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傳統德育教育優化現代德育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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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杠桿之一，自人類擺脫野蠻、進入文明之日起，就有了德育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德育歷史尤其悠久。據史書記載，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軒轅黃帝時代，就有了“修德振兵”（《史記·五帝本紀》）之舉，表明從那時起，就已出現德育現象。后來到了堯舜時期，已有了孝父母、友兄弟的道德觀念，并且舜曾“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旨在改變“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的結局。這說明在舜時，道德教育已成為社會管理者的自覺行為。此后，薪火相傳，代代相繼，不斷將具有我們民族特色的德育理論推向前進，使中華民族成為富有道德內涵的偉大民族，早在古代就被外民族譽為“禮義之邦”，留下了無比豐厚的德育產。發掘、總結、提煉、繼承這批遺產，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是當代德育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正是在這一歷史使命的激勵下，近年來許多學人，特別是一些生氣勃勃的青年學者，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德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新成果。崔華前同志這部《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書稿，就是其中之一。我有幸最早讀到這部書稿，感受良多。

書稿把“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作為研究對象，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先秦諸子是在春秋戰國之際百家爭鳴的熔爐中鍛煉出來的。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當時，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各家學者，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學術上展開論辯，彼此交鋒，是此而非彼，競相提出不同的學術見解，表現出“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對立傾向。在德育理論和方法方面，各家各派也都有自己的理論創造。他們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各種不同的德育學說交相輝映，構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德育學術盛況的壯麗圖景。

面對這種紛繁復雜的學術背景，要對先秦諸子德育方法作開創性的、系統性的總結，其難度確實非同尋常。令人高興的是，作者沒有向困難低頭。他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運用比較研究法和歷史文獻考察法等現代科研方法，在深入揭示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形成的社會條件和理論基礎之后，對先秦諸子的德育方法學說，從宏觀到微觀、從歷史到現實，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理論探索。書稿所展示的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體系，其概念之清晰，內容之宏富，脈絡之分明，觀點之新穎，都顯示出自己的特有優勢，給人以許多智慧的啟迪，讀后令人耳目一新。

一、概念清晰

例如，關于“德育方法”的概念，作者先把“德育”釋為“思想道德教育”，然后進一步指出：“德育方法，就是關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具體說來，就是指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道德觀教育的過程中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是溝通德育主客體的中介或橋梁。”這個概括，內容完整而清晰，它不僅厘清了現代意義上的“德育”概念，而且把“德育方法”概括為“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并對其具體內涵作了完整歸納，給人以概念清晰之感。

長期以來，一些人從廣義的角度，把“德育”解釋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合成體。這是值得推敲的。“德育”一語，確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說，德育即指品德教育或道德教育；從廣義上說，“德育”指的是關于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若從廣義角度把“德育”概括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合成體，則必然導致概念上的重疊或出現“屋上架屋”的弊病。我們知道，“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都各有特定內涵，簡單地將之相加，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我們所說的“思想教育”，指的是關于思想觀念方面的教育。“思想觀念”所涉內涵很寬，它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道德觀等一系列關于思想方面的觀念。因此，所謂“思想教育”，指的是以上述一系列觀念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我們所常說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以及世界觀教育、人生觀教育、價值觀教育等，都含納于思想教育之中，或者說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以政治為核心內容的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則指的是以道德為核心內容的思想教育，等等。思想教育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相比，屬于高一層次的概念，絕不可與后二者平列看待。

若把“思想教育”看作與“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平列的東西，并簡單將它們相加起來構成“德育”概念，其結果必然使人產生這樣的誤解：似乎“思想教育”中，沒有“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而“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似乎又不屬于思想教育。這顯然不符合客觀實際，其失誤的根源，在于概念不清。本書將“德育”定位于“思想道德教育”，無疑是正確的作法，值得大加肯定。

二、內容宏富

本書旨在揭示我國先秦時期儒、墨、道、法四大學派中的著名思想家的德育方法思想，具體說來就是對儒家學派中的孔丘、孟軻、荀況，墨家學派中的墨翟及其后學，道家學派中的老聃、莊周及稷下道家學者，法家學派中的商鞅、韓非及齊法家學者等人的德育方法思想，進行系統論述。其所涉學者之眾、內容層面之寬，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思想提煉方面，書稿既有宏觀的概括，更有微觀的剖析。

例如，它在分析先秦諸子關于“身教示范方法”的思想時，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分別論析了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孟子的“教者必以正”的思想、荀子的“師以身為正儀”的思想、墨子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身體力行思想、老莊的“行不言之教思想”、商鞅的“官無邪則民不敖”的思想、韓非的“不以言談教”思想，以及齊法家的“明正以治國”思想，等等。這些論析，既說明先秦諸子對“身教示范”德育方法的普遍關注，又說明他們從不同視角對“身教示范”德育方法，進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創造。一部專著，把問題的研究置于如此廣博的層面，并將之引向微觀作深入的探討，這不僅反映了作者扎實的專業功底，更反映了作者不懈追求的理論勇氣。

它使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生動而具體，細膩而周密，給讀者以內容宏富的深切感受。

三、脈絡分明

書稿所要集中闡釋的，是先秦諸子關于德育方法的系統思想。這是一個涉及面寬、包容量大、需要回答很多問題的研究課題。如何才能抓住要領、突出重點呢？作者別出心裁，將先秦諸子的德育方法思想，分為三大類：一為關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二為關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方法的思想，三為關于實施德育評估的方法思想，等等。全書關于先秦諸子德育方法的思想體系，正是由這三個方面擴展開去，并最終建構起來的。

例如，圍繞“關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書稿揭示了“因材施教法”、“身教示范法”、“教學相長法”、“平等育人法”、“情感交流法”、“循序漸進法”、“啟示引導法”、“環境陶冶法”等八種關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圍繞“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方法的思想”，書稿又揭示了“知榮明恥法”、“自我反省法”、“克己慎獨法”、“忠恕一貫法”、“改過遷善法”、“防微杜漸法”、“躬行踐履法”、“益志養氣法”等八種關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方法思想。此外，圍繞“關于實施德育評估方法的思想”，書稿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的基本方法、原則。這樣，全書沿著以上三條粗線深入下去，層層剖析，步步發掘，揭示了先秦諸子關于德育方法的思想共達150余種之多。這么多方法，用三條線索將之串連起來，可謂脈絡分明，條理謹嚴，既突出了重點，又照應了全面，確有裁剪得體之功效。

四、思想新穎

一部專著的成功，不僅取決于它有明晰的概念、豐富的內容、嚴謹的邏輯，更取決于它有創新的理論思維。創新是一切理論研究的靈魂，是一部專著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本書稿的可貴之處，就是作者在探討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的過程中，勇于闡發自己的獨得之見。例如，書稿在探討《先秦諸子德育方法的理論基礎》這一節中，抓往三個基本理論問題（即天人觀、人性論、發展觀），進行自己的理論思考，認為先秦諸子關于德育方法的思想，都是與他們對這三個基本問題的看法相關聯。這無疑是很有見地的認識。“天人觀、人性論、發展觀”（以下簡稱“三觀”），均屬于世界觀范疇。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正是基于這一見解，書稿具體回答了先秦諸子所持的“三觀”如何決定了他們相應的方法論。以“人性論”為例，書稿把先秦諸子的人性理論，分為“性習論”、“性善論”、“性惡論”、“性無善無惡論”、“性有善有惡論”、“性自然論”、“性利己論”等七種形態，在此基礎上，再進而說明這些人性之論如何決定了相應的方法論，如：孔子的“性習論”，決定了他重視后天學習、提倡“擇友擇處”、突出養成教育的德育方法；孟子的“性善論”，決定了他在德育方法方面，重視“反省內求”、“存心養性”、“平等育人”等方法；荀子的“性惡論”，決定了他重視“積善成德”、“環境育人”以及“待師法而正”的德育方法等等。這就從本質上闡明了先秦諸子德育方法各具特色的思想的緣由。其所論，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達到了相當的理論深度，又闡發了自己的獨到認識，給人以勇于探索和觀念新穎的深切感受。

本書的創新特色，不僅在于作者在書中闡發了自己的獨得之見，更在于它從總體上對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作了系統性總結，這是一項披荊斬棘、開拓荒野的具有探索意義的學術研究活動。長期以來，由于“左”的思維方式的束縛，人們害怕被載上“鉆故紙堆”、“拾封建余唾”的帽子，以致不敢接觸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德育遺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傳統文化的價值特別是傳統道德的價值，已逐漸為人們所認同。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偉大戰略任務。正是在改革開放的適宜條件下，對于傳統德育遺產的發掘與研究，日益引起學界重視。近年來，先后有一系列研究傳統道德或傳統德育的新著問世，如，羅國杰主編的《中國傳統道德》（含多傳本與單行本兩種本子）、陳谷嘉主編的《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研究》、江萬秀等著《中國德育思想史》、羅熾主編的《中國德育思想史綱》以及拙著《儒家德育學說論綱》等等，都是研究傳統德育理論的新著。然而，這些著作多偏于德育理論方面的探討，而對于傳統德育方法則涉及較為有限。

擺在書案上的這部《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第一部研究傳統德育方法的新著，盡管它所涉及的歷史僅限于先秦時期的春秋戰國階段，但它的問世，卻打破了過去關于傳統德育方法的專門研究長期處于“0”的狀況。這無疑是一項具有填空補白意義的難能可貴的探索！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有了“一”的起點，我相信隨著傳統德育研究的深入，我國學界以后將會有更新、更多、更高水平的傳統德育方法研究新成果涌現出來！這正是“長江后浪推前浪”這一社會發展規律所使然，余將樂觀其成！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拓荒性的著作，本書稿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可避免地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例如，本書以《先秦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為題，但在《導論》中，卻對先秦諸子所處的百家爭鳴歷史環境、諸子所依各家各派的基本學術宗旨，以及諸子中各位學者的生平傳記，均未能作出較為詳盡的交待。

這就給不熟悉先秦文化史的讀者帶來了諸多不便。雖存在這一缺陷，但瑕不掩瑜，它不妨礙本書仍是一本好書，而且其存在的問題，也是不難改正的。如同初生的小天鵝難免有其“丑”的一面，但終會最后完善自我、飛向天空一樣。崔華前同志的碩士階段，專攻中國哲學史專業；考取博士生后，又把中國傳統道德與當代中國思想道德建設，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努力拼搏，不懈追求。

他的博士論文曾得到校內外同行專家的一致好評。這部書稿，就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工而成。在送出版社之前，他邀我為之作“序”。作為他的導師，我欣然應允，并為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感到由衷欣慰。希望華前同志再接再厲，在學術探求的道路上永不自滿，并立志為當代中國的德育理論建設不斷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