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財產權保護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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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私有財產權/公法保護/方式

內容提要：公法對私有財產權的確認與保護主要是通過規范和控制公權力，以促進公權力有效運行來實現的。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相對于政府的義務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自我實現的權利，對此，政府負有不作為的義務，不得侵犯；另一類是靠政府履行作為的義務才能實現的權利，對此，政府要積極履行職責保障其實現。同時，公法通過設立正當的程序及設定相應的責任與救濟機制以防止政府恣意與專斷，抑制公權力違法與不當行使，保障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并使公民受損害的權益得到恢復與補救。

確立私有財產權公法保護的方式是圍繞對公權力的規范與控制而展開的，只不過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具體表現有所不同。總體來講，公法可以從實體、程序和救濟等方面來設計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動范圍，為政府設定不作為的義務

私有財產權是個人、組織享有的一項可以用來對抗政府對自己的私有財產行使專橫權力的自由，屬于一種“防御國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這種自由是與“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財產權在本質上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擁有財產；二是抵制非法剝奪。公法對私有財產權的確認與保障，旨在明確公民權利的同時，勘定政府權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權力不是無限的，它須以公民的權利存在為界碑，須以保護公民的財產安全和人身自由為使命。“對私有財產權的承認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強制與專斷的基本條件。如果不存在這樣一種確獲保障的私人領域，那么強制與專斷就不僅會存在，而且還會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1]“個人自治的核心是個人對其財產的獨立的排他的支配權，連治產的權利都沒有，哪有權利治身。”[2]詹妮弗·內德爾斯基指出：“私有財產權至少在150年間是作為政府權力之界限的個人權利的最典型的例證，財產權劃定了受保護的個人自由與政府合法范圍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當理由就是保護公民的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的各項基本權利。公民基本權利的配置狀況及行使的有效性構成了制約國家權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權利是設立主權權利、客觀法律規范和一般解釋原則的基礎，對一切國家權力和國家機關具有直接的約束力，只有根據法律或者通過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權利。”[4]“一個立憲政體乃是這樣的政體，其中的私人領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權力的侵犯。”[5]美國憲法學家路易斯·亨金說道：“憲政意味著應受制于憲法，意味著一種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權力并只為了人民的目的，而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權力，劃定政府的活動范圍，為政府設定相應的義務與責任，以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公法通過界定政府活動的范圍，劃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領域。在這一領域內，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隨意侵入，政府對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應當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態度。公法為政府設定的不作為的義務既約束政府制定規則的活動，也約束政府具體的管理行為。政府在制定規則時，要嚴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位原則，不得隨意創制限制或剝奪公民財產權利或為公民設定某種財產義務的規范，否則無效。如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法律可以設定任何處罰種類，法規、規章可以依法一定的處罰種類，行政機關制定的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任何處罰種類；在具體的管理活動中，要求政府不得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不得非法沒收，不得違法采取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等等。在現實生活中，大量情況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為的義務，行政權力不隨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就能夠實現。在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時期，由于商品交換對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國家對待私權利的態度就是盡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預，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權力僅限于處理糾紛、保衛國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圍內。所以當時的法治理論認為，只要政府不干預，權利就能夠實現。這成為自由主義時期法治理論的核心理念。[7]到了現代（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現代化使得國家職能日益擴大，干預社會的力度不斷增強，政府不僅負有保障公民權利不受侵犯的責任，還負有維持法律秩序、保障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的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與“私域”之間仍應有一條界線，應該有各自的活動范圍。行政權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財產權的行使，必須有明文的法律規定，法律無明文規定的，行政權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張，如果某人對某物享有權利，那么政府要剝奪他的此項權利就是錯誤的，即便這樣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審批為例，我國曾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行政審批權極度膨脹，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幾乎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嚴重地限制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還導致腐敗現象的大量滋生與蔓延。為了治理審批過多過亂的現象，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于2003年頒布了《行政許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實施），以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將行政許可納入法治的軌道。該法壓縮了行政許可范圍，削減了行政審批權限，簡化了行政審批的手續，強化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行政許可法》第12條規定了行政許可的范圍[9]，并在第13條中規定：“本法第12條所列事項，通過下列方式能夠予以規范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行政許可法》第20條還規定，對已設定的行政許可，認為通過本法第13條所列方式能夠解決的，應當對設定該行政許可的規定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可見，在設定行政許可時，要遵循市場調節、行業自律、公民自主優先的原則，政府只能在市場失靈、社會與公民不能的領域發揮調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場與社會，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在于“彌補市場缺陷”，絕不能讓政府成為市場的主角。《行政許可法》明確地將政府職能的定位邏輯從“先政府、后社會、再市場”扭轉為“先市場、后社會、再政府”。它的頒布與實施，對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擴大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創建一個有限、透明、誠信、責任的政府有極大的推進作用。

二、為政府設定作為的義務，促使政府積極履行職責

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相對于政府的義務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自我實現的權利，對此類權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為的義務，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就能夠實現；另一類是靠政府履行作為的義務才能實現的權利，如公民的房屋產權，需要得到政府的確認，頒發產權證書；公民使用國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頒發許可證書；因發生自然災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時，政府要履行救助的義務；等等。公法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為政府設定作為的義務主要體現在：（1）政府有義務確認公民的財產權益，如產權確認。通過政府的確認，使公民的財產權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認，從而保護公民各種已經存在或已經取得的權利，并且使其權利為他人所認同。（2）政府對因特殊原因或處于特定條件下的個人與組織有提供救助的義務，以幫助其維持正常的工作與生活。“現代國家由于國民之生活對行政機關依賴與日俱增，給付行政已成為國家作用之重要機能。”[10]我國憲法第45條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與此相對應，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與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將公民獲得救助的權利進一步具體化。對于有關行政機關來說，提供救助是一種法律上的職責或義務；而對于被救助的相對人來說，獲得救助是一種法律上的權利。（3）政府有義務對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與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特定的民事爭議進行裁決，如對權屬糾紛的裁決、對侵權糾紛的裁決和對損害賠償糾紛的裁決等。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裁決，以有效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及時保護當事人的財產權益。（4）政府有義務對那些為國家和社會做出顯著成績、突出貢獻或者模范地遵紀守法的組織和個人進行獎勵。通過行政獎勵，充分調動和激發個人和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引導人們更多地實施有益于國家和社會的行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考慮到人們對經濟利益的需求，充分發揮物質獎勵的作用，這既是對個人、組織應當獲得的物質利益的保護，又能激發人們以更大的熱情投身于經濟建設中去，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5）政府有義務對具備條件的個人、組織予以許可。個人與組織一旦獲得許可，即可從事某種活動，并依法享有相應的權利，其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此，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6）政府有義務對侵害公民財產權益的違法行為予以制止，以保護受害人合法的財產權益。

隨著社會發展，公民的需求日趨多樣化，權利的內容也日益豐富，即個人享有法律權利的范圍、內容的廣泛豐富程度與社會發展進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權利總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而逐步擴大和增多。社會文明程度愈高，人們對權利的渴求愈是強烈，法律也會相應賦予人們更多的權利。因此，賦予人們盡可能多的權利和承認人們更多的行為自由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根據憲政法治理論，國家公權力與公民權利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國家公權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衛與增進公民的各種自由與權利。政府的全部職責就是“盡其所能保護每一個在其管轄下的人的人權，并且必須尊重因而絕不以任何行動侵犯與它有關的所有人的人權。”[11]在現代，財產權已具備了新的時代特征，財產權的含義與內容已越來越廣泛。1964年美國學者查爾斯·雷齊提出一個至今仍很著名的觀點，即各種形式的政府贈與物應被看作一種“新的財產”，因而應給予適當的法律保護。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政府正在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主要包括：薪水與福利、職業許可、專營許可、政府合同、補貼、公共資源的使用權、勞務等。這些財產是現代社會的重要財產的形態，而對這些財產的分配是通過公法實現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財產權的出現，對政府提出了挑戰，要求政府積極履行義務，主動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獲取利益和實現其財產權。而在此過程中公法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設立正當法律程序

程序是交涉、溝通、協調、選擇的方式與過程的總和。“程序的本質特點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實質性，而是過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過程的制度化。”[13]在現代國家實行法治的過程中，程序扮演著承載民主、自由、人權、正義價值功能的角色。近現代民主、法治所催生的現代程序，在要求程序本身的正當、合理、人道的基礎上，強調程序限制恣意和防止權力濫用的價值功能。[14]正當法律程序具有防止恣意、專斷，抑制公權力的違法與不當行使，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的作用。正當法律程序是對權力的根本性制約，是對權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英國1215年《自由大憲章》第39條規定：“凡自由民，非經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審判或依照王國的法律規定，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剝奪其自由權或自由習俗、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這是封建貴族利用法律程序對王權的限制，體現了法律程序對自由和財產的初始保障。在愛德華三世時代，1354年英國國會通過的第二十八條法令即《自由令》正式出現了現代所說的“正當程序”的條款，用以約束國王的言行，其第三章規定：“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或身份的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或剝奪其生存的權利。”該條規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并擴大了正當程序的適用范圍。受英國程序正義觀念的影響，美國也接受了正當程序的概念，并使正當程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美國，如果說權力分立為權力的行使劃定了范圍，那么正當法律程序則是權力行使的邊界或底線。“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一直起著協調個人利益與公共福利沖突的角色。”[15]美國最早、最完整規定“正當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馬薩諸塞州憲法：“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財產不得剝奪。”美國1791年12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1868年7月通過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第一款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范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中的正當程序條款可以說是整個權利典章的核心，它暗示了兩個前提：第一，承認任何人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天賦權利；第二，政府如果要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16]正當法律程序已經成為美國憲政的基石，使美國憲法成為“活的”憲法，真正成為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正如美國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經正當法律過程，無人應被剝奪自由，這是一個最具普遍性的概念”[17].

在英美國家首先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作為保障公民權利的一道屏障，已超越了英美法系的傳統文化藩籬，為許多國家所認同和效仿，并在程序立法中確立下來，成為公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現代公法主要以程序為導向，程序對權力的制約是長期而穩定的。美國有學者指出，正當程序本身就是對財產權重要的實質性的保護，它“包括了所有對政府干預財產權的行為所作的來自憲法的明示和和默示的限制”[18].從憲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歷史過程來看，現代憲法已經放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宣告，反而比較強調對私有財產權被政府限制或剝奪時的正當程序保護。“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隨著政府權力持續不斷地急劇增長，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權力才可能變得讓人容忍。”[19]“從某種意義上說，程序控制（權力）比實體控制更重要，因為權力的劃分是相對穩定的……而職權的行使卻是經常性的，若無程序規則約束，則會時時構成對人民權利、自由的威脅。”[20]程序控制方式注重對權力運行過程的控制，它能彌補實體性控制的不足，通過將公民納入到權力運行的過程中來，以解決權力運行中的失控問題。程序控制要求政府在行使權力時都必須遵守公開、公正、公平的程序規則，當剝奪公民的財產、自由時，應當聽取相對人的意見，讓他們享有陳述與申辯的機會和權利，通過賦予公民程序抗辯權，實現公民權利對政府權力的制約，促使政府行使權力、作出決定時要具備正當理由，保持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促進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結合。薩恩斯坦指出：“對財產權的程序而非實體保護。它是指，在政府干預公民財產之前，要給他聽證的機會。這種條款可以完成兩項任務：第一，它有助于正確發現事實。獨立的法庭主持的聽證，保證財產不會被隨意地、忽發奇想地或基于歧視性和無關的理由而被征用。在聽證中，必須列舉事實，以證明對財產的剝奪，是有法律依據的。第二，聽證的權利發揮了重要的尊嚴性和參與性功能。不經聽證不能剝奪公民的財產，就是說，政府在對公民做出不利行為之前，必須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個限制也增進了政府的正統性。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在對相對人的利益采取損害行為之前，政府給予他們聽證的機會，能使人們感到更加安全和值得信任。”[21]

在我國，長期以來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并導致具體法律制度中程序規定零散、不科學、不合理現象普遍存在。在傳統觀念中，程序僅僅是實現某種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缺乏用程序制約權力以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正當程序”理念。這與現代憲政建設及法治建設的目標是不合拍的。我國憲法中缺乏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規定。有學者從程序的角度反觀中國憲法以及公民在憲法上所享有的實體權利，認為就實體性內容而言，中國憲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與西方國家憲法的規定并無不同，但權利實現的程序和形式卻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憲法中缺乏對有關權利之實現和保障的程序性規定。[22]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1989年頒布、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的《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行為程序合法提出了要求，首次輸入了行政行為要遵守正當程序的理念。在一些單行的法律、法規中也出現了體現正當程序精神的規定，如在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和2003年頒布的《行政許可法》中，就規定有告之制度、說明理由制度、情報公開制度、聽證制度等，這對克服和防止行政權運行的隨意性和隨機勝，保護的公民財產權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也為制定統一的程序法奠定了基礎。現在我國理論與實務界已對正當程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行政程序立法問題，制定統一行政程序法可以說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的事情。

正當法律程序并非只具有消極的控權作用，通過正當法律程序所搭建起來的對質、交流、溝通的平臺，有助于將公民納入政府行為的過程中來，增強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以減少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隔膜、沖突和對抗，增進雙方的了解、信任與合作，這既有利于政府管理目標的實現，又有利于公民權利的實現與利益的增進，從而形成一個互動的態勢和雙贏的結果。

四、設定責任與救濟機制

政府在保護私有財產權的過程中享有職權和職責，與此相對應，就必須為政府設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做到權責一致。“權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脫離了責任的規制，就注定會恣意妄為，踐踏人間正義。如果權力是烈馬，責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龍頭。”[23]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權力與責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沒有無責任的權力，也沒有無權力的責任。只有將職權的行使與職責的履行置于責任的狀態之下，才能促使職權的合法公正行使、職責的正確及時履行，也才能促使政府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不變形走樣而收到預期的效果。這具體要求：第一，法律賦予政府一項職權與職責時，必須同時設定相應的責任，做到責任法定。第二，責任的輕重要與職權及職責的大小相適應、相均衡，做到權責相當。第三，設立一套追究責任的制度與機制，以及時有效地追究責任，做到有責必究。

財產權與救濟是緊密相連的，救濟是法律的靈魂，權利離不開救濟（Rightsdependuponremedies），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本質。”[24]“法律和救濟，或者權利和救濟這樣的普通詞組構成了對語。”[25]“很難設想有一種沒有救濟辦法的權利；因為缺少權利和缺少救濟辦法是互為因果的。”[26]“私權利和公權力的碰撞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不可避免的，與公權力相比，私權利總是脆弱的，難以對抗強大的公權力。”[27]公法以規范和制約公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為使命，當公民權利受到公權力侵害時，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濟，公法的功能就難于彰顯。健全、有效的公法救濟制度對切實保護公民的權利，建設法治政府，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權利救濟，特別是對公權力侵害的救濟，整個權利的大廈必將傾覆，整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必將名存實亡，而整個人類必將茍活于專制與恐怖的世界里。”[28]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公權力的侵害或者受到公權力侵害后獲得及時補救，公法上設定了一系列的救濟途徑與手段，如違憲審查、申訴、信訪、苦情處理、議會監察專員、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司法審查）、國家賠償等。通過這些救濟途徑與手段的綜合運用，形成一個保護公民財產權益的鏈條。有學者認為，公民權利之所以能以微弱之力抗衡國家權力，其關鍵在于建立和強化權利的救濟制度。健全而有效的權利救濟制度，一方面使微弱的公民權利獲得了制度支持，權利的實現有了法律保障，即使權利受到侵犯也能依法定程序得到救濟；另一方面，權利救濟對國家權力也發揮著抑制和監督的作用。[29]就對公權力中行政權造成損害的救濟而言，現代各國行政法，都強調對行政權的控制和對公民權利的救濟與保障，都設立了相應的行政救濟手段。如在英國，行政法上的救濟手段是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機關不法侵害時或可能受到侵害時的防衛和申訴途徑，公民可以通過向部長、議會、行政裁判所、法院以及議會行政監察專員申訴而得到救濟。在美國，有行政裁決、司法審查和行政賠償等專門的行政救濟制度。在日本，行政救濟是指“關于糾正違法或者不當的行政作用以及填補行政作用所造成的給人民利益帶來的財產損失的行政上救濟制度的總稱。日本的憲法、行政不服審查法、行政案件訴訟法、國家賠償法及災害對策基本法等都有關于行政救濟的明文規定。在法國，行政救濟制度主要是通過”行政救濟“、行政訴訟及行政賠償來體現的。在我國，已設立了信訪、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等救濟途徑，并制定了《信訪條例》、《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對這些救濟途徑的運作作了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與履行職責的行為違法或不當侵犯其財產權時，可以依法通過信訪、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或國家賠償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然，為適應社會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權的需要，我國還應積極完善救濟制度，包括拓展救濟的途徑，擴大救濟的范圍，強化救濟的力度，以增強救濟的有效性。

注釋：

[1][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71—174頁。

[2]劉軍寧：《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政治理論視野中的財產權與人類文明》，載《公共論叢·自由與社群》，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1頁。

[3][美]埃爾斯特、[挪]斯萊格斯塔德編：《憲政與民主》，潘勤、謝鵬程譯，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9頁。

[4][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5][美]埃爾金、索烏坦編：《新憲政論：為美好的社會設計政治制度》，周葉謙譯，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61頁。

[6][美]路易斯·亨金著：《憲政·民主·對外事務》，鄧正來譯，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頁。

[7]孫笑俠著：《法的現象與觀念》，群眾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頁。

[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頁。

[9]《行政許可法》規定以下六類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一是直接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宏觀調控、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等特定活動，需要按照法定條件予以批準的事項；二是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須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三是提供公眾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有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四是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產品、物品，須要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通過檢驗、檢測、檢疫等方式進行審定的事項；五是企業或者其他組織的設立等，須要確定主體資格的事項；六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事項。

[10]參見王和雄著：《論行政不作為之權利保護》，臺灣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9頁。

[11][英]A.J.M.米爾恩著：《人權哲學》，王先恒等譯，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頁。

[12]PrivatepropertyRightandAmericanConstitution，NewHaven，Conn，1977．轉引自梅夏英：《當代財產權的公法與私法定位》，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第3輯。

[13]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構建》，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14]吳建依：《程序與控權》，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5]JerrylMashaw，DueProcessintheAdministrativeState，YaleUniversityPress，1985，p.6.

[16]徐亞文：《歐洲人權公約中的程序正義條款初探》，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5期。

[17][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6頁。

[18][美]伯納德·施瓦茨著：《美國法律史》，王軍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頁。

[19][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頁。

[20]姜明安：《健全行政程序立法是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5期。

[21]參見[美]薩恩斯坦：《憲政與財產權》，劉剛譯，載/caichanquansaensitan.htm.

[22]參見季衛東：《程序比較論》，載《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23]齊延平：《權力運行的道德底線與責任制度》，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24][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頁。

[25][英]戴維·M·沃克編：《牛津法律大辭典》，鄧正來等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764頁。

[26][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頁。

[27]江平：《財產權的重要性法律有待完善》，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12月4日。

[28]陳炎光：《公民權利救濟論》，載徐顯明主編：《人權研究》（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頁。

[29]謝維雁：《論憲政的平衡性》，載/rsc/sjf7/files/xzdphx.r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