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定量定性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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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近年來隨著其在國民經濟中愈加厚重的比例及貢獻率而被國內外諸多學者競爭研究，成為一門歷久不衰的經典學科領域。然而，最為一門傳統的文科類學科，其極富語言邏輯的背后必然同樣被賦予文科領域一貫的缺失和不足，即定性研究有余，定量研究不足。因此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即是理論強大而實踐不足，頗有些紙上談兵的意味。縱觀近年來的國家級課題申報表，可以看出旅游研究的大致導向，即定性研究之下的量化導向，將不同的學科知識引入旅游研究，如生態知識，社區和諧知識等等，以定性研究掌握大致的研究導向結構，在此指導下，以定量細化研究內容，強化實際指導性，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富于指導意義和價值。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劉曉欣、胡曉等人對中國旅游產業關聯度的測算及宏觀經濟的效應分析，文章利用2002年和2007年的中國投入產業表資料對中國旅游產業的產業關聯度，宏觀經濟效應及其變化情況進行了分析。得出：旅游業有較高的后向產業關聯度，對國民經濟有較大的拉動作用，且拉動作用正在日益增強。但旅游業內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緣于旅游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其產品主要用于消費，因而具有較強的就業效應和較高的消費效應，與此同時，主要由一次性消費構成又使得這一經濟鏈極具泡沫效應，因而對如何強化刺激作用，規避負面風險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1]。又如朱沁夫、李昭以游客集中指數取代地理集中指數，彌補了前者在衡量游客集中度方面受樣本數量多少且沒有衡量標準及無法對不同的樣本數量進行比較而引發的不足，另辟蹊徑，引入完全均勻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并且計算與地理集中指數之差，與此同時，利用此差值與地理集中指數進行比較而得出一個較為科學與中庸的結果，彌補了國內于此方面的空白[2]。白凱于2011年對無應答式李克特量表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做出相關檢驗，其在文章中以我國入境旅游熱點城市知名度為研究內容，在研究設計中增加了“無應答”選項，通過大量的調查數據支持，對包含此選項與未包含此選項的選項數據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增加此選項的三點優勢。因為得出應在日后將“無應答”選項引入李克特樣表，從而彌補了傳統的選項卡無法反映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由于受訪者缺失關鍵知識或相關經驗而無法做出應答的判斷失誤[3]。

黃秀娟等借助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利用2003～2008年的數據，對我國森林公園發展的效率進行研究，為我國森林公園旅游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運行效率的提高提供參考依據，并測算了31個省區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比較了它們之間的差異。結果顯示，從全國來看，森林公園的技術效率較高；從個體來看，不同省區森林公園的技術效率存在較大的差異，上海、浙江、廣西、廣東等省區的技術效率較高；寧夏、內蒙古、安徽等省區的技術效率較低。通過優化投入規模與結構、人員培訓等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國森林公園整體的技術效率[4]。羅盛鋒、黃燕玲等運用結構方程,從情感與認知兩個視角構建游客滿意度測評模型,運用LISREL及SPSS統計軟件進行檢驗,以桂林山水市井演出“印象?劉三姐”為例,對情感因素對游客體驗與滿意度的影響進行研究，得出消費前期望與消費后情感及感知價值并無必然聯系。同時發現,游客對審美體驗與教育體驗的感受更強烈地影響他們對產品的體驗評價，其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顧客滿意度及購后行為的形成過程[5]。王玉梅等應用巴顧茲(Bagozzi)的態度模型，采用結構方程建模方法，構建并驗證了基于飯店業一線員工感知視角的服務補救績效預測模型并得出二者間關系的一系列結論[6]。李曉琴,銀元參照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提出的驅動力—狀態—響應(Driving-Status-Response,DSR)模型,構建低碳景區概念模型。文章指出，低碳旅游景區不能簡單等同于節能減排，而應貫徹到涵蓋景區發展階段、資源環境、減排技術、消費經營和政策理念這五大層面上，選取一個全方位的綜合指標評價體系，以期為低碳景區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技術支持[7]。

國外方面，FaizalYahya以印度和新加坡為研究區域，重點通過描述印度自2001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及自由化熱潮之后旅游業如雨后春筍般地增長與繁榮及其與周邊東南亞國家在基于互惠合作基礎之上的競合關系，在這個自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后逐漸成為一個國家創收較為穩定的旅游業微妙關系的框架中，著重研究一個國家的政策體系對旅游業發展乃至于國民經濟的影響[8]。JenniferBriedenhann于2004年立足于南非地區，在各個國家經過1995年的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礎變化的前提下，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了其在鄉村旅游發展方面的優勢，如深厚的文化底蘊，良好的生態環境及村鎮旅游的另類不同體不足，諸如基礎設施不夠完善，融資環境尚未成熟，政府監管不利等同樣制約著南非各國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9]。ConstantiaAnastasiadou則是立足于歐洲各國間的基于歐盟共同體相關互惠原則之下的超越國家實體的無國界旅游，闡述出各國之間的政策之于旅游業的影響[10]。

綜上所述，在旅游研究領域，國外學者與國內學者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同。之于國外學者，其研究重點很少放在量化的實際分析上，相反，更注重于社會大環境基礎之下的種群關系、社區關系，大至國家政策以及政府之間的關系導向對于旅游業發展的影響，研究更具人文價值，人際關系理念濃厚；與此相反，國內學者在此方面則是比較注重于量化的分析導向與模式構建，力求其研究的形象化、標準化，這點縱觀近年來的國家級項目申請結果即可窺探一二。本文作者認為，定性分析規范著研究的基本方向，而定量分析則將變量因素加以量化，使研究結果更加便于推廣，二者缺一不可，各司其職。缺失定量分析的定性研究頗有紙上談兵的味道，而缺失定性分析的定量研究同樣是一盤散沙，毫無目的性可言。在旅游研究中，還是應該恰當地將兩者結合起來，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