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與反J曲線效應分析論文
時間:2022-09-17 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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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幣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5月對美元單方升值以來中國貿易收支變化進行分析,從圖形上得出了短期內反J曲線存在,并對較長期升值形成貿易收支的J曲線進行淺析。通過月度數據的回歸分析和協整檢驗,證明了人民幣匯率和貿易收支的長期穩定關系,并根據中國現狀就進出口結構、企業投資等方面綜合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利弊,提出了促進產業升級、增強企業競爭力、擴大內需等政策及發展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貿易收支;J曲線效應
1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近6.8%,匯率中間價一度跌破7.56%。這一旨在調整中國和主要貿易伙伴之間貿易格局的政策遠遠突破了央行最初對匯率3%浮動的政策建議。人民幣匯率政策向盯住一攬子貨幣過渡被視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高額長期順差及國際社會普遍對人民幣被低估的評價的有效調整和回應,尤其被賦予了改善美國貿易逆差的“使命”。如今,人民幣匯率改革經過了兩年的時間,匯率的變動對中國對外貿易產生了一定影響。從理論上的短期反J曲線,到實證中似乎“不合原理”的J曲線,都需要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加以解釋分析。
2J曲線、反J曲線及相關研究背景
一國匯率變動會影響其進出口,形成經常項目收支的變動。例如本幣貶值,由于本國產品價格相對下降,增加了國外購買者的需求,出口會上升而進口受到抑制。但是在現實中,這種貿易收支的影響通常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體現出來,短期內貿易收支會向相反的方向變動,這是由于前期貿易合同是既定的,本幣貶值時出口量不會立即增加,而以外幣計算的出口價格下降,從而使得出口額下降。一段時間后,需求會在價格下降的影響下提升,出口額也會隨之增加。如果以時間為橫軸,貿易收支為縱軸,則這種變動趨勢成J字形曲線。
所謂J曲線,是指一國貨幣貶值后貿易收支先惡化再改善的趨勢。在固定匯率下或聯系匯率下,貨幣貶值可以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但必須滿足修正的馬歇爾一勒納條件)。在開始時,貨幣貶值會導致經常項目進一步惡化;6至12個月后,經常項目才漸漸得到改善;l年半至2年,經常項目的改善才達到峰值,此后經常項目的余額會不斷降低。
當本幣升值時,貿易收支圖形應呈反J曲線,即貿易收支在短期調整中呈上升趨勢,一段時間后會出現下降。對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學者們也作了相關的分析。
范金(2006)曾指出,通過對1995年后的數據計算CPI與EPI,得出人民幣升值壓力存在的前提,并證明了中國進口和出口彈性的絕對值之和大于1,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唐國興(1999)根據1982至1995年中國貿易收支季度數據得到我國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貿易額與匯率的相關關系,擬合出平滑的J曲線,并分析了1994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對1997和1998年貿易收支的影響及人民幣升值的利弊。繆麗(2007)指出,2005年7月至2006年9月人民幣升值沒有導致反J曲線效應的出現,并分析了原因。李曉峰(2006)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對1995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J曲線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對貿易收支改善的效應時滯在1-2個季度,從而在進出口價格彈性符號短期內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水平向下方調整(升值)不會顯示反J-曲線效應現象.李治國(2007)設立模型,指出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因素在2001年前后發生顯著變化,并根據2005年8月至2006年10月的月度數據,得出實證結果,即在長期中,實際產出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顯著,而累計外商直接投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增強,且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產生顯著影響。雷德輝(2007)通過分析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制成品出口商品機構的影響,利用參考模型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有助于制成品出口商品結構調整的結論。
3人民幣匯率變化與貿易收支狀況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間價上漲超過6%,而我國貿易收支情況也發生很大變化。本文以2005年8月至2007年5月的月度數據為樣本觀察人民幣匯率與貿易相關性。
自匯率改革以來,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也在不斷變化,對外出口額和進口額均保持穩定增長,且貿易順差的狀態仍在繼續。以X為出口額,M為進口額,N為凈出口額,則有
N=X-M
在人民幣升值初期,即2005年8月至2006年2月,貿易收支在短期內呈現出小幅的反J曲線圖形。(圖1)
這條反J曲線是在中國貿易收支變化的整體上升趨勢中出現的,因此,匯率變動只是這條曲線的原因之一,對于貿易收支的分析還需要考慮如結構性因素、季節性因素等,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優勢超過了匯率變動的作用。反J曲線在升值后的6個月內應促使貿易收支曲線上升,而我國的貿易收支在第三個月已出現小幅的下降,形成了一個反J曲線。更需要注意的是,在小幅的反J曲線之后,本應是貿易收支的負變動,即出口大幅下降而進口上升,可中國的貿易順差仍在繼續,凈出口穩步上升。(圖2)如此看來,人民幣升值并沒有引起明顯的反J曲線效應。如果將凈出口的月度數據轉換成季度數據(圖3),甚至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不僅沒有形成貿易收支的反J曲線效應,卻在季度數據中形成了J曲線效應,而且趨勢明顯,這就意味著,伴隨人民幣升值的是貿易順差的擴大,中國的凈出口仍然呈上升趨勢。
由此看來,人民幣升值于貿易收支的變動相關性不符合理論上的反J曲線效應。但這并不代表人民幣匯率與貿易收支沒有相關性。下文用計量方法證明,匯率對貿易收支不僅存在短期影響,而且二者又長期的均衡關系。
4模型建立及計量分析
第一步,在2008月至2007年5月的月度數據樣本中,真實匯率及凈出口序列單位根檢驗經過對月度數據的單位根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變量和均為是非平穩定序列,且符合1階單整過程,為I(1)序列。非平穩序列說明存在未預期的系統“振動”會無限期延續下去,t時期振動的影響不會在t+1時期,t+2時期甚至以后的時期中減弱。即匯率和凈出口的變量非預期波動會一直存在,這也成為進一步協整分析的前提。
第二步:用表示經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后的實際匯率,表示貿易凈出口,回歸得到右圖:
由回歸報告可知,僅實際匯率一個變量就可以在34.54%的程度上解釋凈出口的變化,變量相關性高,顯著性高。
由上表報告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殘差序列不是1階單整過程,而是平穩時間序列。說明變量和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第四步:從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中間價每降低1個單位(升值0.01),我國凈出口增加1.4557億美元。
N=1316.528-145.570*Rr
(337.7512)(41.8809)obs=22
第五步:誤差修正,在變量建協整關系的基礎上確定誤差修正方程如下:
ΔNt=c1+α11ΔNt-1+α12ΔRt-1+γ1lt-1+ε1t
ΔNt=c2+α21ΔNt-1+α22ΔRt-1+γ2lt-1+ε2t
其中,γ1、γ2分別為誤差修正項。他們用來反映凈出口和實際匯率對長期穩定關系的偏離。通過誤差修正得:
5計量解釋及現象分析
在中國,匯率下降人民幣升值,對外貿易上的反J曲線并不存在,甚至在短期季度數據圖中出現J曲線,即人民幣的升值會引起貿易收支的正向變動。然而這并不能否定,人民幣匯率與對貿易收支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暫排除統計中由于人民幣對籃子貨幣中非美元貨幣相對小幅貶值的影響,人民幣單方升值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需求不減,產品的性價替代性很小。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提升,但相對于重要的貿易伙伴,如美國、日本、韓國、德國,貿易互補性仍占絕對主導地位,質美價廉的產品的需求量仍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不可替代的優勢。而這些國家的經濟形勢好,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需求穩步上升,在一個方面促成了中國出口的持續增長。
第二,中國國內經濟迅猛發展,經濟向好形勢體現在各中指標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不僅貨幣走強,貿易中也發揮自身重要的比較優勢。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代表的中間產品生產呈穩步上升趨勢,人民幣升值使得進口加工原料成本降低,沖減了由于升值帶來出口產品價格上升導致的利潤下降,延續了出口量的增長。
第三,人民幣仍存在很大的升值壓力,市場對人民幣走強的預期高,美國國會不斷地對中國以“貨幣操縱國”為由,施壓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立法議案,促使這一預期加劇。而且人民幣的緩慢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市場的長期需求,抑制了貿易收支的逆向變動。
6升值的利弊分析及政策建議
在全球化和一體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主要趨勢的今天,匯率變動是一國在國際貿易發展中的風向標。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總體經濟形勢既有有促進作用,也有不利隱患,需要對其進行具體分析以更好的利用這次匯率變動。
首先,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進口國外的高科技產品并引進先進技術,貨幣的升勢不僅使得引入成本降低,而且引入數量的上升會促成我國生產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進而推動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這種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中的必經之路。基礎農業、服務業等相關產業運行效率也會得到進一步提升。然而相應的,從長期來看,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會在這種變革中接受考驗,單純生產低技術產品的中小企業面臨著巨大挑戰。在第101屆廣交會的報道中,多家東南沿海出口型企業的負責人表示,利潤由于人民幣升值被吞噬了超過60%,有的甚至出現虧損,尤其是低端制造及小型紡織企業,直接導致企業紛紛破產,數以百萬計的就業人員失去工作崗位。
其次,人民幣升值有助于使我國贏得在貿易談判中的有利地位。過去許多國家以人民幣的持續低估為由,提起了大量的反傾銷指控,阻礙了我國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也影響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與聲譽。但是,人民幣的持續小幅升值也引起了主要貿易伙伴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經濟學家的“不滿”,指責中國仍在“操縱匯率”,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貝南克在7月19日向國會發表半年對貨幣政策證詞回答提問時表示,“對人民幣升值步伐緩慢感到失望”。而美國高層官員在歷次訪華中都會提及人民幣匯率問題,使得其焦點作用和敏感性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仍將繼續。
面對如此機遇與挑戰,我國應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將人民幣升值的效用最大化,同時將其不利影響用盡可能地的成本,依賴市場作用來吸收消化。
抓住機遇促進產品結構升級,使其與升值幅度相匹配,減少產品價格提升的負面影響。提升生產產品的質量,使得出口產品在性價比上獲得更大的優勢。同時完成國內產業結構升級,逐步替換粗放型的生產模式,使國內生產的效率及能耗達到最優組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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