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人民幣匯率走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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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原因，并對人民幣升值成本進行了辨析，最后指出，在中國工業化及其進程中能源安全的背景下，在當前資源大量進口時期人民幣升值，對降低能源進口的成本，加快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速度，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能源安全匯率人民幣

近年來，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在現階段，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不僅取決于外匯市場的貨幣供求關系，更取決于對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基本判斷及這一階段上所暴露出來的經濟矛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近20多年來的經濟改革，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重化工時期，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能源安全的形勢非常嚴峻。顯然，在這背景下，果斷提高人民幣的幣值，對于緩解能源安全問題，促進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成因

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經濟因素，既有國內因素，又有國外因素，僅從經濟方面來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為人民幣走強奠定了經濟基礎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整體實力不斷提高。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89404億元，按當年匯率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美元。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0萬億元的新臺階，達到102398億元。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182321億元，按當年匯率計算，折合2.25萬億美元。從經濟增長速度看，近10年來，我國GDP增長率均不低于7％，2003－2005年，GDP增長率均高于9％。我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決定了未來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和升值趨勢。

（二）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且持續大幅度增漲

我國自1994年起外匯儲備余額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2000年以來快速攀升，至2001年就超過2000億美元，2003年年底達到4033億美元。2005年底，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8189億美元，比上年勁增2090億美元。外匯儲備大量增長的原因是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我國在經常項目中鼓勵出口，在資本項目中鼓勵引入投資），尤其是經常項目順差的持續性增長。比如，2005年我國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進口6601億美元，增長17.6%，經常項目順差超過1000億美元。進入2006年以來，由于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增長的繼續推動，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至2006年2月底攀升至8536億美元，與日本同期850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相比，高出大約35億美元，我國首次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上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顯然，國內市場外匯供給增加，如果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穩定，將會給人民幣造成很大升值壓力。

（三）美元的持續貶值與西方大國的政治壓力

導致美元貶值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美國巨額的“雙赤字”所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對美元貶值的預期，二是美國政府對弱勢美元某種程度上的放任態度。2002年美國經濟增長連續下降，美元開始貶值。截至2004年底，經過貿易比重加權的美元累計貶值10%－20%，但是，這尚不足以將美元調整到可維持的經常項目赤字水平，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美元的貿易加權匯率還需要再貶值10%-20%，才能夠將經常項目赤字/GDP比率調整到可持續的水平上。由于在近兩年的時間里，歐元、日元、加元相對美元已經分別升值了43%、25%和19%，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很小，出于歐洲、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和雙邊政治關系的考慮，美國以及歐日等國均要求人民幣升值來緩解國內經濟狀況，其真實動機都是希望我國承擔世界經濟調整的沉重成本。

人民幣升值的成本分析

一般而言，人民幣升值可能面臨的成本大致有以下幾方面：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于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可能會引發投機資本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等。但是，如果緊密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些成本即使發生，其影響也十分有限，有些成本的發生與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首先，我國出口彈性小于1，決定出口數量與金額呈反方向運動而不是同方向運動，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減少出口金額。貿易順差增加。據計算我國中長期出口產品價格需求彈性為－0.857932，絕對值小于1，表明人民幣每升值1%，假設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同比例提高出口數量就會減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價格提高的幅度超過了出口數量減少的幅度，出口金額反而提高。

其次，我國外貿結構的特殊性即加工貿易的發展，使進口與出口之間呈同方向運動而不是反方向運動，因此匯率升值不會擴大貿易逆差。加工貿易“大出大進兩頭在外”的特點使我國進口呈剛性，出口增加的同時進口也在增加，進口對出口的彈性為0.8182，即我國進口一個單位商品時其中就有82%用于出口來料加工裝配貿易。我國加工貿易進口占總進口40%。再考慮到外商機械設備進口和一般貿易中原材料和投資品進口，這個比例還有很大的上升余地。

再次，從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外商到中國投資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吸引，一是廉價勞動力，二是潛在市場。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出口產品的成本中不到10%，而發達國家在40%左右。中國過億的過剩人口，作為流動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農民工，無法變成固定的城市人口并且組織工會，無法形成像發達國家那樣的勞動壟斷，在自由市場體制下作為弱勢群體長期難以改變。工資的提高要依靠工會的組織協調和生產率的提高，人民幣升值對工資不會有大的影響。

最后，從國內就業分析，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0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于中國的成本。因此，即使匯率升值，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依然具有比較優勢，失業壓力也不會很大。

我國能源安全的嚴峻形勢

2005年，我國人均GDP達13943.6元，按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折合約1719美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2.4：47.3：40.3，表明我國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后，已經進入工業化的重化工時期。重化工時期的典型特點是對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2005年能源消費總量22.2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9.5%，能源安全形勢非常嚴峻。當前，討論人民幣升值問題，只有結合能源安全的形勢，將人民幣升值問題放在能源安全中進行審視，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方案。

現階段我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石油安全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石油消費量從1990年的1.15億噸增加到2005年的2.9億噸，年均增長6.7%，己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石油消費需求還將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據預測，2010年為3.3億噸左右，2020年將達4億噸，2030年將達5億噸，年均石油消費量增長超過5.4%，將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

從國內能源供應情況看，由于受資源等條件限制，國內原油產量從1990年的1.38億噸增加到2005年的1.8億噸左右，年增長率不到2％，預計2010年的石油產量也大致為1.75億噸左右，未來15年到20年內我國石油產量將保持比較緩慢的增長速度。面臨供求缺口，在國內能源生產不能滿足能源需求的情況下，能源進口的數量將大幅度增加。2005年我國進口原油1.1億噸，同比增長34.8％，對外依存度從6.4%上升到43%。預計在2010年和2020年，中國石油缺口將分別為1.55-1.57億噸和2.4-2.95億噸，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依存度分別為46.3%-52.3%和55.8%-62.1%。

在我國能源進口不斷增加、中國經濟發展對外資源依存度不斷加大的情況下，近年來國際油價的大幅度上升直接增加了能源進口的成本，使本來嚴峻的能源安全形勢更加雪上加霜。受國際經濟、政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2004年來，國際油價不斷持續攀升，2004年初，國際原油價格約每桶30美元，2005年底上升到每桶約60美元。2006年來國際油價延續升勢，2006年4月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則突破每桶70美元大關。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國際石油市場價格一旦發生波動，中國必將受到嚴重打擊。國際石油市場價格的上浮，將使我國為進口石油每年不得不多付出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美元的資金，這必然影響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

在我國工業化及其進程中的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幣幣值的變化反映了人民幣購買力的高低，它直接關系到我國能源進口的成本，也從更深層次上關系到我國工業化的成本。因此，討論人民幣升值問題，進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該結合我國能源安全的形勢，只有這樣，才能降低我國能源進口的成本，促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人民幣升值可考慮的政策選擇

在能源安全戰略下考慮匯率問題，應該是在當前資源大量進口時期人民幣果斷升值，提高人民幣的購買力，降低能源進口的成本，加快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速度。

人民幣升值可考慮的政策選擇是：改變人民幣定值基礎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政策把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并軌，靠近均衡匯率，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15%；繼續與美元掛鉤，先升值10%，再擴大浮動到3%-5%，估計人民幣會連續升值2-3年大約20%-30%，然后穩定下來，這種辦法對企業沖擊小，小幅度升值期間會強化升值預期，我們將承擔這一風險。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就實行了第二種方法，但人民幣匯率水平一次性升值僅為2％。

總之，在我國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顯得非常迫切。在大量進口技術和資源時期果斷升值，降低進口價格，控制奢侈品進口，集中外匯進口能源資源和高新技術，對于已處于重化工時期的我國經濟來說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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