”與“司法過程中的發現與創造”5種技術的闡述［6］。那么，什么是法律技術？胡玉鴻教授認為，法律技術指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的一種實踐技能，是法官對于法律問題予以處理時的手段和方法［6］50。我們認為此概念只從一個層面即司法技術說明了法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它需要經過生成、實施、實現，即通常所說的立法、執法、守法、司法活動。也就是說，法律技術還應包括立法技術。立法技術是指立法者運用一定的方法制定清晰、簡明、涵蓋普遍情形的法律條文的能力。即立法者既要考慮法律的可控性及必要性，也要考慮法律條文實踐中可行性。立足于司法層次而言，法律技術應當包括司法主體將法律行之有效地運用至案件過程中所應具備的技術性要求。按照胡玉鴻教授的劃分，就司法層面而言，法官在規范法運作的規程中所應該具備的技術要求包括文本分析技術、事實發現技術以及法律適用技術三個方面的內容［6］50。我們可以認為法律技術與司法技術是種屬關系。

（二）司法技術的價值

司法技術是法律技術的一個種類，司法又可稱為法的適用，因此司法技術可表述為法律適用技術。胡玉鴻教授把法律適用技術分為7個方面，其中利益衡量技術對協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有重要價值。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都是司法的價值目標，當兩者沖突時，如何調試相互利益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司法面臨的重要任務。對沖突的利益確定其輕重而進行權衡與取舍涉及既有利益衡量的依據和正當性問題，同時也有利益衡量的技術規則問題。我們知道司法活動展現的是當事人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會有贏家和輸家，出現零和博弈的結果。司法裁判的結果是剛性的、非此即彼的，其決斷的不僅僅是是非，還有當事人之間的關系。而如何促使當事人相互溝通和妥協，最終妥善解決糾紛，雙方對判決結果都滿意，達到非零和博弈的結局呢？在司法技術中運用調解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方式。“調解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糾紛解決方式。”［7］合意實質上就是雙方利益的妥協，在一定程度上妥協即正義。“在第三者的參與下，雙方當事人在協商對話的基礎上，可以相對自由地約定解紛之過程，[LL][JP+1]并能一下子就進入爭議問題的核心，謀求糾紛的圓滿解決。由于當事人雙方最清楚他們的爭點和利害所在，權衡得失之后所達成的合意便能更充分地體現他們的要求。”［7］在刑事領域，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學界的關注。為了和諧解決刑事案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盡可能減少不和諧因素，刑事司法領域提出了刑事和解的政策，在實踐領域并得以貫徹。如柯昌霞交通肇事案。2005年8月7日5時30分，柯昌霞駕駛鄂C33102轎車，在305省道317km+400m處，將行人張志蓮撞死，柯昌霞負事故的全部責任。案發后，柯昌霞主動報警，積極賠償，并主動多賠償被害人家屬三千元。經竹山縣檢察院到實地復核，被害人家屬對賠償非常滿意，并要求對柯昌霞從輕處理。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柯昌霞為過失犯罪，歸案后能夠認罪、悔罪、積極賠償損失，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小，法定刑較輕，即使起訴到法院，一般也會判處緩刑或免處。竹山縣檢察院經過認真考慮，并進行了復核，經過了科內討論、檢委會討論，作出不起訴決定，既做到了實體法上的公正，也做到了程序法上的公正，保證了不起訴權的合理、正確使用，從而確保了案件質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①。刑事和解制度對于危害行為較輕、后果不嚴重的輕微刑事案件采取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加害人與被害人有機會面對面地協商，有利于化解兩者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能切實提高輕微刑事案件的處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會，并被社會接受與承認。此制度為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并最終在刑事領域實現司法正義具有重要的意義。可見，司法中利益衡量技術的采用對于化解民事、刑事當事人雙方的矛盾，消除不穩定因素，尋求社會和諧具有重要價值。

（三）司法技術的局限

司法技術的運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協調規則與價值之間的沖突，起到了實現司法公正的作用。像任何事物一樣，它也具有兩面性，有利有弊。我們都知道法官嚴格依法裁判與當事人、民眾對司法的預期是有一定的差距，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強調“重實體、輕程序”，當事人具有典型的社會效果的思維傾向。司法運行過程是否合法當事人關注并不是很強烈，普通民眾不能接受的是實體不公正而不是程序不公正，劉涌案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大多數當事人看好的是法官裁判的結果是否對他有利，而很少顧及糾紛解決的方法。另一方面，民眾對法官角色期待也很明確。他們對法律規范不熟悉，主要看判決效果如何來對法官進行評價［8］。如果法官不注重運用自由裁量權，不考慮裁判本身活動的目的，可能很難受到民眾的認可，甚至可能會引起民眾與法院的沖突。因此，這兩種境況造成法官在裁判過程中運用司法技術來滿足民眾與當事人的愿望，其實形成了民意左右司法的情形。司法技術的運用偏重了社會效果，使得司法變得極不確定，個別化處理問題需要的增長。程序化制度的缺失必然促使司法恣意，發展到一定程度將嚴重影響到法律的普遍性，最終成為阻礙法治建設事業的難題。

三、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路徑：程序正義與司法技術的互助

如前所述，程序正義的形式性與司法技術的實質性對于實現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們認為只有將兩者建立協作關系，才能達到實現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裁判中程序的引入，確保了司法在法律規則的軌道上運行，程序是司法裁判公正的基礎。但裁判并非完全由程序左右，當程序可能導致不公正的裁判時，司法技術的應用就變得不可或缺，可以說，司法技術彌補了程序的不足，是程序的補充。因此，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需要將程序正義和司法技術結合起來，共同互助促進司法公正。

總之，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題，是和諧司法的需要。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是法官在司法活動中必須或力爭達到和實現的目的，這是法律的本質和內涵對我們廣大司法工作者提出的歷史課題和時代要求。但是對任何問題的追求都應有節制，需要的是把握平衡。正如伯爾曼所說：新的時代將是一個綜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非此即彼”讓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體反對客體，而是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識反對存在，而是意識與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對感情，或者理性反對激情，而是整體的人在思考與感受［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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