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規制的刑事司法論文

時間:2022-09-01 1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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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規制的刑事司法論文

一、社會輿論背后的“推手”———刑事司法報道

社會輿論的主體也就是公眾,他們獨立的自我意識是可操控的也就是說是可以被影響的,而這種影響因素除了包含公眾自身因素以外還有許多域外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種域外因素就是報道。報道的載體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遷和發展,已經從傳統媒體(報紙、雜志等)單一發展的紙媒時代突圍到了新興媒體(網絡等)快速發展的微時代。在當今的微時代,壟斷性報道來源的打破使得報道的出處無處不在,作為普通公民的我們都很有可能一不小心成為報道的者。與此同時,微時代信息交流的暢通性更加增大了社會輿論產生的群眾基礎和擴散渠道。社會輿論的可導性,決定了社會輿論是可以被某種有組織的、有策劃的報道所影響的。根據諾埃勒.諾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這一原理的恰當運用就形成了當今新聞傳播學中報道的議程設置,借以實現影響社會、影響公眾輿論的效果。由此,報道是社會輿論產生或者發展的“幕后推手”。在刑事司法實踐當中,刑事司法報道也就成了社會輿論的“幕后推手”。在不斷彰顯新聞自由和不斷追求司法獨立與公正的社會主義法治新時代下,刑事司法報道具有它應有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刑事司法報道所涉及的司法過程所審理或處理的事實、司法機構及其成員的職務行為以及司法的總體形態這三個方面的報道是社會、媒體對刑事司法進行監督的有力的重要途徑。刑事司法報道的行為授意來源于我國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刑事司法報道的傳播價值在于讓社會公眾知悉并了解案件事實和司法現狀,同時增進并提升公眾的法律知識和素養。刑事司法報道的司法價值在于加強公眾對司法的監督作用,讓司法在陽光的監督下有效的運行。但是刑事司法報道權力濫觴的結果就是可能導致社會輿論監督的矯枉過正,出現社會輿論對刑事司法進行干預以及對司法公信力產生破壞的現象。

二、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把刑事司法報道關進法治的“籠子”

借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句話,就是“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同樣,對于刑事司法報道的濫觴,我們要把“刑事司法報道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實現司法在社會監督的陽光下運行的同時,也讓刑事司法報道在法治的陽光下發揮它的正能量。由此,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是刑事訴訟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實現公正審判和言論自由在刑事訴訟領域當中的沖突。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性國家———英、美兩國對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主要體現在立法規制、司法規制以及媒體自律等方面。在立法規制上,藐視法庭罪是英、美兩國規制刑事司法報道的相同策略,而英國則是世界上對藐視法庭罪規定得最為嚴格的國家。1981年《藐視法庭法》將藐視法庭罪的歸責原則限定為嚴格責任原則,構成此罪并不要求出版者必須具有主觀上有干擾司法的故意。1981年《藐視法庭法》還對“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進行了界定,但是這種界定將媒體在訴訟程序啟動之前(警察逮捕之前的偵查期間)或上訴程序啟動之前所作的報道和評論排除在嚴格責任的藐視法庭罪之外。而普通法上的藐視法庭罪則對嚴格責任的藐視法庭罪的不足進行了彌補,即便相關刑事訴訟尚未啟動,只要相關公開行為基于故意而給公平審判帶來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損害風險,即構成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從司法角度的規制上,英、美兩國是從法院對媒體獲取未決信息的能力進行限制的,包括嚴格控制下的封閉法庭措施和嚴格管制下的媒體禁口令。由于嚴格控制下的封閉法庭措施有妨害司法公開之嫌,只有在司法要求進行秘密聽審的特殊情況下才能進行,因此對其的采納只有在符合苛刻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夠予以準許。媒體的禁口令則是針對相關媒體禁止其其合法取得但可能會對被追訴人造成不利影響的某種信息,是防止傾向性報道產生的重要方式。

英美兩國的媒體禁口令都不涉及對此信息的絕對禁止,只是要求推遲信息的發表時間。英國1918年《藐視法庭法》第4節第2款規定“在正在進行的或任何其他未決或迫近的訴訟程序中,當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對司法管理造成偏見的實質性危險時,法院可以命令,將對整個訴訟程序或某一部分所作的報道推遲至其認為必要的一段時間之后再予公開。”《藐視法庭法》第11節規定:“法院進行訴訟期間,在法院要求對相關人員的姓名或其他事項予以保密的任何場合下,只要法院認為它這樣做是必要的,就可以發出指令,要求禁止對與相關訴訟有關的姓名或事項予以公開。”在美國,針對媒體的禁口令被稱為鉗口令,禁口令的適用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首先,必須存在有關案情的強烈、煽動性的公開報道;其次,禁口令將會有效并真實地使陪審員避免接觸有偏見的信息;最后,沒有其他替代性辦法能夠消除審前報道的影響。據統計,自內布拉斯加新聞協會案以后,對媒體施加禁口令的刑事案件非常罕見,到現在為止,針對媒體禁口令且被聯邦最高法院支持的案例只有一例。在對刑事司法報道進行立法和司法管制的同時,英、美兩國都建立了限制刑事司法報道的媒體職業倫理規范。要求媒體在接受來自他律的同時,也引入自律機制規范自身的行為,在進行刑事司法報道時必須尊重被追訴人的隱私權并堅持無罪推定的原則。在英國,對媒體的自律主要由《英國新聞工作者行為準則》和《英國新聞工作者業務準則》兩部道德規范規定。1994年新聞工作者的《行為準則》也要求,新聞工作者應尊重人們的隱私;應力求公正、準確地傳播信息,不得歪曲事實,出現報道失實情況時,應迅速糾正,在顯著的位置刊載相應的更正與道歉。美國廣播電視新聞主任協會2000年通過的《道德和職業行為準則》規定:尊重報道對象,莊嚴地對待他們,給罪行受害者或悲劇受害者以特殊的同情;在報道涉及兒童的情況下特別審慎并給予兒童以(比給予成年人的)更大程度的隱私權保護;(在進行犯罪報道時)尊重公平審判的權利。在傾向性報道產生后,英、美兩國都比較重視在刑事司法程序上采用了延期審理、警告陪審團、陪審團甄選、重新審判、撤銷有罪判決等措施避免社會輿論對司法進行的干擾。延期審理又稱中止審理,是在媒體報道嚴重干擾司法管理和被追訴人人權時法院所采用的將案件推遲至該傾向性報道的影響己經消減的特定日期進行審理的措施。在備受公眾關注的重大案件中,當審前傾向性報無所不在時,通過預先甄選程序識別出受過報道影響的預備陪審員,并通過回避程序免除由于審前報道而真正產生偏見的人,以克服傾向性報道不利影響。

一旦審判開始,媒體仍然能會報道與被告有關的那些最初或事先存在的信息,仍然會報道可能給正式陪審員造成偏見的信息,于是警告陪審團已有必要,法律告誡其不得受外界信息的干擾,而應根據法庭上的證據和事實作出裁斷。如果圍繞案件的輿論過于強烈,已經給被告人造成了不公正的審判,那么重新審理又是英、美兩國避免司法受輿論干擾采取的又一共同舉措。以德國、法國以及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對刑事司法報道規制發面采取的手段主要涵蓋立法規制和新聞自律兩個方面,究其緣由是因為大陸法系的法官既沒有他們的英美法系法官那么高的素質,也沒有其英美法系法官那么高的尊敬和威望,他們的素質不足以擔當起規制刑事司法報道的重任。由此,大陸法系無一例外都將規制刑事司法報道的重任交由立法機關,立法規制就成為比英美法系更為重要的規制方法。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均在本國的法律體系中建立了完善的刑事司法報道規制機制,而我國至今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體系。參考外國的刑事司法報道規制體制,結合我國刑事司法運行實踐,筆者針對我國的刑事司法報道規制制度提出以下幾點構建設想。

第一,健全司法新聞發言人制度,規范訴訟各階段的信息。信息交流的不對稱是輿論誤解或者歪曲事實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對專業技能要求比較高的司法領域。新聞報道的司法偏頗,就很有可能會造成公民對刑事司法正義的彎曲理解,危害司法公信力。同時,司法信息交流的不暢通,嚴重影響了公眾的知情權和社會輿論的合法監督權。為此,我們首先應健全司法新聞發言人制度,規范審前和審判階段的信息工作,保障媒體接近和采訪報道刑事司法的權利,給媒體從官方獲知刑事司法信息保留一個制度化的入口,讓信息的交流在法治框架下運行。第二,確立保守職務秘密制度,規范司法人員的程序外言論。在我國,司法人員保守職務秘密雖然己經作為司法人員的紀律要求而已成為司法機關應當遵守的職業道德,如2001年《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第42條、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試行)》第10條的相關規定。但對司法人員泄露職務秘密應當如何懲戒,法律都沒有做出明文規定,僅以道德準則加以約束。僅僅依靠道德準則對司法人員的程序外言論進行限制是不夠的,而應當建立職務秘密保密制度,并規定違反保守職務秘密應負的法律責任,從行為方式和行為后果上對司法人員的程序外言論進行限制。第三,建立庭審直播的法律制度,規范媒體庭審采訪活動。庭審直播是貫徹公開審判原則最有效的形式。庭審直播可以增進公眾對司法系統的理解和尊重;可以對普遍缺乏法律知識的公眾進行最直觀、生動、形象的普法宣傳教育,培養公民的法治觀念;可以最大限度地監督和約束司法,防范司法腐敗和專橫,增進公眾對司法的信心等等,應當允許。從國外來看,絕大多數國家己經允許廣播電視、網絡對庭審進行直播。而我國也應當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庭審直播,從庭審直播的案件適用、當事人意見、適用條件等進行規制。第四,建立報道推遲制度,防范傾向性報道影響司法活動。對于盡管是媒體合法獲得且法律也不禁止其,但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一旦公布就會給刑事司法管理或被追訴人人權造成嚴重危險的信息,很多國家都或通過立法或通過司法判例建立了媒體報道的推遲制度———針對媒體的司法限制言論令或曰禁口令。我國也有必要在刑事訴訟法中建立報道推遲制度,對備受關注的大案要案,如果預期媒體的報道很可能給后續的公正審判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可以允許法官向媒體推遲報道的命令。報道推遲制度主要從推遲報道命令的權力主體、適用條件、適用對象及違反后果等方面進行規定。第五,完善傾向性報道補救與責任追究機制,消除傾向性報道不良影響。我們應當在法律上規定補救措施以減輕或消除傾向性報道的不良影響,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確立媒體侵權責任追究機制,對不實或者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的報道開啟民事或者刑事的訴訟追究機制。同時,確立媒體報道救濟機制,為媒體質疑法庭的報道限制命令而提供救濟手段,媒體可以提出撤銷法令的聽證請求或者像上一級法院提起訴訟,以尋求司法救濟。

三、總結

公民自由言論權的合理表達,衍生出了媒體的新聞報道權,報道內容的傾向性又直接影響到了媒體受眾也就是公民的價值判斷。媒體是危險的,他用報道左右著公民;公民也是危險的,他用輿論左右著法官;法官也是危險的,他用行動左右正義。怎樣讓正義不再受左右,讓正義能夠如公民所愿在輿論的監督下在陽光司法下實現呢?請把刑事司法報道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吧,讓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的實現是在法治環境當中的,讓言論自由,媒體自由在自由的同時不要忘了法治下的自由是帶著鐐銬起舞的自由。最后,請相信并以內心確認我們的法官就是正義的代名詞。

作者:王旋單位:南昌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