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互動關系實證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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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最終消費、國內生產總值為內生變量，以固定投資為工具變量，建立聯立方程組，通過估計分析揭示了我國最終消費需求和收入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這能夠對我國改變過去的增長局面、轉向實施擴大消費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提供一個有力的經驗支持。

[關鍵詞]最終消費收入增長結構方程

一、引言

長期以來，我國儲蓄過多、消費過少,包括公共和居民消費在內的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率即最終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約20個百分點。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自20世紀下半期以來,美國的最終消費率一直在80%以上,日本為85％，世界平均的消費率水平在76%～79%之間。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收入增長的“三駕馬車”，尤其消費需求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也是一國發展經濟的最終歸宿。但是，在最終消費率偏低的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卻更多依賴于投資和外貿,遠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因此，擴大最終消費需求，改善經濟增長的結構、質量和效益，關系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和經濟安全，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的國際社會環境的要求，是我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那么，我國最終消費與收入增長之間具有怎樣的關系，尤其消費對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和影響程度如何？

本文采用1980年～2007年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以最終消費、國內生產總值為系統的內生變量，選擇固定投資為外生變量和工具變量，建立了一個以結構方程組式的系統模型，考察了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現在，我們借助現軟件Eviews5.0，進行有關變量時間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分析，并建立結構性模型來揭示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結果顯示，最終消費XFZZH與收入GDP之間互為因果關系。具體來說，在統計上最終消費XFZZH不是收入GDP變動原因、收入GDP不是最終消費XFZZH變動原因的概率均不超過5％。參見表1。

三、結構方程估計

鑒于理論闡述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論提供的基礎，現在我們分別采用有關變量的名義水平值、實際水平值和實際增長率來估計結構方程組，揭示我國過去近30年來最終消費與收入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采用的估計方程組為：

XFZZH=C(1)+C(2)*GDP（1）

GDP=C(3)*XFZZH+C(4)*GDTZ（2）

其中，最終消費（XFZZH）、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系統的內生變量，固定投資（GDTZ）和常數項作為工具變量。C(i)為待估參數，i=1，2，3，4。對于上述聯立方程組結構性參數的估計，表2列出了估計結果。

從表2可見，結構性方程參數估計的結果是C(1)=770.80，C(2)=0.5740，C(3)=1.3929，C(4)=0.4725。而且，從各參數對應的T統計量（大于2）和相伴概率（均遠小于5%）看，這些參數均通過T檢驗，是顯著的。另外，作為綜合反映擬合效果和簡潔程度的評價指標，兩個估計的方程樣本調整的決定系數分別為0.9974，和0.9992，非常接近于1，說明我們所估計的結構方程組具有較高優度，是可以采信的。

從估計的結構方程組可見，我國最終消費與收入增長之間具有互相促進的作用：一方面，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增加1單位，將導致我國最終消費增加約0.57個單位，收入增長對消費具有顯著的引致作用；另一方面，最終消費增加1單位將導致我國GDP增加約1.39個單位，表現出國民收入的“乘數效應”。而且，這一效應明顯強于1單位投資需求擴大對GDP的帶動作用，后者僅為0.47個單位。

通過對上述結構方程組參數的估計，我們驗證了我國最終消費與收入增長之間的相互正向促進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最終消費對收入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地強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1980年～2007年的有關數據，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建立三組結構方程，驗證了居民最終消費和收入之間的互動關系。結果顯示，最終消費取決于收入水平，又反過來促進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其對收入增長具有的推動作用和影響顯著地強于投資。相對于最終消費對收入的帶動作用而言，將資源用于投資有著巨大的機會成本。為了改變我國過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健康增長，我國應該更加注重最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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