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化構建生態文明

時間:2022-05-02 02: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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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化構建生態文明

青藏高原的研究簡況由于海拔、地緣和氣候等因素,青藏高原被人們視作生命的禁區。歷史上內地對青藏高原的認識較少,一些漢文典籍描述,“青藏高原群山連綿、氣候寒冷、道路難行、滿目荒涼、寒風凜冽、干旱缺氧,屬于人跡稀少的蠻荒之地”。很多文人墨客在進入青藏高原的邊緣時就大發感嘆,如唐代的周樸寫道:“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沒人家。”唐代的杜甫寫道:“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唐代的柳中庸寫道:“青海城頭空有月,黃海磧里本無春。”唐代的皇甫曾寫道:“暮天沙漠漠,空磧馬蕭蕭。”以及唐代的王之渙寫道:“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聽到這些詩句,誰敢再踏入此地?我國對青藏高原真正的認識,始于新中國成立以后。從20世紀50年代政務院組織的中科院青藏高原考察隊進入當地算起,到目前為止斷斷續續進行了四五十年的考察。西方世界雖然從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對青藏高原進行了傳教、探險和科考,但至今還處于科考階段。自1953年5月,新西蘭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在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向導的扶助下成為登上珠穆朗瑪峰的第一人,從此以后,珠峰熱了,登山熱了,青藏高原的探險和研究也隨之熱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板塊學說興起并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的多學科的驗證。關于高原隆起與環境演化變遷:迄今所知,青藏高原有確切證據的地質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5億年前的奧陶紀,其后青藏高原各部分曾有過不同次數的地殼升降,或為海水淹沒,或為陸地。到2.8億年前的早二疊紀,除阿爾金山地外,青藏高原的絕大部分是波濤洶涌的遼闊海洋,與北非、南歐、西亞和東南亞的海域溝通,稱為“特提斯海”。到距今4千萬年前,印度板塊與亞歐大陸接壤并繼續向北移動,導致兩個板塊的接觸帶巖層發生彎曲、破裂和隆起,形成了喜馬拉雅山的雛形。青藏高原研究會理事長姚檀棟說“:關于青藏高原,我們知道的很少,理解的就更少了。”我認為,這只是針對自然地理和地況概貌而言,而對青藏高原的人文景觀和山水文化的研究,卻更為淺薄和外沿。我認為青藏高原是“五源”,即生態之源、氣候之源(冷源)、生命之源、水源、文明之源。

青藏高原生態文化為其構建生態文明打開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生命的禁區,高寒、干旱、缺氧等氣候特征使高原生態環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和修復能力較差,尚未發育成熟的生態鏈極易受到人類的干擾,在遭到人為破壞后,又極易產生崩潰性失衡,造成生態環境的迅速惡化。與別的地區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態狀況一開始就對人們的生態理念和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趙樸初先生為《青藏高原環境與發展》這個研究課題欣然題寫“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環境保護;江河源源流長,功在千秋萬古”的題詞。費孝通先生曾兩次寫信鼓勵和贊揚道:“雪山草原濕地,哺育江河之母,保護雪域生態,惠及中華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態價值和意義,事實上已經遠遠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圍,直接關系到中國、東南亞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態利益。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環境問題正成為人類生存和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生態原本脆弱,但為什么這塊年輕的高原在歷經千萬年后還能與藏民族基本和諧相處?我認為,這與藏民族立足這一自然生態,培育、發展山水文化、生態文化有著直接的關系。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將面臨著兩個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一個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另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妥善處理好這兩種關系,需要綜合運用行政、法律等規范性手段。但從近現代的實踐經驗來看,僅僅運用這些手段是遠遠不夠的,除了這些手段之外,還要提倡倫理道德、消除仇視、培養善念,從精神層面予以關注和引導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將雪域每一處山山水水都賦予了生命的含義,這一人性化的定義將雪域生態保護與人和人造的神聯系起來并定格化;藏族生態觀念中關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價值觀,以及與自然相適應、相和諧的活動和節制簡樸的生活方式為青藏高原生態文明建設打開了一扇窗戶。這些都對我們保護和建設人類這片最后的凈土有一定的啟發意義。青藏高原生態安全維護是長周期、大尺度的系統工程,其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立足于當地自然、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實際,從保護整個國家生態安全、國土安全、各民族和諧發展的高度,認真思考和審視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珍惜和參考長期積累下來、不可替代的歷史經驗和實踐。

十八大以后,生態文明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體納入建設“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生態文明的納入使青藏高原的發展方向更加明確。生態文明源于對我們人類發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們對發展理念的提升。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文明進步史,也是一部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就青藏高原這一特殊的區域而言,構建生態文明,我認為保護高于開發,保護是基礎,保護是關鍵。青藏高原的生態地位決定了必須從構建生態文明戰略高地、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歷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態良好而興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態惡化而衰敗。在此舉一則當生的實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是黃河源頭第一縣,30年前,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濕地連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以草原畜牧業為基礎的純牧業縣賴于黃河母親的施澤,瑪多牧民的人均收入達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達到100多只。“突破百萬牲畜”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從1980年—1982年連續3年蟬聯全國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當冰川一點點萎縮、湖泊干涸、水位明顯下降,當草場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灘的時候,瑪多人又首當其沖地品嘗了生態惡化的苦果,瑪多已經淪為國家級貧困縣,國家以大量的投入進行生態移民———貧瘠的草原再也無力養育千百年來生活在這里的牧民們。這個地方走了一條典型的“先開發,后治理”的彎路。這種發展模式雖帶來了一時的經濟增長和繁榮,但從根本或長遠意義上審視是得不償失、不可取的。它不僅破壞了我們的生存家園,而且這種“發展”的后果常常需數倍于其產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況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一旦被破壞,基本是不可逆轉的。近些年來,青藏高原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資源環境的代價。20世紀下半葉后,國際社會開始思考“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問題,提出了循環經濟、綠色發展、生態文明等理念。聯合國先后召開了4次環境與發展大會,達成了促進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等共識,并逐步轉化為各國的行動。國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會來進一步關注生態保護建設問題,各級部門也采取了一系列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態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但我們應清醒地看到,從整體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態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護舉措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青藏高原自然生態極其脆弱、環境容量極其有限、文化生態趨向多元,這已經成為科學發展必須跨越的障礙。我們從事這一研究,正是要為破解這一難題做些努力和準備。

藏族傳統文化對青藏高原的生態解讀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潔神圣之地。當地人民用擬人的方式賦予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愛情的神話故事,并進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稱為神山,湖泊稱為圣湖,地下稱為龍神領域,藍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稱自己為“雪域民族”,又稱“卡瓦堅”。當然,他們也承認這塊地方環境惡劣,當地人把這塊高地的地形看成一個仰臥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這個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壓邪扶正。

(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

青藏高原也是人類文明的誕生地之一。考古發現的屬于舊石器時代的遺址有定日的蘇熱,申扎的多格列、珠洛勒、各聽,日土的扎布、那曲、申扎、雙湖、班成、日喀則、聶拉木、昌都卡若。其中,考古發現青海等地的卡若遺址是與誕生于內地的黃河文明、長江文明、珠江文明等并行存在和發展的,約距今4000-5000年,就連生命禁區阿里高原也孕育過象雄文化、①古格王朝。②卡若遺址的發現說明,高原古人已放棄洞穴,建房定居,生產活動已由游獵擴展到農耕、飼養,廣泛地使用了火,并有粗糙的紡織和縫制工藝,能制造陶器和各種粗糙裝飾物。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自稱“博”,并因地區的不同有不同的稱謂。西藏中西部地區稱為衛藏地區;西藏東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統稱為康巴地區;西藏北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甘肅南部、青海大部分藏區統稱為安多地區。而居住于上述三大地區的藏族人分別被稱為衛藏人、康巴人和安多人。中國有句俗話“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個“高”不是指高山的“高”,而是指精神的“高”、幸福的“高”、質量的“高”,但青藏高原“高處不勝寒”,用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青藏高原確實屬于不宜人口居住的地方。但是藏族人并沒有拋棄它,也沒有往“高”處走,而是死守在這塊寒冷缺氧的冰雪世界里。為了保護這一塊凈土,他們在高寒地區不動土、不蓋房、不定居、去游牧;不砍樹、不開礦、不亂狩獵;祭山祭湖祭江河,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用自己虔誠的信仰艱難地保護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態環境。①

(二)藏族傳統文化對山水的神話描述

藏族因青藏高原地理環境的特殊②和自己所處的環境,所以把自己和山水聯系得更為緊密,并以擬人的方法給山水以生命和靈魂,把它們界分為部落、家族、家庭,封它們為神山圣湖,并給它們編制了很多有血有肉、豐富生動的傳說故事。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沒有的獨特現象。人類文化發展史表明,特定的地理環境與人類的生活密不可分。藏族以佛教的思想理念把自然界總稱為“情器世界”:一切生命萬物為“有情”,都具有生命意義,一律平等,沒有本質區別。他們主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尊重生命、共生共存、和諧相處,又認為生命的形式沒有高低之分,而且生命不死,可以輪換,如你行善積德生命可以升華,若作惡多端破壞生靈,生命必然降低,講因果報應。所以,他們和山水相依相偎,和諧相處,融為一體。這種思想理念慢慢融入到他們的血脈里,滲透到心靈深處,逐漸形成了這個民族的生態觀、價值觀和生命觀,這些隨之又貫穿在他們的生產生活中,體現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中。對于藏族傳統文化中生態理念的研究,前人和學界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青藏高原傳統文化和生態觀念的研究方面,青海民族大學的何峰校長,以及大連民族學院的南文淵教授對其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研究成果已列入《青藏高原的環境與發展》這個課題中。王奎正[1]、陳亞艷[2]、勃•吉爾格勒[3]、降邊加措[4]、鄂義太[5]等學者對其也開展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這些研究從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概況、藏族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等方面,系統介紹分析了青藏高原的生態理念,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發掘藏族的生態智慧與技能,使之能為全人類所共享,能在生態安全維護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藏族對宇宙的理解和稱呼很多,總的稱宇宙為“諾吉久居丹”,佛書將它譯作“情趣世界”。“諾”為容器之意,凡具有盛物功能的器具,無論大小均可以用它來表示。“居”含有精華之物、養分、依附者等義,在此指宇宙間的萬物或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生物。藏族對宇宙的形成也有很多種說法,在格薩爾史詩中有一首流傳較為廣泛的古歌《斯巴形成歌》,③它集中反映了藏族對宇宙起源的認識。藏族對宇宙的描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系,它就是須彌山。須彌山外圍還有七山、八山,還有內海、外海。須彌山四面海中有四大洲:南方海有南瞻部洲,東方海有東勝身洲,西方海有西牛貨洲,北方海有北俱盧洲。關于宇宙的廣大,另有一種說法:四大洲、須彌山以及天界等,為四洲世界;一千個四洲世界被稱為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組成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組成大千世界。十億個大千世界組成“熱間居”世界。十億個“熱間居”世界組成“熱間嘉措”或“哇爾梅居”世界。如此十億個世界組成一個根基和中心為蓮花所飾的世界。宇宙無限廣大,這便是藏族接受佛教后,形成的對宇宙的一些認識和理解。

(三)藏族對山水的自然崇拜

藏族先民與世界其他原始民族一樣,均對大地、山川、日月、風雨都存在敬畏和崇敬的現象。他們認為這些自然對象都有靈性,因此成為崇拜的對象,這也是原始人類所共有的特性。比如,非洲人視乞力馬扎羅山為他們的圣山,每年都要在山腳下舉行傳統的祭祀活動,拜山神,求平安;希臘人認為奧林匹亞山是諸神居住的神山,所以為了祈求幸福他們每年都要在這里祭祀山神;日本人認為富士山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象征,并以富士山的名字命名的東西無數;內地人尊崇五岳,視黃河、長江為母親河,自稱華夏兒女。中央政府對泰山的崇拜從堯舜開始延續到現在。據記載,歷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和君主祭拜過泰山。“煨桑”是藏族祭奠山神的儀式之一。在2012年考察泰山時,發現在泰山的祭祀中有一種叫“柴望封神”的儀式,它與藏族的“煨桑”儀式完全相似。《泰山大全》中說:“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于達之。”所謂柴,或曰燔、燎,通俗地講就是燃柴放火于岳壇。放火燎祭于天,火與煙相伴而生,青煙直上云霄,在高山頂上放火,天神更易于接到信息。千百年來乃至當今,祭神都需點燃蠟燭,可以講這是遠古柴祭的遺俗。

苯教、藏傳佛教對青藏高原山水的生態解讀

費爾巴哈曾說過:“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對象,這一點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的。”恩格斯指出:“一個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條件和自然物,都被搬進它的宗教里。”

(一)苯教對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讀

藏族以苯教的理念,把大小山脈命名為神、贊、土地神、地方神等,在山上壘拉澤,拉經幡;佛教傳入青藏高原后,藏族將佛教融入自己的理念,把很多苯教的神山圣湖又更名換姓為佛教的護法神。這樣,就在一座山上同時會出現三種文化。比如,卡瓦格博它的總稱為念贊卡瓦格博,是苯教的稱呼,其中有民間的母親山、兒子山、將軍山,同時還有佛教的十六羅漢、五佛。①又如,阿尼瑪卿神山既是主管安多地區的神山,又是證得十地菩薩②的佛教山,對它可以煨桑祭祀,也可以磕頭朝拜,它便是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護法神。因此可以說,在藏區三種文化都存在,各有各的用處,這就是佛教藏族化的典型。

(二)藏傳佛教對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讀

藏傳佛教秉承大乘佛教的思想精神,既有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倫理觀念,又有道德實踐。但一直以來,我們缺乏對這方面的總結和相應的梳理,也未能彰顯其曾經發揮的有益的功效。藏傳佛教不殺生倫理的傳播與實踐,對高原野生動物所起的保護作用和對高原環境的維護作用的確是不可估量的。過去許多藏族地區是禁獵的,尤其是圣山圣湖和佛教寺院所在的地區。大部分藏族牧區有不吃魚的習俗,除了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原因外,也緣于佛教大師的勸化,以及許多湖泊被奉為圣湖的緣故。佛教反對殺生,是基于佛教慈悲的倫理觀念,這一觀念在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在當今時代,進一步了解佛教不殺生思想的深刻內涵,對整個世界是很有益的。

近年來,一些學者就宗教對青藏高原生態的保護做了一些梳理。2001年桑杰端智的《藏傳佛教生態保護思想與實踐》針對佛教教義中的生態理念,從實踐的角度論證其合理性和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2004年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傅千吉的《白龍江流域藏族傳統生態文化特點研究》一文,通過對白龍江流域藏族佛教生態文化和苯教生態文化的考察分析,說明其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體現了藏族群眾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并認為這是一種深層多元的生態觀。2007年才讓的《藏傳佛教慈悲倫理與生態保護》以及劉俊哲的《藏傳佛教生態倫理試析》二文,均探索了藏傳佛教生態倫理的哲學世界觀基礎、根本原則及戒規戒律;從行為價值觀出發,揭示了藏傳佛教生態倫理的行為措施,及其在保護藏區生態環境中所顯示出的重大價值。劉俊哲的文章運用比較學原理,把藏傳佛教生態倫理放到更大的理論域境中,同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地區的儒、道兩家及西方的生態倫理進行了橫向比較,凸顯了藏傳佛教生態倫理的特色和優勢,從歷史發展的視角,指出了藏傳佛教生態倫理的當代價值。2005年噶馬降村的《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觀》一文,從藏傳佛教的萬物平等思想和藏族圣山圣湖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中所體現出來的傳統生態文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點著手,繼承和發揚了藏民族保護自然生態的優良傳統,促進了藏區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2008年北京林業大學衛敏的碩士論文《藏傳佛教文化的生態學理念分析———以西藏山南為例》分析了藏傳佛教的生態保護功能。這些研究均從苯教、藏傳佛教的生態理念等方面介紹了宗教在生態安全維護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對構建青藏高原生態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總之,朝著生態文明的現代化中國邁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全新課題。如何在現代化發展洪流中保護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需要我們開展多角度、多領域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洛桑靈智多杰單位:中國藏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