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洋務企業的畸形發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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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末，當懸掛著雙魚龍旗的招商局輪船從長江駛入大海時，歷史宣告了中國航運業的開端，中國水上交通運輸由新式的蒸汽機輪船取代傳統的木帆船。從此，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輪船招商局擔負起了國家圖強的重任。

1901年，洋務派的試驗隨著李鴻章的去世告一段落，而帶著中華民族強國夢想的輪船招商局卻成為這場運動的惟一幸存者。

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個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第一個純華人的股份制企業，成為洋務企業的一面旗幟。上海輪船招商局所取得的成就曾讓當時一部分中國的樂觀主義者對未來的國富民強充滿了希望，可是很快這種希望就變成了失望甚至是絕望。

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熱衷于洋務的官員們明確地感受到了資金缺乏所帶來的困難，自強之路看起來遠比當年洋務大臣們想象的要難得多。一再經受劫亂的清政府再也拿不出錢讓漢族地主官僚去造船造炮了，盡管在皇族中日益軟弱的總理大臣奕昕仍然旗幟鮮明地支持這些漢族同僚。于是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大臣們自強的活動不得不暫時讓位于尋求資金的活動，求富的口號就這樣被提了出來。

“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1872年底，李鴻章奏請籌建輪船招商局，得到慈禧太后的“恩準”，并同意由戶部借制錢20萬串（合白銀10萬兩），“以作設局商本，而示信于眾商”。同年12月，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該局主要經營長江、海洋航運，“攬載為第一義，運漕為第二義”。其中，漕運業務由朝廷劃撥，主要攬載旅客、進出口成品和原料運輸。

在實際的創辦過程中，無論在集資、組織經營管理、盈利以及分配等方式上，輪船招商局都已經具備了近代資本主義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輪船之有商局，有外國之有公司也，原系仿照西商貿易章程，集股辦理”。在集資方式上，招商局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資本分為若干份股份，面向社會招股集資；在經營管理上，招商局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其章程規定局務的具體管理和實施者是商總和商董階層；在贏利分配方面，實行按股付息分紅，股票持有者憑證取息。從輪船招商局的集股章程可以看出，它和原始的合伙經營有本質的區別。其股票是惟一的取息憑證，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抽回性，可以自由轉讓。招商局在組織上也比較規范，設置由股東們選出的經營管理機構——董事會。

1873年7月，李鴻章改輪船招商公司為輪船招商局，并把買辦唐廷樞和徐潤請進招商局擔任總辦和會辦。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始了讓人激動的變化歷程。

唐廷樞、徐潤負責招商局之后，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重訂《局規》及《章程》。局務由股東推舉的商總和商董主持，把商辦的色彩突出出來，迅速淡化官督色彩。同時，在招集商股方面，唐、徐兩人都運用了他們在商界極高的聲譽和威望以及多年來的經商經驗，迅速取得成效。

到1874年，該局召集到的總股本為47萬兩白銀。3年后招商局奇跡般地從洋商那里分回了1300余萬兩的市場份額，并把一些外商輪船公司擠垮，長江上的華商航運已經占了六成。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外商戰

從1861年美國在華設立旗昌輪船公司開始，航行于中國沿海及內河的各國商船逐漸增多。在一些河段，甚至90%以上的航運被外商控制。機動船嚴重沖擊舊式航運業，中國船戶紛紛破產。并且，“洋船往來長江，實獲厚利，喧賓奪主，害不獨商。”

輪船招商局的創辦，打破了外國輪船公司在中國的航運業中的絕對壟斷地位。各國在華輪船公司隨即展開惡性競爭。在華賺取了十多年暴利的美國旗昌輪船公司輪船老化，缺乏競爭力，地盤日益減小。到后來，其獨享的漢口、九江之利，也因招商局“江寬、江永兩船到”而“氣奪”。加上美國內戰結束，國內市場誘惑力巨大，旗昌公司決定出售。1877年，在198萬兩官銀的支持下，招商局投資222萬兩收購了旗昌所屬舊船和設備。該局船只數量從12艘增加到33艘，噸位突破400萬噸，占當時在各通商口岸進出的中外輪船噸位總數的36.7%。

外國的輪船公司明確地感受到巨大的威脅，于是聯合起來以削減運價來擠壓招商局。英國太古、怡和等“洋商忌之益深，極力跌價傾軋”。清廷認為與洋船競爭“關系商務，不可半途而廢，致為外人恥笑，并墮其得專中國利權之計”，加大對船局的扶助：官方貸款“分年還本，緩繳利息”；“自光緒四年（1878年）起，蘇浙海運漕米必須照四五成一律加撥，不準再有短少”；“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運官物，應需輪船裝運者統歸局船照章承運”；“準令華商輪船在沿江沿海及內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貿易”。李鴻章利用政治資源采取多種措施，迫使在降價競爭中損失慘重的太古、怡和公司，不得不在1878年與之達成妥協，簽訂了“齊價合同”。

1882年前后和1890年，怡和、太古公司又展開惡性競爭，甚至以三四成乃至一成、五厘的價格搶客戶，使得招商局“股價日跌”、贏利銳減。招商局“請將采運局平糶免稅之米、援官物例歸局專裝以抵御之”，使得疲憊不堪的外國公司不得不再次妥協，分別于1883年、1893年兩次簽訂“齊價合同”。

由此，上海輪船招商局轉危為安，在中國的航運業力壓外國公司，第一次在對外國公司的商戰中占得上風。

對外多層次寬領域的投資

除了與外商的競爭，輪船招商局的投資和示范作用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同樣意義非凡。招商局投資創辦了中國第一批民族工商企業，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國第一家大型煤礦——開平礦務局，中國第一家大型鋼鐵煤炭聯合企業——漢冶萍廠礦公司，中國第一家大型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保險招商局，中國第一條電話線，中國第一條鐵路……上海輪船招商局就像是一只會下蛋的老母雞，每一個蛋都分量十足。

在1985年之后，招商局總共向外投資的對象包括煤礦、紡織、鐵廠、銀行、鐵路等領域，幾乎囊括了晚清時期所有的洋務行業。總的投資額大約在286萬兩之巨，尤其是1896年到1903年的8年中，除1900年外，每年都有巨額的對外投資，7年總投資項目10項，投資總金額143萬兩，平均每年20多萬兩。無論從數額還是投資的頻率上看，都高得驚人。

1896年，盛宣懷提取招商局資金80萬兩投資通商銀行。1897年，在投資上海華盛紡織局32萬兩的同時，又把200萬兩的保險及公積基金填為股票發給股東，使招商局股東的股本在該年突增一倍，達到400萬兩。1898年至1903年，還連續向湖北鐵廠、萍鄉煤礦等投下多筆巨資。

政府的勒索

招商局的對外投資現象，在某種意義上讓我們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中，新式工商企業成長發展的艱難和障礙。

清政府中普遍存在著一種對企業利潤與國家富強關系的錯誤理解。認為國家應分享工商企業的利潤，“酌提歸公”報效政府是一種正當和正常的要求，這種看法是當時存在于朝野的一種普遍看法。這種看法追溯起來源遠流長，與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抑商”和“專買專賣”的制度應有一定的關系。當這種傳統力量還依然強大，并在統治階層中占據優勢地位的時候，必然會給新式工商企業造成畸形的生存環境和空間，從而延緩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發展速度。

招商局連續出現的利潤結余，必然會引起朝野各種勢力尤其是清政府的覬覦。上海輪船招商局起自官本，賺取利潤后就應該報效朝廷了。清政府的官員們想方設法要從招商局拿走資金，以作他用。

其實，進入八十年代以后，清政府對招商局的政策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即從早期的扶持轉向索取。長期借以解決資金周轉困難的官款資助1884年起便已停止，歷來被視為“商局命脈所系”的漕糧運輸，也由于清政府將運費價格大幅度降低（如1886年由每石五錢六分降至四錢三分，1902年更降至三錢三分八），從而變成虧本的生意。據統計，1899至1911年期間，漕運積虧竟達984800余兩。但更嚴重的是這時期清政府對招商局的勒索和要求“報效”日趨嚴重，不僅成為招商局的沉重負擔，而且成為促使招商局向外大量投資的重要因素。

輪船招商局投資于其他行業，一方面對航運業之外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對保存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也是有極大好處的。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肯定，向外大量投資和內部擴股都與逃避清政府的勒索有關。抽提招商局資金向外投資是一種架空該局、逃避官方勒索的手段；化公積為股本、轉積余為私股則是隱產、逃避官方勒索的又一個手段。這年因“江浙賑捐”的原因，招商局即提供了初次報效2萬兩。1891年，又因“數年來局基漸固，公積增至七十余萬，官款業已還清”的緣故，“由北洋大臣李奏準，在公積內提出官款免利報效銀十萬兩，指定作為預備賑濟之用”。1894年，除因慈禧生日“報效銀五萬五千二百余兩”外，又因“中日戰爭發生”，“軍費浩大”之故，而由“戶部向招商局息借庫平銀三十七萬五千兩，合規銀四十一萬一千兩”。從1896年起，更需每年捐助學堂經費8萬兩。這時，因甲午戰敗，清政府籌措浩大的賠款正四處羅掘，曾享有清政府漕運、官款免稅等特權優惠，此時又“獲利頗豐”、“經濟非常寬裕”的招商局，必然成為當局獵取的對象。

縱觀上海輪船招商局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洋務企業在多數都有與上海輪船招商局有相似的命運。因為有“官”的支持而渡過難關，甚至一度興起，但出于娘胎時便帶出的封建毒瘤，也隨著企業的壯大而長大，最終吸干企業的精血。

到1911年清朝統治結束為止，招商局對清政府就直接報效了總數高達168.84萬余兩的白銀，相當于同期招商局資本總額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