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價值偏離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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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匯率作為一個重要宏觀經濟變量，對經濟的健康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治家都關注的焦點。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到8536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2006年10月，中國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同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一再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匯率調整為自由波動，目的就是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我國政府反復重申，中國不會迫于外界壓力而允許人民幣升值。圍繞人民幣匯率所產生的爭論不僅是一個國內經濟金融理論問題，也逐漸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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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國的國際收支、通貨膨脹率、利率、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外匯儲備、財政政策以及人們的心理預期等都會對匯率的變動產生影響，同時匯率的變動也會反作用于這些因素。綜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研究文獻，人民幣匯率波動效應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是圍繞匯率波動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來論述的；人民幣價值問題的研究文獻卻非常少，其中討論最多的是人民幣價值是否存在高估與低估。魏巍賢(2000)從匯率的決定與穩定性上來分析匯率波動效應，他認為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穩定性主要歸因于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高速的經濟增長、對外債余額與通貨膨脹的有效控制，未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將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變量和國際金融環境，特別是日元不再進一步貶值。面對人民幣高估或低估的爭論，王世軍、王曉萍(2000)的研究認為，人民幣的高估或低估是所選擇的基期不同而形成的，以1990年為基期，1998年的人民幣匯率低估；以1994年為基期，1998年的人民幣匯率則高估。李祺(2006)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始終圍繞均衡匯率波動，并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高估和低估，貿易條件、開放度等基本經濟因素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影響顯著，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匯儲備規模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不顯著。關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曹陽、李劍武(2006)的研究表明：從長期看，隨著匯率波動率的增加，我國的出口量會減少，進口量則會增加，而短期匯率波動率的增加對貿易影響不大。在人民幣匯率的管理方面，竇祥勝、揚析(2003)認為，人民幣匯率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從未來改革方向看，應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以充分反映出人民幣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特征，經濟的開放程度也會對一國的匯率波動水平產生影響，孫煥民、李國柱(2004)的研究表明，匯率波動與一國經濟開放度有較強的相關性，一國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從長期看會有助于減緩匯率波動；對匯率形成持久影響的是實體經濟因素，隨著一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匯率的波動更不容易受到特定國情的影響。

從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的文獻來看，研究者主要關注匯率波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考察匯率變動對與匯率有關的其他經濟變量的關系。同時，在實證方法上，多采用時間序列等分析方法，方法論上未有大的改進。迄今為止，關于人民幣的高估與低估問題，學術界未形成共識。人民幣究竟是高估還是低估，人民幣內外價值是否出現偏離?本文試圖從方法論上加以創新，即采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對這些問題進行規范性實證分析，力求得出更有價值的結論。

二、經驗模型

向量自回歸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ve)在時間序列的分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VAR并不能給出變量間的當期關系，同時也存在模型參數過多的問題，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stracturalvectorautoregressive)正是為了解決VAR中存在的這種問題被提出的。SVAR是一種通過對參數空間施加約束條件從而減少所估計參數的一種方法，并能有效的消除模型中的干擾(AmisanoandGiannini，1997；高鐵梅，2006)。同時，結構向量中結構因子的估計也可以使用多種方法來估計(Waston，1994；Bemanke，1986；HartleyandWalsh，1992)，當對變量施加一個長期約束就可以考察變量之間的長期沖擊效應(BlanchchardandQuah，1989)。有鑒于此，本文選用SVAR模型來分析變量之間的動態波動效應，然后通過考察變量之間的變化方向來確定人民幣內外價值的變化趨勢。

本文借鑒AmisanoandGiannini(1997)和高鐵梅(2006)關于SVAR的建模思路。對于一般的VAR模型：

為考察變量相互之間的動態波動效應，可引入SVAR脈沖響應函數(IRP，Impulseresponsefunction)來度量模型受到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由(5)式可得S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

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只考察AB型的SVAR模型，因此式(6)的累積脈沖響應函數矩陣為：

(7)式中Ψ的第i列第j列元素表示第i個變量對第j個變量的結構沖擊累計響應。另外，對(4)式求解，需要施加約束條件，因此(4)式可以變換為：

(8)中C(L)和D(L)分別是VAR模型和SVAR模型的VMA(∞)模型的滯后算子式，由此可得：

C1D1=D0(9)

(9)中的C1和D1就是結構沖擊的長期效應，施加與D1元素的約束可以用來識別D0本文中，我們對模型施加一個變量的結構沖擊的長期效應趨于0的約束。

三、變量、數據與分析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選取1995年1月--2006年1月的實際匯率、消費物價指數、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的月度數據。

SVAR模型實證分析中，考慮到變量序列的平穩性要求，首先對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結果顯示所有變量不存在單位根，各變量模均在單位圓內，表明所選變量序列滿足平穩性條件。鑒于此，無需做進一步的Johansen協整檢驗。所有變量選擇相同的滯后項數，采用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指標得到滯后項為L=2。通過模型估計，得到如表1的估計結果。

表1顯示，實際有效匯率與消費物價指數由最初的反向作用，經過一段時間后變化為同向作用，同時物價指數的變化也存在著與實際有效匯率相同的變化趨勢，由最初的反向轉為同向，但物價對匯率反應很小。考慮到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對外價值，因此，在匯率與物價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不對稱現象。另一方面，匯率對出口的影響比對進口的影響大，對出口而言，存在著一段時期的滯后效應，之后與匯率表現為同向作用，這與經濟理論相吻合；同時進口具有剛性，所以其變化程度相對較小。進口對匯率的影響比出口大，方向均是由反向變為同向的。從短期來看，匯率與物價的相互作用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說，如果匯率有一個正向的變化，物價卻出現一個反向的響應：國內物價的上升F，即處于通貨膨脹狀態，而匯率下降，即人民幣對外卻升值了。

在最初的VAR模型所估計出來的初步結構的基礎上，采用SVAR模型進一步考察變量的在受到長期約束的變化趨勢。我們對模型施加一個階下三角為0的長期約束，表示變量之間的累積長期影響為趨近于0。同時，通過進行結構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可考察變量之間未來36個時期的貢獻度，結果如表2所示。

表2列出了第1、10和第36期的各變量變動相互之間的貢獻程度，通過對匯率的方差進行分解，可以考察其他變量的方差對匯率方差的貢獻度：出口對匯率沖擊的貢獻率最大達到31.67％，其次是進口12.35％，而第1期的國內物價的貢獻率卻只有2.94％，到第36期，進口和物價對匯率沖擊的貢獻率是逐步上升的，出口相對下降，也就是說，在這一過程，匯率更容易受到來自國際市場的影響。就物價而言，在受到一個來自匯率的沖擊后，物價的反應最大，匯率對物價的貢獻率達到22.40％，這比物價對匯率的貢獻率2.94％大的多，而同期的進出口的貢獻率各自只有1％左右，時間越往后效應越明顯。出口在受到匯率和物價的沖擊后受其作用的貢獻度都比較大，同時進出口在受到匯率和物價的沖擊之后隨著時間的延長，貢獻率會逐步的衰減。可以認為，匯率對物價變化的反應是很遲緩的，但物價對匯率變化的反應相當靈敏，時間遞延期限越長表現越明顯。鑒于這種狀況，我們利用(5)式中的S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impluse-responsefunction)來考察變量之間結構沖擊效應，結果如表3和圖1所示。

圖1中匯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即匯率的上升不會立即使得出口善改善，而要一段時間的滯后期之后，才可以改善出口狀況，這也從另一面印證了本文的模型是可取的。同時，匯率與其他變量結構脈沖關系基本與經濟理論吻合，唯一需要探討的是國內物價指數對匯率沖擊的反應。由圖1上的結構脈沖函數可知，匯率在受到消費物價指數的結構沖擊后最初產生一個反向的響應，但隨著時間的延續變化收斂逐步的接近x軸，圖1中顯示，到第36期(3年)為-0.09，仍然與國內物價指數的變動方向相反。而國內物價在受到匯率的沖擊后，首先是產生的一個正向的響應，但是第12期進入反向區間。其經濟含義為：如果國內物價上升(人民幣對內貶值)，在國際市場的匯率受到物價的沖擊后會下降，人民幣有升值壓力；另一方面，如果國內物價受到來自匯率波動的沖擊后，如果施加一個正的沖擊效應，物價首先的反應是同向的，即也具有正向的波動效應，但在不到一年時間內，這種沖擊效應會進入反向區間。其經濟含義為：假如匯率給物價施加一個正的沖擊，匯率上升(人民幣對外貶值)，國內物價也上升，在國內市場人民幣也貶值，這是經濟理論可解釋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變化，物價呈現反向波動，即人民幣在國內表現出升值趨勢。實證表明，變量中國內物價與匯率的波動效應顯然違背了“購買力平價定律”，在國內和國外市場中人民幣的價值表現出偏離狀態。

四、結論

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國內物價變化之間的關系違背了“購買力平價定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快速增長，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在經常項目保持順差、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和資本項目部分開放的情況下，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而政府采取政策試圖穩定匯率時，匯率即使受到其他經濟因素的沖擊或擾動，也不會做出自由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波動與國內物價的變化發生了偏離，同時，央行在公開市場操作中帶來的外匯占款大量增加以及為刺激經濟發展所實施的適度擴張的政策又造成了國內物價逐漸上升，使人民幣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貶值的傾向，這樣又使得這種反向效應逐步加強。

“購買力平價定律”有兩個理論假定：一是單位貨幣的購買力由貨幣的發行數量決定；二是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后，一種商品的價格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很顯然，現實中這兩個假定并不都是成立的，貨幣的購買力不僅僅由貨幣的發行量決定，而且還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此外，即使是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后，一種商品的價格在任何國家也不可能是一樣的，如商品的價格還受到來自需求的影響。本文的實證分析發現中國的實際經濟現象與“購買力平價定律”不相符合，這說明“購買力平價定律”在中國并不適用。筆者認為，“購買力平價定律”僅僅適用于實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

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對人民幣內外價值的討論已成為國內外理論界和管理部門關注的焦點，人民幣正面臨著強大的升值壓力。本文選取1995年1月—2006年1月的匯率、國內消費物價指數以及進出口總額的月度數據，利用SVAR模型，分析了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動態波動效應。結果顯示，在受到結構性沖擊后，匯率的波動與國內物價的波動呈現出反向變化趨勢，違背了貨幣購買力平價規律，而與進出口之間的脈沖響應表現正常值，這表明人民幣的對外價值與對內價值存在一定偏離。本文最后針對這種偏離，試圖從我國匯率制度性的安排上做出解釋；實證結果同時檢驗了“購買力平價定律”的適用性。

關鍵詞：匯率波動；SVAR模型；結構脈沖響應函數；人民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