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職業精神綜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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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圖書館作為一種社會職業，發源于古代藏書樓，形成于近代公共圖書館，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職業精神與道德傳統，這就是以書明道、以書傳道、以書修身、以書治國的大任精神，這種精神凝聚了圖書館職業活動的特有價值，也是古代圖書館人職業活動的道德支柱。本文旨在探討圖書館職業精神的形成及其變化，倡導恢復傳統圖書館“尊書重道”的職業精神。

[關鍵詞]以書傳道；圖書館員；社會角色；職業精神；圖書館史

圖書館因書而生，因藏而起，因讀而興。從西周秉筆書史、記載先人訓誥、整理治世典章的宮廷史官，到漢魏晉時奉皇帝之命征集整理天下藏書的朝廷重臣，從唐宋之后享有朝廷優厚俸祿專職管理國家藏書的館閣學士，到明清之際藏書樓里皓首窮經的民間文獻學家，多半是懷揣“以學修身”“以書傳道”的強烈使命感，信守“廣求天下圖書”“窮盡治國之道”的職業精神，為中國古代圖書文獻的發源與傳播、藏書樓的形成與興盛、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當古代藏書樓消失，近代圖書館出現并涌入大量以開放服務為職業的普通管理人員后，圖書館員的職業角色、身份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21世紀信息時代的到來，圖書館的館藏載體、業務活動范圍、服務理念等與近代圖書館相比再次全然不同，出現大量技術層面的活動。本文力圖深入挖掘社會外部環境急劇變化下圖書館員職業角色的變化，從中尋求古代圖書館職業性活動的輝煌傳統。同時，強調盡管今日圖書館員與以往相比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然而“尊書重道、以書傳道、以書修身、以書育人”的精神，始終是圖書館職業的存世之道，立足之基。

1遠古掌冊史官的“明經”與“傳道”

翻開司馬遷的《史記》，中國的歷史始于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經過夏禹，再到殷、周。到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古代文獻的形成經歷了漫長演變過程。隨著史料檔案的保管、流傳、整理，特別是古人口述、臣僚奏疏、諸儒評論、名流燕談的記錄與整理成文，歷史與傳說演變成了后世的文獻，早期留下的文字與檔案成為文化的發源，在漫長的文獻演變過程中，早期的文字記錄者、檔案管理者、文獻整理者對中華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遠古掌冊史官作為早期文化發源中記載、解釋、掌管文獻典冊之人，可以說是中國遠古時期圖書館員的先驅。他們作為專門保管典冊、記載典制的官吏，受命于朝廷，負責起草冊命和記錄宮廷中的重要事件、包括天子、諸侯的言行與活動。據《周官》《禮記》記載：大(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握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官作為當時最博學之人，也是當時掌管典籍檔案的專職人員。他們手中握有國家檔案、地圖、戶籍、王室家譜，其社會作用舉足輕重。他們通常具有超群絕倫的才華，知識淵博、通曉古今、明了興亡之道，同時，具備“書法不隱”“能道訓典”“墨筆操牘”的職業精神，如晉國董狐、史墨、齊國齊太史三兄弟、南史氏、楚國左史倚相等。據說，每當一朝喪亂之際，史官們常常帶著他們所掌管的典籍文獻投奔新朝。如《呂氏春秋·先識覽》載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特別是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作為當時主管圖書收藏及管理的史官，晚年見周室沒落，西去函谷，退隱著下《道德經》，言簡意賅，以“道”闡明萬物之演變，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思想家、哲學家。其中，“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等經典語言不僅是闡明道德之義，更是老子“以身為天下”崇道精神的體現。中國遠古時期的掌冊史官，不但直接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形成，影響了中國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也成為后來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官員的效仿榜樣。

2先秦至隋圖籍的“散而復聚”與“以書治世”

古代中國，文化典籍曾經遭遇多次兵災、戰爭、動亂，散失亡佚無數。然而，伴隨每一次藏書散失之后，常常又出現大規模的自上而下的圖書收集、整理與聚合。特別是新王朝、新政權建立，總會有一批文化素養與學識深厚的朝廷命官奏請聚書，開展了大規模的書籍征集、整理與編撰活動。正是這批朝廷文化官員憑著“以書治世”“書平天下”的理想追求與職業精神，推動了中華文化典籍的“散而復聚”。

如西漢開國重要功臣蕭何，還在楚漢相爭之時，“獨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曾為秦朝御史的張蒼，精通律歷，明習圖書計籍，管理過秦皇家藏書，從漢后專門負責漢初章程的制定與法律書籍整理。此外，還有名相名將“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漢武帝時，有丞相公孫弘奉武帝之命“建獻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軍政楊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漢成帝時，派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類書，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特別是劉向、劉歆父子二人，在為朝廷輔政的同時，專心研思古代經典著作，編撰《別錄》《七略》，完成了中國古代重要文化典籍的第一次大規模的總結與整理。

東漢班固作為劉氏學風的繼承人，第一次將藏書目錄附于史書之后，使得劉歆《七略》賴《漢書·藝文志》得以保存。《漢書·藝文志》開篇提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日：‘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該序究竟源于劉歆《七略》、還是班固所撰，無法考證，然而卻深刻表達了古人編制圖書目錄所蘊藏的道德追求與職業理想。

隋時秘書監牛弘因痛心古代書籍的散失，專門奏《請開獻書之路表》，不僅陳述了古代書籍遭受的五次厄運，贊揚了歷代注意搜羅與典藏書籍的君主賢明，還深刻闡述了書籍與國運之昌隆、世風之清明的密切關系，以漢初陸賈告誡漢高祖‘天下不可馬上治之’之理說服隋文帝下詔求書。指出：“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于庖義，文字生于倉頡，圣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故知經邦立政，在于典謨矣。為國之本，奠此攸先。……勒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所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牛弘的建議得到當時統治者隋文帝的采納。由此，隋時國家藏書盛極一時，并復興了專重文教之風。牛弘本人此后官至禮部尚書，仍然請修明堂，定禮樂制度，修撰《五禮》百卷，對復興儒家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唐以前雕版印刷術尚未出現，圖書以寫、抄本(卷)的方式流傳，圖籍散失亡佚之后的重聚，常常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搜集，還需要一批擅長目錄之學的人花費大量的精力進行校勘、整理、繕寫、編目、分類等。正是有了蕭何、張良、韓信、公孫弘、楊仆、劉向、劉歆、班固、鄭默、茍勖、李充、王儉、牛弘等一批朝廷重臣的重視、奏議以及他們的親力躬行，不僅開創了馬上打天下，文化興盛世的重教重文之風，而且在中國文化史立下了保存古之遺書的不朽功績。

3隋唐以后的國家藏書整理與“文治政策”

唐繼隋后，出現了統一穩定的政治局面，社會經濟得到恢復，雕版印刷術出現，文化事業有了相應發展。唐初得到隋舊藏八萬余卷，唐高祖接受令狐德棻建議：“購募遺書”“數年間，群書略備”，并在重要官員魏征、長孫無忌等人的領銜下，編撰了《隋書·經籍》，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典籍的總結與整理。《隋書·經籍志》的作者有兩種題法，一是《舊唐書》題為魏征等撰，二是《四庫提要》將紀傳與志分開，紀傳題魏征等撰，志題長孫無忌等撰。總之，《隋書·經籍志》出于唐初重要官員之手，是繼《漢書·藝文志》后中國古代書籍的第二次總結，也是中國古代圖書館人對中國學術文化研究的又一次重要貢獻。《隋書·經籍志·序》開篇日：“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電；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最后強調：編撰《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姑且不論《隋書·經籍志》的作者是誰，毫無疑問的是，它體現了當時朝廷魏征、令狐德菜、長孫無忌等一批文化官員以書治世、以類明道的政治見識與熟悉古籍、擅長分類目錄的學術素養。

宋時的文治與教化政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家專職藏書機構形成，藏書場所不斷改進，藏書專職管理角色進一步明晰。宋仁宗時期，翰林學士張觀、宋祁奉命審查三館、秘閣藏書，翰林學士王堯臣、歐陽修奉敕編撰藏書目錄。南宋孝宗時秘書監陳馬癸奉命編撰皇家藏書書目。宋寧宗時，秘書丞張攀奉命整理南宋藏書目錄。宋時藏書整理的最大成果是編纂了四部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成為當時的重要政治教科書，統治者治世的重要歷史之鑒。

清初從康熙至乾隆，在平定各地反清活動、大興“文字獄”的同時，采取了一系列重視圖書編纂、典藏整理的文治政策，乾隆時期下詔各省征書，次年成立《四庫全書》編修館，協辦大學士紀昀任總編纂官，歷經十年，編成《四庫全書》。形成了對清以前官府與社會上公私藏書的一次總收集、總整理、總檢閱。當然編撰《四庫全書》的過程也是清政府實施“文治政策”、寓禁于征的過程，例如，凡不利于清朝的文獻遭到禁毀，凡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被篡改。但畢竟《四庫全書》的編撰，特別是集眾書于一身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撰寫，以及專建七閣分七處收藏，為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江南三閣建成時，乾隆皇帝下詔，規定一般士子可到閣抄閱，但不得私自攜帶出閣，反映了清代對知識分子思想教育的重視，既是統治者不斷總結治政經驗，實施“文治”政策的結果，也推動了中國古代官府藏書活動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于紀昀親自撰寫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收入的每部圖書，皆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考鏡源流，鑄成了清代目錄學的最高成就。近代目錄學家余嘉錫高度贊揚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紀昀身為清廷重臣，對撰寫書目提要樂此不疲，按他自己的話就是因為能夠實現“期于世事有補”的愿望。

4歷代民間藏書的傳承與“尊書崇道”

中國古代民間的藏書整理源于春秋。從西周到春秋，文化格局發生巨變，“學在王宮”一變而為“學在四夷”，史官們不能再保持原有俸祿，掌管的圖籍文獻逐漸流散，“士”階層應運而生，私人藏書開始普遍。如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名家學者惠施“有書五車”。策士蘇秦游說秦惠王不成，回家后“陳篋數十”發憤攻讀。韓非子所著《五蠹》中提到：“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士”階層大量積聚書籍，四處講學、在宣傳自己的思想觀點、文化主張的同時，進行了“以書傳道、以書濟世”的文化活動與政治活動。例如，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通過“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力圖拯救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倡導恢復心目中的堯舜之道。墨子大量注釋援引古文獻《夏書》《殷書》《周書》《泰誓》《禹誓》《湯說》《周詩》《大雅》等，力圖表達自己的兼愛、博愛理想。諸子百家對古文獻的研究與整理奠定了他們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師地位，也為后來的民間文獻學家、藏書家注入了“以書明道，以書傳道”的道德底線。

隋唐以前，漢末三國有曹曾處亂世“慮先文煙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南朝梁宗室蕭靜家中“散書滿席，手自讎校”。梁人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根據《梁書·五十一卷·處士篇》記載，《七錄》的編撰者阮孝緒不求達貴，雖有遺財百余萬，一無所納，盡歸他人，凡親友貴顯屢至其門，阮孝緒常逃匿不與相見，終身以書為樂，認為：“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圣人之跡，存乎拯弊。……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其尊書崇道精神為當時名流所欽佩，死后謚號為“文貞居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開創了私撰目錄之先風。北宋進士尤袤，官至禮部尚書，據《宋史389卷》記載，尤袤不僅勤奮政事、憂國憂民，而且視書如命，勤讀勤抄，常閉門謝客，日記手抄，網羅各種圖書，久之藏書逾萬卷。所撰書目《遂書堂書目》開創了后世版本學之先風。其中對書的描述“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已成為中國文人精神生活的寫照。

古代民間藏書家、目錄學家的成就往往非一人之力而成。例如阮孝緒的《七錄》背后有劉杳的慷慨贈予。劉杳曾為太學博士，喜好藏書，當他獲知阮孝緒已著手編制《七錄》，毫不猶豫將自己抄集資料全部贈予阮孝緒，這種不隱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現了古代圖書館人應有的“甘為人梯”胸懷。又如，宋時著名藏書家晁公武的藏書形成亦借助了四川轉運使井度之力。井度天資好書，任官時，常以俸祿之半傳錄異書。井度積二十年藏書，全部贈與晁公武，晁公武從此成為有巨量藏書的名家。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序》中憶及此段往事說到：“夫世之書多矣，顧非一人之力所能聚……”。并提到：“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除其復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讎校舛誤。終篇，輒撮其大指論之。豈敢效二三子之博聞，所期者不墜家聲而已。書則固自若也。儻遇其子孫之賢者，當如約。”其中，愛書惜書、日夕躬耕以及對子孫守護藏書的殷殷期望躍然紙上。

明清時期許多文人對書籍尤其古籍的喜好達到了不惜重金求購征集的程度。如明代汲古閣毛晉曾張榜于門：“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兩百；有以舊鈔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晉的藏書常常蓋有一印：“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后人不讀，將至于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古代藏書家這種強烈的“尊書重道”“以書傳于子孫”的職業精神使得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代代傳承并保存到今日。

5近代圖書館的興起與“變法圖強”

清末，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開路，大規模入侵中國，社會危機從軍事到經濟、再到政治、文化。在這個時期，張之洞編撰的《書目答問》不僅解答了“書以何本為善”的讀書治學導讀問題，更是體現了張之洞力挽頹敗國勢，期望“讀書期于明理，明理歸于致用”的“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的政治理想。

張之洞等人不僅發起旨在發展中國工業、建設國防、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還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性質的學院圖書館即廣雅書院的藏書樓一冠冕樓，并親自出任廣雅書院第一任院長。以后，廣雅書院冠冕樓在濃厚的維新學術空氣影響下，被建設成具有鮮明近代色彩的圖書館。一是藏書內容著眼于應用。除傳統的經史子集叢書外，還收藏了當時流行的西政叢書、西學大成、西藝新知、泰西新史攬要、各國交涉公法等漢譯西書；二是設專人管理藏書，并建立便利讀者利用的閱覽規則及措施；三是編有藏書目錄，以便師生檢目借閱；四是提供復本供院外士人借閱，對于培養洋務方面的新型人才已有顯著貢獻。

隨著西方科學、經濟、民主、政體等著作在中國的引入與翻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始了倡導變法的維新運動。康、梁等人變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編制譯書目錄，提倡建立近代圖書館。例如，康有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書目志》，以此向國內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書刊。梁啟超發表了《西書提要》及《西學書目表》，認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譯西書為功”。康有為于1895年上書光緒皇帝，“請皇上大開便殿，廣陳圖書”，并說三年之后，“書藏遍設，報館盛開，諸學明備，成才如麻，百廢舉而風俗成”。梁啟超在其主持的《時務報》上撰《變法通義》一再強調建圖書館，普及文化、培養人才的重要。到時期，創辦圖書館的社會輿論達到高潮，近代性質的圖書館逐步普及。例如1898年，在百日維新運動中，我國第一所近代高等學校——京師大學堂成立，1902年大學堂藏書樓正式成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頗具維新思想的張元濟．光緒末年與陳昭常、張萌堂等人在北京開辦了“通藝學堂”，教授英文、數學等科目，1897年創建了通藝學堂圖書館，是我國第一個使用“圖書館”名稱并訂有章程的近代圖書館。1904年張元濟再次創辦了民國初年最大的私立圖書館——東方圖書館，該圖書館以藏書之多以及公開閱覽而聞名全國。

與此同時，羅振玉、王國維創辦的《教育世界》雜志，經常介紹歐美、日本等國的公共圖書館及圖書館教育的情況，建議由學部倡率，京師及各省城均建圖書館，收藏中西日文書籍，供民眾閱覽。

1910年清政府學部頒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20條，規定除開辦京師圖書館外，限各省圖書館“于宣統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廳、州、縣治應依籌備年限以次設立”。依照政令，1904年湖南省圖書館博物館、湖北圖書館、浙江海寧州圖書館、福建圖書館相繼成立。1906年黑龍江省圖書館、1907年奉天圖書館(即今沈陽市圖書館)、直隸圖書館、1908年江南圖書館先后成立。從宣統至民國初期(1908—1913)，山東、山西、河南、吉林、云南、陜西、廣東、廣西、甘肅、貴州等成立省級圖書館。此外，還有一些市立圖書館以及大學圖書館大批建成，如滬江大學圖書館、武昌文華公書林、華西協和大學圖書館、清華學校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等，還有一些專門圖書館(如東三省陸海軍圖書館、武進商會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上海工部局華童圖書館、京師通俗圖書館)涌現出來。

由此往后的近半個世紀里，近代圖書館作為傳播科學、推廣新文化、啟迪民智、喚醒覺悟、推動社會變革、推動社會民主進步不可缺少的社會公器之一的理念已經受到所有明智人士與進步人士的重視。即便在北洋軍閥時期，或是國民黨政府期間，仍然頒布了一系列圖書館法規。如北洋政府于1915年公布的《通俗圖書館規程》和《圖書館規程》。國民黨政府頒布的1927年的《圖書館條例》、1930年的《圖書館規程》、1939年的《修正圖書館規程》、1947年修訂的《圖書館規程》。

6圖書館員職業精神的缺失與重塑

從古代藏書樓到近代圖書館，出現了如下方面的重要變化：圖書館由國家與政府投資興辦，無償提供大眾服務；圖書館的保存文化遺產、學術研究職能向社會教育職能轉化，強調圖書館是啟迪民智、提供自學的場所；圖書館由“以書為本”向“以人為本”轉化，以“藏”為主向以“用”為主，藏用結合發展；封閉式藏書向開放式藏書演變。圖書館開始實施平等、免費、無歧視服務原則，實施方便使用、延長開放時間、進行開架服務嘗試等。

從近代圖書館到現代圖書館，最大的變化在于：圖書館已經成為社會信息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圖書館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征、作為經濟力、文化力競爭的一種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不同國家與地區的重視，圖書館的投入不斷加大，圖書館的現代化設施不斷增加，圖書館的技術色彩日益顯著，社會大眾對圖書館的服務質量與要求越來越高。由此，現代圖書館的社會職能進一步演變，圖書館員的社會角色與職業道德再次增添新的內涵。

現代圖書館的日益普及與發展又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圖書館不再是少數人把持壟斷的地方，圖書館的讀者日益增多，圖書館的服務功能日益突出，圖書館員的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圖書館工作變成一種普通的社會職業，圖書館員的成分與地位日益復雜，從事圖書館工作的人員可能來源于社會不同階層，甚至來源于把圖書館作為一種個人謀生或生存手段的人們。由此，圖書館員不再具備以往政府官員的身份，更不是以往承襲家傳的書香門第之子，缺乏人文知識與素養的技術人員日益增加，圖書館員的職業日益邊緣化，古代藏書樓里的“尊書重道”的職業精神逐漸淡忘，“以書傳道”的職業意識日益淡漠。因此，倡導圖書館員的社會責任意識，提倡“以書修身、以書傳道、以書育人、以書服務社會大眾”的職業精神是現代圖書館員教育的一門重要課程。

作為現代圖書館員的職業之“道”與古代圖書館員的“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經大相徑庭，衡量今日圖書館員的“尊書重道”精神，可以通過如下幾方而檢測：(1)是否具有高度知識內容為基礎的專業能力；(2)是否在專業能力的發揮方面有為公眾服務的態度與志向；(3)在行使專業能力時是否有自律性；(4)是否具有基于專業能力的專業獻身精神。無專業能力則談不上明道、崇道與重道；無為公眾服務的態度、志向與獻身精神，則談不上傳道與育人；無自律性，則充其量是一個不能將服務落到實處的夸夸其談者。至于具有高度知識內容為基礎的專業能力，則指現代圖書館員的圖書文獻管理能力、知識信息導讀與導航能力、社會文化傳播能力、社會教育與科學普及能力等方面。

圖書館館員的稱呼，從古代的柱下史、蘭臺令、秘書監、藏書家，到近現代的圖書館管理員、助理館員、館員、研究館員、咨詢館員、學科館員、知識導航員，不僅意味著圖書館員形象的改變，更意味著圖書館工作內涵、讀者要求、社會環境壓力的改變。現代社會圖書館的讀者已經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每一個到館的讀者，往往希望看到的是最具書卷氣、最有知識內涵、最有敬業精神的圖書館員，他們希望與有知識的圖書館員交談，希望圖書館員能夠對自己的學業、學術、閱讀、查詢、檢索提供實質性的服務和建設建議。當圖書館員不能解答讀者哪怕一個極小的問題，不能滿足讀者的一個微小建議，他們必然對圖書館員的專業能力與敬業精神提出懷疑。公務員之家

圖書館正在經歷革命，每時每刻都在涌入新的東西，隨著社會的進步，圖書館員應進一步弘揚中國古代圖書館人的“以書傳道”“尊書重道”精神，將傳統之“道”賦予新的內涵，不僅強調現代圖書館員高超的信息素養與技術操作能力，更要倡導圖書館員的人文、人道、民主、進步的服務意識與獻身圖書事業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