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畢業論文：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深層思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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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次攻擊教科書的歷史背景的比較

近年發生的日本國內對歷史教科書的攻擊，一般被認為是戰后繼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兩次攻擊以來的第三次。三次對教科書的攻擊都與日本不愿接受戰爭失敗的現實而努力再次成為軍事大國的夢想有密切的聯系，而且也與對戰后日本憲法的修改動向聯系著。三次對教科書攻擊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擊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反映出的問題更值得警惕，這是我們應當認真分析的。

第一次對教科書的攻擊發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當時美國同日本之間占領與被占領的狀態結束不久，日本的經濟逐漸恢復，而且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獲得了發展的機遇，超過了戰前的水平，開始向海外發展。以岸信介為首的日本政府上層人物認為終于擺脫了被占領和被審判困境，頭腦開始發熱。特別是由于冷戰的激化，基于冷戰理論的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簽定和舊金山體制建立后，不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對的獨立，而且美國也轉變了對日政策，把日本視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因此日本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保守勢力狂妄起來，上層的政治家們又開始做起軍事大國的夢。

與此相應的對教科書的攻擊是以恢復戰前的“國定”教科書為目標，因為要推行軍國主義教育，必須首先要壓制當時已經有一定影響的和平教育，必須將編寫教科書的權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體制”的國家手中。為達到恢復教科書的“國定”的目的，保守黨內成立了教科書問題特別委員會，從1955年8月起，在全日本范圍內發行了名為《值得憂慮的教科書》的宣傳品，學術界里的右派學者相應地公然提出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建立了攻擊教科書的理論基礎，掀起了對教科書的第一次攻擊。

在第一次對教科書的攻擊中，來自日本防衛廳和財界的壓力是相當明顯的，日本防衛廳力促與美國實現軍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條約成立的背景下，強化向日本國民進行“國防教育”，防衛廳提出了《關于教育的呼吁書》，強調在學校中進行“愛國心”和“保衛祖國的氣概”的教育。這說明來自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力量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要求恢復軍事大國夢想的傾向滲透到日本的教育領域，而教育領域內部也受到這些力量的左右，發生新的變化。

不過，在日本剛剛戰敗，審判剛剛結束的這一時期，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傾向還是比較厭惡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義思潮對軍國主義思潮有一定的制約能力。特別是當恢復軍事大國的夢想與戰后日本和平憲法發生沖突的時候，許多人還是站在維護和平憲法的一方。同時，日本的經濟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復活軍國主義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內閣在堅持簽署了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后被迫下臺。

總的看來，第一次對教科書的攻擊是與日本保守派狂妄地恢復軍事大國的夢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看出來，在當時日本經濟剛剛恢復，僅僅有所發展的前提下，就露骨地提出“軍事大國”的目標，至少在策略上是失策的，所以沒有得到日本社會強烈的反響，相反，卻招致來自和平主義的反對。有的學者稱之為“復古性的軍事大國”夢想。

第二次對教科書的攻擊發生在八十年代中期，這時日本的國情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綜合實力比50年代是大大提高了。這時，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0％，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因此，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就提出要應使日本在政治軍事各方面都具備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地位，要躋身于世界上大國行列的狂熱的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思想再次抬頭。

當時，首相中曾根在1983年第一次提出日本要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要求，其實也反映了日本許多國民的“大國意識”。接著，在1985年，即日本迎來戰后40周年之際，中曾根又提出了“戰后總決算”的主張，他在自民黨輕井澤研討會講演時曾經說：關于日本侵略和加害的批評是奇談怪論，日本要從“東京審判戰爭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史觀”等“自虐”的思潮中擺脫出來，必須對審判原則和判決做出重新評價，確定日本人自己的意識（19）

第二次對教科書的攻擊，實際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發生的。先是以自民黨組織推動在學校的開學、畢業的典禮上升國旗和唱國歌的活動為前兆，接著，1981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對82年高中社會科教科書的審定結果。被審定為合格的教科書，都被提出大量的必須修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求教科書在侵略戰爭的表述上將“侵略”等態度鮮明的表述改為“進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

這次對教科書的攻擊在亞洲各國以及本國國民的抗議浪潮面前受挫，1982年8月26日，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宮澤喜一以談話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場：“對于我國來說，出于同亞洲近鄰國家的友好和親善，應當傾聽這些國家的批評，政府有責任糾正這些教科書的記述”。此后，文部省決定在審定基準中加上：“從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的角度，有必要考慮近鄰亞洲各國國家對近現代史的歷史問題的認識。”這就是所謂的教科書審定的“近鄰國家原則”。（20）

分析這次對教科書的攻擊之所以受挫，一方面是來自亞洲各國的抗議與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的結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日本的經濟勢力固然強大，但是與其它大國相比，對海外的投資剛剛開始，以出口貿易為支柱的經濟結構使其不能不重視亞洲大市場的反響，也就是說，成為政治軍事大國的目標尚未得到企業界和財界的積極響應和配合。

與前兩次對教科書攻擊的背景相比，第三次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首先，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加快，日本資本在這一趨勢下迅速地向海外發展，在亞洲占有相當的比重。在國際形勢依然動蕩不安的情況下，大量資本在海外的現實使企業家對軍事大國化的動向不再冷漠，甚至抱有期望。對于這一情況的有力證明就是在90年代后半期相繼在日本國會通過的與“日本防衛合作新指針”有關的法案和“周邊事態法”等法案。這些法案的通過標志著日本終于向軍事大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企業的競爭力低下，社會問題叢生，種種神話破滅，暴露出社會結構與經濟政策方面的許多問題。建立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的人自豪感遭到了沉重打擊，而“世紀末心理”蔓延。在這樣的形勢下，民族主義思潮抬頭就是必然的了。利用這一機會，多年來沒有解決的日本“國旗、國歌”的問題終于在國會通過，針對多年來“猶抱琵笆半遮面”的修改憲法的問題，也終于在國會中成立了“調查委員會”。

以上的情況說明：在第三次對教科書攻擊的時候，日本的“軍事大國化”的目標已不是空洞無物的口號，而是有了實際的行動，而對和平憲法的修改，也已經躍躍欲試了。這種局面對于“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來說，是極其有利的時機。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樣有利的背景下，右傾和保守勢力以及右翼勢力也仍然接受了前兩次攻擊教科書的教訓，即采取迂回的方法，竭力將其狹隘的民族主義面目掩蓋起來。具體來說，是通過所謂“國際貢獻”論到“保衛國家利益”論，進而再從批判“自虐”論到建立“光明的日本”論，按照他們自己的解釋，就是通過所謂“健康的民族主義”，逐步地向戰后改善的教科書發起攻擊。

“國際貢獻”論說強調日本作為大國在國際社會具有相應的責任，為派自衛隊參與國際維護和平活動做辯護，宣揚那就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這一命題看來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這一觀點的后面，右傾和保守勢力以及右翼勢力實際真正強調的是建立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基礎上的日本的國家利益，是在調動日本年輕一代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果接受了這一看來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國家利益的原則，右傾和保守勢力以及右翼勢力立即“理直氣壯”地為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翻案，將侵略行為美化為對亞洲的貢獻，即解放亞洲的戰爭。而對侵略戰爭的批判，則被他們指責為違背了日本的國家利益的“自虐”，“自虐”的教科書當然要受到批判，編寫維護日本國家利益的，描寫“光明的日本”的教科書就是必然的了。這就是右翼和保守勢力推出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的邏輯。

上述情況說明：右傾保守勢力與右翼勢力這次對教科書攻擊是在對其十分有利的背景下發生的，而且又建立了關于其理論的系統工程，至于在組織上發動日本國民的具體策劃和準備，已經有學者進行了更具體的披露。從近年來的情況看，他們的活動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如這次在教科書審定前，就有北海道議會、千葉縣的議員聯盟等提出取消“近鄰國家原則”的主張。

這次對教科書的攻擊，既然對右傾和保守勢力以及右翼勢力有如此有利的條件與準備，他們當然不可能在小試鋒芒后就立即鳴金收兵。人們已經看到，就在教科書的采用率局勢明朗化的時候，也就是在扶桑社教科書遭到慘敗的時候，小泉首相不顧日本國內以及國際輿論的反對，公然去參拜靖國神社，顯然是起到了給右傾和保守勢力以及右翼勢力打氣的作用。美國的9·11事件發生后，又給日本政府強調國家利益及向外派出自衛隊，進而修改和平憲法提供了口實。從這些在教科書采用局勢明朗化后發生的事情來看，日本社會今后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發展是有增無減的，因此對教科書的攻擊可以說是方興未艾，我們不可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