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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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現狀和問題

20世紀40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自覺地對公共管理學的方法論進行反思，先后經歷了三波反思和爭論，經過這一系列的爭論，公共管理研究已經進入了方法論的多元化階段，但是目前中國大陸關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論探討卻存在以下突出的問題：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單一化，無法回應公共管理實踐的多樣性。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在介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時候，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仍是主流，通論性教材往往側重介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學”研究的部分，主張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務在于尋求公共管理客觀事實中的經驗性因果聯系，通過變量之間關系的尋求，發現公共管理的一般規律。[1]與此相關，目前國內的公共管理碩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會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研究方法”等作為核心課程或主干課程，這些課程的主導方法也是實證主義，難以凸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實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學發現、技術設計（政策設計、制度設計、組織設計、機制設計等等）、公共評估、詮釋和批判的統一，需要實證的、詮釋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論的合理使用和組合，闡明多元方法論單獨使用和組合使用的邏輯，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實踐的多樣性。

2.程序性方法與實質性方法之間存在鴻溝。公共管理實質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論的哲學基礎、邏輯和價值觀，是公共管理知識成果中蘊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識的途徑。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則是公共管理研究過程中設計和實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資料的程序、步驟和技術。公共管理實質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沒有截然的界限，但是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側重研究的邏輯，后者側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術。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獻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體系也較為成熟，比如：蓋爾•約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這些著作以選題、文獻綜述和理論建構、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報告撰寫為經線，以定性和定量研究為緯線，共同編織起公共管理學的程序性方法論體系。不過，很少有文獻探討實質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間的對應關系，這導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當我們從事一些屬于技術設計類、詮釋類、批判類、評估類的公共管理問題研究時，大多數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難以提供有效的指導，甚至用實證主義的研究規范和標準衡量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論標準“缺位”和“越位”的現象，形成了方法論標準的單一化和有些研究沒有有效方法論指導的尷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實務和咨詢方法脫節。公共管理研究作為使用科學方法探討公共管理問題答案的活動，包括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公共管理實務、公共管理咨詢三種基本形態。但實踐中，三者脫節的狀況較為嚴重：從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的學者們撰寫大量的論文，充斥著繁雜的統計數據和生僻的詞語，往往被束之高閣。公共管理咨詢提出的政策建議，往往與學者們的高深研究難以接軌。造成這種脫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對三者統一的“公約數”缺乏堅實的理論共識。事實上，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公共管理實務和公共管理咨詢的“公約數”是解決公共管理問題。公共管理學術研究重點關注科學發現類、評估類、詮釋類和批判類問題。公共管理實務是公共管理實踐問題解決的過程，其本質是公共管理者運用適當的途徑———諸如戰略設計、政策制定、機制設計等———彌合公共管理主體需求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雖然公共管理實務以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提供的相關知識為基礎，但是公共管理實務的方法論框架是技術設計的方法論框架，與公共管理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框架存在本質的差異。公共管理咨詢所使用的方法論框架并不是單一的方法論框架，往往通過綜合運用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和實踐問題解決的方法論框架，為顧客提供知識、技術、理解等方面的知識和服務。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學術關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詞可以做廣義理解和狹義理解。廣義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領域中思維方法、行動方法、研究方法的總稱。狹義的公共管理方法則指公共管理實踐或公共管理實務活動的方法，屬于行動方法的范疇，即公共管理主體進行公共管理活動過程中使用的認識工具（比如戰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鉆石模型、利益相關者分析）和行動工具（全面質量管理、合同外包、憑單制等等制度、機制、程序、手段和技術等管理手段）的總稱。目前國內已經出版了一批側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動的技術、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關于公共管理學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較少。公共管理“思維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見。這導致了公共管理思維方法、行動方法和研究方法學術關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從新的角度入手，尋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礎，提高公共管理學科認同度。

5.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缺乏合理的標準和規范。20世紀80年代以來懷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費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貝利（M.T.Bailey）[7]，亞當斯和懷特（G.B.Adams&J.D.White）[8]等人開展了對公共管理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的主題、研究方法、質量標準等方面的評估研究。中國臺灣學者孫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吳穎年（2006）[12]等學者對臺灣地區的公共管理論著亦做了文獻評估分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內陸很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討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的規范、標準和方法論問題。比如：張成福（1996）對中國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機的關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聰、肖生福（2006）等人探討了中國行政學學科和學科整合問題。[14]袁達毅（2002）、馬駿（2006）、劉亞平（2006，2008）、何艷玲（2007）等人對中國公共行政“危機”進行了分析。[15]張夢中和馬克•霍哲（2001）[16]等人對公共行政期刊論文或博士論文進行了內容分析，嘗試提煉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學術規范。總之，公共管理知識生產尚未形成兼顧多元方法共性和個性的標準和規范。實證主義的學術規范，只適合于對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進行評價，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納入實證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傳統，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認識，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樣化、合理、適宜的公共管理知識生產標準和規范。上述五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是什么？怎樣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論，從而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邏輯合理性？隨后本文將從問題類型學入手，闡明基于問題類型學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以期對這兩個問題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

在科學研究中只有那些專業共同體和整個人類的知識積累都尚未解決或無法回答的疑問才算是研究問題。問題可以定義為：“某個給定過程的當前狀態與智能主體（人或機器）所要求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17]問題是一個反映了主客觀矛盾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概念。科學研究從何開始？一直是哲學和方法論研究的一個關鍵主題。波普爾在《猜想和反駁》一書中總結道：“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愈來愈深化的問題，愈來愈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幾乎每個公共管理理論的提出和發展，都是從特定的公共管理問題開始的。問題作為一個認識論的概念，反映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認知矛盾。雖然諸多科學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學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論，但是科學史和哲學史的發展歷史表明，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從方法論層面上開展對“問題”的研究，探究什么是問題、問題的重要意義、問題的結構、問題的類型。“問題”成了不同流派科學哲學家交鋒對話的聚焦點，他們對問題認識的深入，逐漸形成了以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哲學分支領域“問題學”。[19]目前“以問題為導向”進行研究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界的共識：解決問題是公共管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問題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計劃的依據；問題指導公共管理研究的觀察和資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問題包括哪些類型？每種類型公共管理問題對應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尚無一個完美的答案。類型學（typology），或稱作分類學（taxonomy），指研究者結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一維度的簡單概念，然后由簡單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從問題的定義———“某個給定過程的當前狀態與智能主體（人或機器）所要求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出發，根據“差距”的本質特征對問題進行類型化的劃分。按照近代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揭示的事實和價值二分的原則，我們可以將問題中所含的“差距”分為“事實性差距”和“價值性差距”兩個維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標圖定位公共管理問題的各種類型。在圖1的二維坐標中：（1）縱坐標所示的純粹涉及價值差距的問題屬于詮釋類問題，對詮釋類問題的解答，往往使用詮釋主義的方法，形成詮釋類知識。詮釋類知識通過挖掘、闡發、建立和確證一種價值，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溝通。（2）橫坐標所示的那些純粹涉及事實差距的問題是科學發現類問題，科學發現類問題往往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探索經驗世界的狀態、發展、變化，尋找經驗世界中存在的聯系。（3）橫坐標和縱坐標構成的平面中的問題既含有價值因素又含有事實因素，可將這些問題分為技術設計類問題、批判類問題和評估類問題。

1.科學發現類問題。科學發現類問題是人類主觀認知與經驗事實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主觀認知之間、客觀事實之間的矛盾而引發的疑問。對科學發現類問題的回答，往往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框架，最終將產生對客觀世界描述、解釋和預測的知識。提出科學發現類問題的途徑包括：尋求經驗事實之間的聯系和一致的解釋，證實假說和現象的可靠性、尋求理論體系內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個理論和假設的不一致性，學科理論方法的移植等。

2.技術設計類問題。“實現特定目標的最優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屬于技術設計類問題。技術設計類問題包含事實前提和價值前提兩個基本因素。技術設計類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實前提下，確定合理的價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價值前提下，尋求實現特定價值的優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時間（時間段、歷史、現狀等等）和空間（國別、地區、部門等等）中進行目標比較、約束條件比較、環境參數比較、手段比較找出當前問題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戰略與政策、體制與機制、措施與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3.評估類問題。該類問題與科學發現類問題的相似之處在于兩者都是對事實、行為和態度的描述和解釋。但不同的是，評估研究在對事實、行為和態度進行描述時，是建立在與特定標準進行比較基礎上的描述和解釋，比較的標準可以是客觀的標準也可以是主觀的標準。評估至少包括三個要素，即標準（criteria）、證據（evidence）和判斷（judgment），評估類問題的本質是根據經驗證據，尋求特定標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并對這種關系進行評判。

4.詮釋類問題。詮釋類問題是闡發、確立和建構社會現象背后的價值和意義的問題。詮釋研究嘗試回答文化、價值和精神領域的“應該怎么樣”的價值問題，與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際之間的共識和規則緊密相關。公共管理領域，人們一般通過公共管理的歷史詮釋、文本詮釋、話語詮釋和行動詮釋來獲取詮釋類問題的答案。

5.批判類問題。在批判研究者看來，現實社會并不是實證主義所謂的純粹的經驗的堆積，而是主體被“異化”的世界，需要改變客觀世界，將主體從“異化”中解放出來。批評研究以矛盾的觀點和辯證的觀點看待和分析現實，其目的是改變世界。批判問題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強的社會行動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變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基礎和公約數。

三、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體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是對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種、各類、各層次方法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的系統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維度。可以借鑒亞瑟•霍爾（ArthurD.Hall）提出的系統工程三維結構（時間維度、邏輯維度和知識維度）對研究的方法體系進行刻畫。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時間維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進行的過程，包括選題、文獻綜述、研究設計、研究實施和研究成果發表等環節。公共管理研究的邏輯維包括方法論、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個層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知識維度是提出和解決公共管理問題的思維背景、認知背景和實踐背景。凡是對公共管理問題解決有啟發的知識都可以納入這一維度，而不論該知識的學科界限。

2.問題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從問題學的角度來看，在研究方法體系中，問題是連接研究邏輯維度、時間維度和知識維度的共通點。首先，不同的方法論流派對問題的性質、問題的地位、問題結構看法不同，就會形成研究過程的差異。比如：詮釋主義將問題看做是意義呈現的過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交互作用貫穿在研究過程的始終；實證主義將問題看做是歸納和證實的過程，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中立觀察是研究的起點，對結論的證實或證偽成為研究的終點；批判理性主義將問題看作是主觀和客觀的不一致，研究過程是始于問題，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驗證，再提出新問題的過程。其次，不同的問題類型對應不同的方法論框架。（1）對于科學發現類的公共管理問題，通常使用實證主義作為主導的研究方法論框架。（2）對于技術設計類的公共管理問題，通常運用技術設計所特有的最優化方法的邏輯，這種邏輯是“一種特別的命令邏輯。”“首先，考察滿足外部環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狀態，然后，從此集合中找出滿足目標的其它約束條件、又使效用函數最大化的特定狀態。”這相當于把目標約束條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則”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則上進行邏輯運演，運演結果中的值被看成“應當”取的值。[20]（3）評估類公共管理問題會同時涉及價值因素和事實因素，在實際評估中，對事實和價值因素的處理方式不同會導致評估研究中實證主義、詮釋主義和批判主義的分歧。（4）詮釋學、現象學、建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非實證主義方法論是解決詮釋類問題的常用方法論。（5）批判類問題則主要使用批判主義、批判實在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最后，研究知識通過研究問題與研究邏輯緊密相關。研究知識只有與特定的研究問題相聯系，才有可能納入特定的研究活動。（1）背景知識驅動問題的產生，各學科知識為問題解決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進新知識的產生。（2）既有的理論引導研究的進行。既有的理論在研究中不僅僅對問題的產生和問題的解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還以理論框架、研究途徑、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導資料的收集、資料分析、假設檢驗、分析性歸納等過程。

3.以問題類型為基礎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總體特色。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為基礎，將問題作為溝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這種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問題形態差異決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現形態的多樣性。公共管理學術、實務和咨詢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一種解答問題的活動，只是三者所解答問題的類型、問題的難度、問題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異。從難度上來講，公共管理實務活動中的問題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識，或者對已有的知識進行簡單地綜合就能加以解決。如果問題的難度超出了常識和已有知識簡單綜合的范圍，那么就需要訴諸公共管理咨詢或公共管理學術活動加以解決。公共管理咨詢提供一個或多個可供選擇的較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則對問題進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階段性的答案。從問題類型來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活動側重解決科學發現類問題；公共管理實務工作者側重解決技術設計類問題；公共管理咨詢則重點闡明將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轉換為具體操作政策條文的基本原則。總之，在問題解決這一點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種形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存在有機的聯系，它們在知識生產體系中司職側重不同，共同構成了公共管理知識深化的遞進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動中同時包含了事實因素、價值因素和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學問題亦可能是技術問題、評估問題、詮釋問題和批判問題。不同問題類型在問題結構方面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對這一問題求解的方法論框架也會存在根本的差異。如果用解決詮釋類問題的方法去解決科學發現類問題，應該無法獲得求解答案，因為他們的求解目標和應答域都不一樣。因此，準確地定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約著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徑。

第三，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論的選擇。研究方法論的差異是研究哲學層面的差異，不同的研究方法論以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基礎，不同的方法論產生不同屬性的知識，不同屬性的知識亦需要通過適當的方法論獲得。比如要獲得詮釋類的公共管理知識，就需要以詮釋學的方法論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使用現象學、人類學、民族志等質性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如果要獲得規律性的實證知識，則需要使用實證主義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使用實驗法、調查法等實證方法展開研究。如果采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去解答詮釋類問題，就犯了研究問題和方法論不匹配的錯誤。總之，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論的選擇。

第四，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設計。公共管理問題的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問題的結構，并進一步決定了公共管理問題的解決思路、求解路徑、求解方式、求解結果以及對求解結果的評價。公共管理研究設計作為研究的藍圖和規劃而言，需要對問題的結構、問題的求解和問題求解結果的評價加以詳細的闡述。按照問題類型的差異，可以將公共管理研究設計分為科學發現類的研究設計、技術設計類的研究設計、評估類的研究設計、批判類的研究設計和詮釋類的研究設計。總之，正確的定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是選擇相應公共管理研究設計類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溝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鴻溝。公共管理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在美國的教育學科分類中，就將公共管理類學科劃入職業性的應用性學科范疇。盡管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實務者往往是不同的群體，但是并不意味著，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可以分離，并不意味有純粹的公共管理理論，或者純粹的公共管理實踐。實際上，將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融合起來的橋梁就是公共管理問題，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進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尋找到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溝通的具體的、歷史的、特殊的通道。無論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工作者，還是從事實務的工作者，都需要有問題意識，根據問題的類型采用不同的方法，獲得問題的答案。從收集信息、發現問題、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案、問題最終解決的過程來看，理論工作和實踐工作是緊密連接、相互滲透、相互啟發的過程，問題及其問題的類型是溝通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橋梁。

第六，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差異也決定了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和規范的多樣性。1984年麥克庫迪（H.E.McCurdy）和羅伯特•柯麗瑞（RobertE.Cleary）使用實證主義的六項標準評估1981年在美國大學的142篇公共管理學博士論文，評估結果是悲觀的，結果顯示這些論文都缺乏嚴格的研究設計，有一半的論文的目的不是尋求因果關系，僅21%使用研究設計符合效度標準。[21]盡管諸如此類使用實證主義的標準對公共行政研究成果進行評估的結果是悲觀的，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公共管理知識的多樣性：公共管理知識并不全屬于科學發現類知識，因此實證主義僅僅是獲致公共管理知識的一種方法。公共管理研究除了生產科學發現類知識以外，還生產技術設計類知識、評估類知識、詮釋類知識和批判類知識，生產這些知識的方法論框架與實證主義存在諸多分歧，如果無視公共行政研究知識類型的多樣性，而僅僅單用實證主義的單一標準評價公共行政研究成果，難免得出大多數公共行政研究成果都不符合規范、質量低下的結論。從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入手，在制定專門規范的基礎上，形成更具普適性的一般標準，將有助于形成更為合理的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和規范。總之，目前公共管理研究已經進入了多元方法論階段，但是關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研究卻存在諸多問題，從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入手，將問題作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建立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體系是克服上述問題，推動公共管理研究走向繁榮的有效方法論路徑。

作者：曹堂哲工作單位：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