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物價的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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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物價水平的變動

我們選取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來衡量物價水平的波動，這樣可以只關注最終的消費水平，而不必考慮中間產品的價格影響。同時為了排除季節性因素的干擾，采用CPI的同比增長值來進行分析。圖3反映了1994年1月到2012年7月我國CPI的同比增長值。由上圖不難發現，在1994年1月到1995年12月整整兩年時間里，我國的CPI均在10%以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尤其在1994年10月，CPI同比增長更是達到了27.7%。自1994年10月份起，我國的CPI同比增長值出現了一段直線下落的時期，由1994年10月的27.7%一路下滑到1999年5月的-2.2%。原因既有國家宏觀調控力度加強的因素，也有來自各種內部和外部沖擊的影響。1999年6月至2003年10月，我國物價水平基本平穩，CPI在0上下小幅波動。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物價水平有所提高，之后恢復穩定直至2007年初的水平。2007、2008年兩年，受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國內大手筆宏觀調控影響，CPI明顯升高，通貨膨脹壓力增大。2009年全球經濟形勢暫趨好轉，國內打擊通貨膨脹力度增強，CPI又由2008年2月的8.7%直線下降到2009年2月的-1.6%。此后維持了一年的低CPI水平。2010年2月~2011年7月，CPI又一路走高，2011年7月，CPI同比增長已經達到了6.5%，之后一年一直緩慢下降。縱觀我國的CPI變化，自1994年以來，我國CPI的波動越來越頻繁，反映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也越容易受其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物價水平關系的實證分析

由以上分析我們看到，自1994年1月至今，人民幣總體上呈升值趨勢，我國的物價水平也越來越多地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那么這二者之間到底有何關系？下面將結合人民幣匯率變化的三個階段，分別對每個時期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構建VAR模型來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一）第一階段：1994年1月———2005年7月首先對這一時期的REER和CPI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這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差分平穩，對這兩個變量建立VAR模型，進而進行協整檢驗，發現二者具有協整關系。通過VAR模型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而且所建立VAR（2）模型特征多項式的逆根都在單位圓內，表明該VAR模型是結構穩定的。因此對其進行滯后2階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1第一階段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1994年1月到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是國內CPI變動的格蘭杰原因，而CPI變動不是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格蘭杰原因。對這一階段的VAR（2）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我們考察8個季度內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響應函數，結果如圖4：圖4第一階段REER波動對CPI的響應函數這一階段的特點比較明顯，符合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由圖4可以看到，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消費者物價水平負相關，人民幣升值能抑制國內的通貨膨脹，但具有4期的滯后，即在人民幣升值4個月以后，對于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達到最大，之后效果不斷減弱。（二）第二階段：2005年8月—2008年7月與第一階段一樣，對這一時期的REER和CPI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這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差分平穩，對這兩個變量建立VAR模型，進而進行協整檢驗，發現二者具有協整關系。通過VAR模型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1階，而且所建立VAR（1）模型特征多項式的逆根都在單位圓內，表明該VAR模型是結構穩定的。因此對其進行滯后1階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2第二階段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2005年8月到2008年7月，人民幣匯率不是國內CPI變動的格蘭杰原因，而CPI變動是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格蘭杰原因。對這一階段的VAR（1）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我們考察8個季度內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響應函數，結果如圖5：圖5第二階段CPI變化對REER的響應函數由圖5我們發現，CPI與REER正相關，意味著隨著國內物價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幣不斷升值，并且這種效應具有持續性。（三）第三階段：2008年8月—2012年7月與前兩個階段一樣，對這一時期的REER和CPI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這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差分平穩，對這兩個變量建立VAR模型。進而進行協整檢驗，發現二者具有協整關系。通過VAR模型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而且所建立VAR（2）模型特征多項式的逆根都在單位圓內，表明該VAR模型是結構穩定的。因此對其進行滯后2階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3第三階段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2008年8月到2012年7月，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國內CPI變動互為格蘭杰原因。對這一階段的VAR（2）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我們分別考察8個季度內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響應函數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響應函數，結果如圖6、圖7所示：圖6第三階段REER波動對CPI的響應函數圖7第三階段CPI變化對REER的響應函數圖6表明在第三階段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能迅速地對國內物價產生影響，具體而言，人民幣升值一個月后，物價水平下降到谷底，其后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減弱。人民幣升值兩個月后，不但不能降低國內的物價水平，反而會抬高物價水平。同時,圖7表明，在第三階段國內物價水平的變化也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并且CPI與REER是負相關的，國內物價水平的下降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在國內物價由于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5個月后，對于人民幣升值的促進作用達到最大，其后這種效果開始減弱。

結果分析

根據以上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和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我們發現，1994年1月到2005年7月，我國物價水平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影響比較大，而2005年8月到2008年7月，我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反而受國內物價水平的變化影響更大，到了2008年8月以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與國內物價水平互相影響。如前所述，1994年1月到2005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基本不變，而實際有效匯率則呈小幅上升趨勢，同時CPI同比增長值由較高的25%以上下落到0左右，甚至為負值。可以用開放的小國模型來解釋這一時期我國匯率變動與國內物價變動的關系。本幣升值使得本國居民的購買力增強，通貨膨脹壓力減小，CPI處于較低的水平，而由于本國是小國，國內的物價不會影響到世界物價。所以這一時期，外匯市場波動對我國物價有重大影響，我國物價波動對匯率則沒有影響。2005年8月到2008年7月，我國開始進行匯率市場化的改革，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匯率的形成機制發生變化，不是由外部環境決定，而更多地是受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所以國內物價對于人民幣匯率有重大影響，相反地，匯率對于國內物價的影響則很小。2008年8月以后，隨著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我國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互相影響，匯率與國內物價也彼此受到影響。因此在2005年7月之前，人民幣升值確實能對國內的通貨膨脹起到抑制作用，但是之后，至少歷史的數據表明，人民幣升值對于緩解國內的通貨膨脹效果并不明顯。需要注意的是，后兩個階段時間段比較短，數據量相對有限，可能會影響到實證分析的結果。而且200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加強，比如四萬億的基礎建設投入，以及其后對于房地產市場的打壓，對于抬高和降低國內物價都有重大影響。因此，要全面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做進一步具體深入的研究。

本文作者：曹標工作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