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工業論文：鋼鐵工業的構想與實踐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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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榮文麗武力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改革開放推動下，發展鋼鐵工業的思想和實踐(1978—1992)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發展經濟和實現現代化成為全黨的工作中心。鋼鐵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再次凸顯出來。中共中央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及改革開放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將鋼鐵工業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排頭兵，積極推進鋼鐵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另一方面則通過對外開放，積極支持鋼鐵工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鐵礦石資源發展中國的鋼鐵工業。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鋼鐵工業得到迅速發展，粗鋼產量由1978年的3178萬噸發展到1992年的8093萬噸。(一)改革開放思想指導下的鋼鐵工業發展實踐如前所述，長期以來鋼鐵工業都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處于特別重要的地位，但也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和薄弱環節，尤其是1977年中國掀起新一輪經濟建設高潮后，產品供求缺口更大，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彌補。例如，1978年從國外進口鋼材830．5萬噸，比1977年鋼材進口增長65%，進口鋼材相當于當年國內產量的37．6%。因此，發展鋼鐵工業首當其沖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關于如何發展鋼鐵工業，早在1978年9月18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鞍山市委負責人匯報時就講到:“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7］(P129)1978年10月11日，鄧小平在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時再次講到:“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后狀態。”［7］(P136)實行制度和技術上的雙重改革，成為新時期指導鋼鐵工業發展的重要思想。鋼鐵企業初期的改革主要體現在“放權讓利”上。到1992年，全國縣屬以上全民所有制鋼鐵企業90%以上都實行了承包，上海、河北、山東、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市、冶金廳(局)也相繼實行行業總承包。1993年，鋼鐵企業正式執行《鋼鐵產品價格放開的改革方案》，規定鋼材產品中除國防軍工、農業、農田水利(含救災)以及部分鐵路專用材仍執行國家計劃價和指導價外，其余93%的鋼材價格全部放開［2］(P133)。此舉標志鋼鐵工業價格雙軌制的結束。隨之進行了一系列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強其應變能力和競爭能力的改革。通過改革權力過于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增強了鋼鐵企業發展的活力。(二)以寶鋼建設為標志，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利用國外鐵礦石資源發展中國的鋼鐵工業采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對于加快實現冶金工業現代化、加快鋼鐵工業發展速度具有重要意義。鄧小平一貫積極支持鋼鐵工業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1978年，鄧小平于5月會見馬達加斯加民主共和國政府經濟貿易代表和10月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都提到:“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7］(P111、133)新時期，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思想的指導下，鋼鐵工業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加速了鋼鐵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其中，寶鋼的建設為最典型的代表。1978年3月11日國務院同意計委、建委、經委、上海市、冶金部《關于上海新建鋼鐵廠的廠址選擇、建設規模和有關問題的請示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縣新建鋼鐵廠。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引進項目，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鋼鐵工業同國外進行技術經濟合作的最大工程，受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1979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上海考察時說:“寶鋼工程，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證干好。”;9月，鄧小平再次指出:“歷史將證明，建設寶鋼是正確的。”［8］(P538)陳云在上海調查時也講到:“寶鋼在四化當中是第一個大項目，要做出榜樣。要協力同心，把寶鋼搞好。”關于寶鋼二期工程的建設，1984年2月15日，鄧小平視察正在建設中的上海寶山鋼鐵總廠時指出:“寶鋼二期工程肯定要上。”并題詞:“掌握新技術，要善于學習，更有善于創新。”在視察寶鋼主要原料碼頭時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把日本的技術都學過來。”［9］(P961)從1978年至1994年，中國鋼鐵工業擴大了對外交流，除寶鋼外，還引進礦山、冶煉、加工等先進技術和設備600余項，連同寶鋼用匯達100億美元，大大超過改革前30年的總和［2］(P142)。在建設寶鋼的同時，首鋼、上鋼、鞍鋼、邯鋼等一大批大中型鋼鐵企業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既吸收了國外先進生產技術，又結合中國的國情，在引進中吸收、創新，從而使中國的鋼鐵生產技術進入了積極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新時期，對加快中國鋼鐵工業現代化進程有著重要作用。曾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陳錦華說:“寶鋼的建成，不僅僅是建設了一個世界級鋼鐵聯合企業，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種模式，帶動了中國鋼鐵工業做大做強，在世界上提升了中國鋼鐵工業的水平和競爭力。”鋼鐵工業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發展得快，發展得好，得益于改革開發，在這個變化中，寶鋼起了一種示范榜樣作用［10］(P85)。寶鋼的建設，使中國對使用進口礦也有了新的認識。改革開放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鋼鐵工業所需原材料主要靠自力更生。據統計，1974年以前，每年進口鐵礦石都沒有超過百萬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提出，中國進口鐵礦石逐漸增多，但并沒有形成大的規模。1978年，寶鋼廠選址時就考慮使用進口礦，可以利用江運和海運的方便條件。當時，世界上的礦石生產有余，可以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在努力建設國內礦山的同時，使用進口礦，迅速發展中國的鋼鐵生產［11］(P88)。同時，具有相應的港口碼頭，是建設大型現代化鋼鐵廠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鐵礦石及成品鋼材運輸的主要方式。寶鋼建設時期，經過專家多次勘察和論證，在石洞口建設原料碼頭，在北侖山建造10萬噸級的泊位碼頭等，為鋼鐵工業“利用兩種資源”創造了良好的條件。1981年前后，繼寶鋼設計使用進口礦之后，一些專家提出了內地鋼鐵企業也可以使用進口礦的設想，但馬上招來非議。有人說這是“崇洋媚外”，不顧國情［12］(P149)。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利用國外礦產資源，加快發展鋼鐵工業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1981年11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利用兩種資源，首先是國內資源，其次是國際資源;開拓兩個市場，首先是國內市場，其次是國際市場［13］(P1025)。1984年，中國與澳大利亞哈默施利公司合資1億美元，在西澳創建了一家中外合資的恰那鐵礦，中方投資額為6000萬美元，一期規模為1000萬噸［12］(P151)。1985年，寶鋼一期工程投產后，進口鐵礦石量有大幅度的增長，到1992年中國進口鐵礦石量達到了2500萬噸。

市場化和全球化下，發展鋼鐵工業的思想和實踐(1992—2002)

鋼鐵工業在這一階段經歷了大起大落的發展。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全國上下解放思想，沖破傳統習慣的禁錮，加上經濟治理整頓的結束，各地掀起了新一輪經濟建設高潮，從而對鋼材需求迅速升溫，嚴重供不應求，鋼鐵產業的效益大增，鋼鐵工業獲得快速發展。但隨著1997年買方市場的逐漸形成，鋼鐵工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效益下降的趨勢。鋼鐵工業發展的主要矛盾開始從總量問題轉向結構問題和效益問題。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國務院一方面提出了鋼鐵工業發展要有新思路，優化結構;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走健康可持續發展之路。(一)發展新思路鄧小平南巡講話與中共十四大的召開，使人們的思想進一步得到解放，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之后，各地基礎建設蓬勃興起，對鋼材需求迅速升溫。地方鋼鐵企業特別是縣鄉冶金企業得到迅猛發展。據統計，僅到1993年，全國縣鄉冶金工業主要產品產量鐵礦石為8622萬噸，占全國產量的36．7%;生鐵1843萬噸，占全國的23．5%;鋼1124萬噸，占全國的12．7%;鋼材1430萬噸，占全國的18．8%［14］(P493)。在地方鋼鐵工業的興起與鋼鐵企業改革的推動下，中國的鋼鐵工業得到迅猛發展。鋼鐵工業企業數量由1992年的1744個上升到2002年的3333個;產量由8093萬噸上升到2002年的18237萬噸，居世界首位。但隨著國內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及市場化程度的進一步提升，鋼鐵工業外延型擴張、產品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開始凸顯出來，初級產品生產能力過剩。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受其影響，鋼材價格平均每噸比上年下降約180元，全行業減利176億元。這個時期，鋼鐵工業的生產增長與經濟效益呈完全相反的變化趨勢:鐵、鋼和鋼材連年大幅度增產，1998年比1993年分別增長了3260萬噸、2450萬噸和2500萬噸，增幅分別為37．3%、27．36%和32．44%;而實現的利潤卻從1993年的294億元降至1998年的20億元左右，降幅達90%以上［15］(P53)。鋼鐵工業發展的主要矛盾開始從總量問題轉向結構問題和效益問題。對此，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講到:“多年來的經驗表明，我們講發展，難就難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機結合起來。問題往往出在偏重數量擴張，單純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經濟質量，效益不理想，整體素質不高。這是我們今后經濟工作中需要認真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正確處理速度和效益的關系，必須要更新發展思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基本要求是，從依靠增加投入、鋪新攤子、追求數量，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轉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16］(P1462)。控總量調結構，提高經濟效益，成為鋼鐵工業健康持續發展的條件。中共中央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依法關閉產品質量低劣、浪費資源、污染嚴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廠礦;淘汰落后設備、技術和工藝，壓縮部分行業過剩生產能力［17］(P1374—1375)。早在1999年1月，國家經貿委就發出《關于做好鋼鐵工業總量控制工作的通知》，隨后又分兩批公布了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2000年2月，由國家經貿委牽頭成立總量控制領導小組，下設鋼鐵總量控制工作辦公室，設在國家冶金工業局;各省、自治區、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為總量控制第一責任人。“九五”期間，淘汰落后工藝設備有了重大突破。一是基本淘汰了平爐和化鐵煉鋼;二是大中型企業基本淘汰了橫列式和復二重軋機;三是開始淘汰和關停“五小”鋼鐵企業。(二)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買方市場新局面的出現，經濟增長也從資源約束為主轉向市場需求約束為主的階段。同時，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能否持續保持經濟適度快速增長，成為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因此，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1998年2月，在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為了應對這場金融危機，最根本的是做好國內的經濟工作。其一，要保持增長速度，要努力擴大內需，發揮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其二，鼓勵進出口貿易和吸引外資，千方百計擴大出口，適當增加進口”［18］(P205)。在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成為鋼鐵工業發展的動力。在擴大內需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指導下，1998年到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7．8%。2001年資本形成總額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1%［19］(P57)。在經濟增長的帶動下，鋼鐵工業產量、產能和出口大增。1998年到2003年，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從410億元增加到了1453億元，增加了250%;粗鋼產量從1．1億噸增加到2．2億噸，增加了94%;銷售利潤率也從1998年的0．27%增加到了2001年的4．3%。利用國外市場帶動鋼鐵工業發展也取得很大進展。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展發展空間提供了更好的機會。中國的鋼材出口量由1997年的462萬噸增加到了2003年的695萬噸。鐵礦石進口量由1997年的0．55億噸增加到2003年的1．48億噸。

資源環境約束下，發展鋼鐵工業的思想和實踐(2002—2012)

鋼鐵工業在工業化及城市化的推動下，產量由2002年的1．8億噸，猛增至2011年的6．8億噸。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越來越突出，而鋼鐵工業因產業結構處于低端所具有的“三高一低”問題也在快速擴張中越來越難以為繼，2011年甚至出現全行業虧損，使得其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成為最突出的問題。中共中央在新世紀新階段，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思想。優化結構、節能減排成為鋼鐵工業發展的當務之急。(一)鋼鐵工業的發展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經濟實現小康和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以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和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為特點的重化工業階段。受經濟發展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拉動，中國粗鋼產量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十一五”規劃期間更是增加了2．75億噸，五年間跨越4億、5億和6億噸三個臺階。據統計，2011年粗鋼產量達到6．8億噸，占世界總產量的45%。但中國鋼鐵工業原料的對外依賴程度及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進口鐵礦石產鐵量占全國生鐵總產量從2000年的34%上升到2010年的67%。“十一五”規劃期間，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廢水排放總量達70億噸，占整個工業廢水排放量的6．56%;二氧化硫排放量達820萬噸，占整個工業排放量的8．85%;煙塵排放量306萬噸，占整個工業排放量的9．65%;粉塵排放量為482萬噸，占整個工業排放量的17．35%［20］(P416—422、397—404、409—416、421—428)。用新的發展思路指導鋼鐵工業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逐步提出相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為鋼鐵工業發展提供政策指導和保證。首先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21］(P16)。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1］(P465)。2005年3月12日，提出“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緩解人口資源環境壓力的根本途徑”的重要論斷，明確指出:“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22］(P816、818)正如所言:“我們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改革發展關鍵時期遇到的各種問題，確保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確保黨和人民的事業繼續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22］(P309)(二)鋼鐵工業轉變發展方式的實踐鋼鐵工業作為傳統產業，是耗能、耗水和排污的大戶，首當其沖地踐行了發展方式的轉變。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鋼鐵投資建設項目的最低條件做了規定，嚴格市場準入條件，在抑制鋼鐵工業盲目發展、淘汰落后產能上，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是投資增長幅度明顯回落，鋼鐵工業投資由2003年增長92．6%回落到2005年的27．5%，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7．2%的幅度基本持平;二是鋼材需求過快增長的勢頭明顯減弱，鋼材消費量增幅由2003年的28%回落到2005年的22%;三是產品結構不斷改善，2005年鋼材板帶比已達38．56%，比2003年提高4．56個百分點;四是企業兼并重組加快，鞍鋼與本鋼、武鋼與鄂鋼、唐鋼與宣鋼、承鋼等企業的聯合標志著中國鋼鐵工業重組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五是淘汰落后產能初見端倪［23］。2006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將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也是首次將能源消耗強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由于加強了對鋼鐵工業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的監管力度，使“十一五”時期成為中國鋼鐵工業發展速度最快、節能減排成效顯著的五年。“十一五”期間，共淘汰落后煉鐵產能12272萬噸、煉鋼產能7224萬噸，高爐爐頂壓差發電、煤氣回收利用及蓄熱式燃燒等節能減排技術得到廣泛應用，部分大型企業建立了能源管理中心，促進了鋼鐵工業節能減排。2010年，重點統計鋼鐵企業各項節能減排指標全面改善，噸鋼綜合能耗降至605千克標準煤、耗新水量4．1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1．63千克，與2005年相比分別下降12．8%、52．3%和42．4%，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由90%提高到94%［24］。據統計，2011年，全國重點鋼鐵企業噸鋼綜合能耗，燒結、高爐、轉爐、軋鋼工序能耗均得到下降，部分鋼鐵企業的部分指標已經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77家重點大中型企業噸鋼綜合能耗為601．7千克標煤，同比下降0．82%;噸鋼耗新水3．88立方米，下降5．02%;COD排放2．67萬噸，下降11．44%［25］。鋼鐵工業成為踐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突出產業。(三)中共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戰略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鋼鐵工業發展新設想2012年11月8日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關于科學發展觀思想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大會報告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26］為此，明確提出實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同時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并列成“五位一體”。這些都對鋼鐵工業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中共十八大主席團成員、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在分組討論會上發言所說:“鋼鐵產業的發展已經到了拐點，必須從數量發展轉向內涵發展。但這條道路需要我們去摸索，過程必然充滿各種障礙，沒有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及艱苦奮斗精神力量的支持，是難以完成的。”他還表示，雖然鋼鐵行業面臨困難，復蘇的曙光短期難現，但這正是行業結構性調整的大好時機。大力淘汰落后產能，促進行業結構優化和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在低谷中為下一輪發展夯實基礎。鋼鐵企業更要“苦練內功”，加快企業技術和產品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從價值鏈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通過優勝劣汰做大做強企業［27］。

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的歷史啟示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發展階段有關鋼鐵工業發展的思想和實踐，成就了新中國鋼鐵工業六十多年的輝煌歷史，中國終于從一個鋼鐵小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一鋼鐵大國，不僅滿足了國內的需求，而且成為世界第一大鋼鐵產品出口國。但是，作為資源消耗大、產能過剩、原料大部分依賴進口的行業，鋼鐵工業已經成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科學發展最緊迫的行業。總結中共中央六十多年來關于發展鋼鐵工業的思想與實踐，有以下四點啟示:第一，新中國是一個建立在一百多年來飽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奴役的大國，而且國家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至今尚未完成。因此，在前三十年中國全力以赴地發展鋼鐵工業，不僅僅是經濟建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這關系到國家安全，關系到國防能力的提升。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準確把握和評價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何以對鋼鐵工業的發展如此重視。第二，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是實現鋼鐵工業跨越式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無論是鋼鐵工業發展起步的1950年代，還是鋼鐵技術突破的1970—1980年代，甚至在已經成為鋼鐵大國的今天，認真引進、消化、創新和擴散國外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中國作為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在完全市場調節的條件下，幾乎任何技術門檻低的行業都存在過度競爭問題，而這種過度競爭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又會傳導到在國際市場的內部競爭，造成“中國買什么，什么漲價;中國賣什么，什么降價”。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買家，但是卻沒有國際鐵礦石定價權，以至于最近幾年進口鐵礦石的大幅度提價，幾乎將中國鋼鐵工業的大部分利潤拿走了，中國龐大的鋼鐵企業2011年利潤竟不如一個淡水河谷。因此，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以彌補和校正市場失靈，不僅對于鋼鐵產業的結構優化是必要的，而且對于整個國民經濟轉變發展方式都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中國作為一個人均自然資源匱乏的人口大國，在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之后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只能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環境破壞。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工業來說，必然要淘汰落后產能，即淘汰和改造那些“三高一低”的技術和設備，而這就意味著原有資本的沉淀和投資的增加。以鋼鐵工業為例，淘汰1億噸落后產能，即意味著原有1億噸產能的投資和就業崗位的喪失，這也意味著將降低當地的GDP和稅收，同時減少就業崗位。因此，對轉變發展方式的阻力和長期性要有足夠的估計，需要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推動。同時，在產業政策方面，政府在融資、稅收、補貼等方面，應該多向實體經濟傾斜，否則發展方式的轉變很容易導向產業空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