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文化與德育建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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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中西文化比較的方式研究誠信。探討信任的來由，比較中西誠信文化價值的不同指向，提出誠信的高校德育重建。文章建議，從三個方面建構我國高校的誠信體系。

[關鍵詞]誠信；西方文化；德育

誠實守信，作為一種道德倫理的最基本品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我國優秀文化的精華。然而2001年，一個誠信問題，卻令當時的總理朱镕基大傷腦筋。向來不題字的朱總理，先后為上海國際會計學院和國家會計學院兩所高校立下校訓“不做假賬”。這確實是針對當時社會廣泛而嚴重的失信而提的。那么，這里就有一個悖論：中國誠信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傳統積累，加上解放后40多年的德育為首，為什么偏偏今天出現大面積的社會誠信危機?為什么30年的計劃經濟我們感受不到誠信危機?下面，我們從中西文化及其價值比較的層面加以分析。

一、誠信研究的兩個核心

1．誠信研究受到多學科的關注

首先誠信應該屬于社會學研究對象，因為它表達了一種人際關系與社會穩定。其次，它還屬于心理學研究范疇，因為誠信屬于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其三，由于誠信與經濟交往及其個人利益關系密切，所以誠信還應該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其四，誠信作為一種個人和群體的道德品質，當然是教育學或者德育關注的重大內涵。下面分別討論敘述。

(1)社會學的信任研究。社會學的信任研究發生在20世紀初，在20世紀50年代前，關注誠信的是社會學家齊美爾。他認為：“現代生活在遠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他人的誠實的信任之上。”德國社會學家于1979年出版《信任與權力》，提出“信任是簡化復雜的機制之一”。誠信是社會和諧的軟環境。

(2)心理學的誠信研究。M．Deutsch以實驗心理學的方法研究信任，他認為信任屬于人際之間的一種心理活動，并且屬于“心理期望”性質的預前支付，這就是說，信任要前于行動。誠信是社會關系中人際交往的潤滑劑。

(3)經濟學的誠信研究。1984年，以色列學者愛森斯塔出版專著《保護人、被保護人與朋友》，提出“信任結構”概念。福山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將信任研究推向最高潮。其結論是，誠信，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促進了經濟發展。

(4)教育學的道德研究。研究者認為，信任的目的，除開其功利主義的一面之外，還有非功利的一面——即追求快樂，比如幫助別人。從宗教的角度看，作為道德的善良一面，誠實信任符合道德原則。作為一種社會品德，信任促進了社會交往和團體的凝聚力。

2．誠信價值研究的來由與核心

(1)誠信價值研究的來由

其一，誠信來自一種社會契約。市場經濟里人際關系遵循平等關系，彼此來往由遵守契約上面的承諾、執行承諾而行動。可是，根據經濟學家魏杰統計，我國每年訂立的合同40億份，涉及金額140億元，但是履行合同的不足50％，這種狀況不制止，從反面縱容了不守法的狂妄行為，因為若不守信者得利，誠信將越來越遭受踐踏。

其二，誠信來自雙方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理性精神，即求實精神。以患者和醫生這一對為例，二者信息不對稱，醫生就很容易騙人，哪種藥最貴哪種藥最便宜，醫生最清楚。如果醫生為了獲得高額的回扣，而不是以治好病為目的，那么他就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讓患者上當，事后你還沒法說他錯誤。

其三，誠信來自一種尊重態度和社會責任感。這種誠信屬于高級誠信。例如在交易活動中，不僅考慮自己的利益，還考慮兼顧對方利益。

其四，誠信來自對神文化的信仰。這種宗教的解釋，令信任文化披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人們禱告或坦誠地請求神助，或神的原諒，其背景上，還是屈服于一種心理上的“威懾”。不僅是基督教文化，幾乎所有的宗教文化都主張誠實和信任，以至后來構成了民眾的一種普遍生存方式，促進和維護了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繁榮。

(2)誠信研究的兩個核心內容

其一，社會人際關系——從依附關系走向契約關系。西方誠信的基礎是基督教文化，這種文化的根基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上帝這個抽象的神，既沒有現實的欲望，也不存在物質的需求，這樣就從根本上確立了“人一人”的契約關系，這也是基督教精神對世界的一個極其偉大的貢獻。中國雖然也有一個帝，那就是皇帝，不過，這個“帝”是個有血有肉的現實的人，是一個有欲望、有“食、色、性”需求的人。為此，他需要享有特權。如果人人平等，那他的那些欲望和需求都不可能實現。于是，他必然要建立一套規范，即金字塔的等級制，他就在金字塔的頂端，然后層層控制。這種層層控制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最先是通過“血緣”形態的人身依附關系，而后則擴大到臣民對皇帝的“效忠”，及至普遍的下級對上級的“效忠”，即誠實守信。相反則不具約束——上級可以欺騙下級。這種森嚴的層級人際關系，一直維持著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解放后的計劃經濟社會，仍然是這種層級結構社會。

同時，要走進市場經濟，在社會倫理機制上又出現了巨大的新的沖突，即市場經濟的人際契約的前提是人人平等。當前，我們就處于這個傳統的不平等的層級關系走向平等的契約關系的過程中。契約，不僅指平行的人際之間，還指公民與政府之間。因為市場經濟的政府權力的來源，或者說權力的法理性(合法性與合理性)，根植于選民(納稅人)投票，而不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暴力(“槍桿子里出政權”)。那么，為什么靠投票呢?因為市場經濟時代的政府和官員，是靠公民納稅養活的，有納稅的義務就有投票的權利，權利和義務一致才是最公平的。

其二，人性假設——法律的尊嚴。上述討論突出的是公民個人，深層地講它涉及到對公民個人的尊重。人際之間彼此講究誠信，從本質上看，就是人際之間的一種彼此尊重。西方文化里，對個人的尊重最鮮明地表現在人的自由上。不過，這個自由分兩個方面：一是人際之間，二是個人與政府之間。前者的自由需要道德和法律來約束。個人與政府之間的自由則有兩種形態，第一種是對于政府和官員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只要沒有行動，就沒有禁區。例如美國每隔四年一次的大選中，民眾公開地反政府，包括舉行游行示威或罷工，歷數政府領導人的缺點或錯誤。第二種形態是法無禁止則自由，與官員的守則剛好相反，官員的守則是法無規定則禁止。

西方三百年的資本主義繁榮有三塊基石，一是私有制，二是個人主義，三是宗教。其中的個人主義就包含著人性的假設——人都是自利的。由此，這種自利不能無限擴展，所以要靠法律制度約束，其中包括“總統是靠不住的”，因為總統也是人，總統也是自利的。當然西方文化的前提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剛好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為之提供了實在的基礎，無需另外重建。而中國歷史的幾千年都是基于等級制及其相應的層級文化。只有層級文化才天然地賦予了統治者以特權。所謂腐敗，沒有特權哪里來的腐敗!而其追索特權的手段，仍然是暴力，即武裝奪取政權。

市場經濟，也就是納稅人經濟，令這種暴力文化的延續遭遇到困境，今天正是處在這種困境之中。那么，如何走進市場經濟?長期以來，我們把人的自利性無限夸大并歪曲為“丑惡的極端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其實，自利與自私是有嚴格區別的。尤其是，不能把自利或自私與制度分割開來。其實懲治腐敗，制度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西方制度經濟學通過嚴格的研究，充分證明：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做好事，壞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做壞事。西方制度經濟學認為：“無所謂‘好人’或‘壞人’，主要看你制定的制度。”今天的腐敗如果不從制度上面改革——讓官員認識權力來源，讓民眾投票變清晰，那么，腐敗只可能愈演愈烈，因為腐敗最怕民眾和老百姓。

二、誠信文化——中西價值座標的不同指向

誠信于個人乃立身之本，于國家乃立國之基。個人失去信用，人際關系喪失，難以在社會上生存。社會失去信用，爾欺我詐成為一盤散沙。政府失去信用，權威掃地政令癱瘓，國家失去信用，將被世界拋棄。所以說，誠信是人類社會里，個人、政府、社會和國家之間的粘合劑。對此，在今天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實踐過程中，在今天飽受各方失信的種種痛苦之后，我們算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誠信的豐富內涵和巨大價值。

誠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幾乎各國文化都有自己的表述。孔子《論語》中，關于“信”字，據人統計，出現過38次，高于“善”、“義”、“勇”等。可見，中國古代儒家文化里對“信”還是很看重的。既然如此，為什么到了2001年我們明顯地感受到中國嚴重缺乏誠信呢?原來，2001年正是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普及年，正是中國加入WTO之后的過渡期里的一個關鍵年，正是這種從西方文化引進的經濟類型，暴露了中西兩種文化在誠信的價值指向上的嚴重背離。

此事得從經濟學談起。日裔美籍學者弗·福山出版了一本名著《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福山認為，市場經濟存在著三種形態的資本：經濟資本、個人資本和社會資本。其中社會資本則屬于信任范疇，是信任里產生的能力。他認為，信任就是一個規范的、誠實的、合作的行為組織中的一種期待。其次，信任來自宗教、傳統和習俗。高信任以及自發性的社會交往，造就出教會、商會、工會、俱樂部、民間慈善團體及民間教育機構。這些社會中間組織是市民社會基礎。筆者認為，我們完全可以說，誠信是整個資本主義契約社會的基礎，也是基督教“善”文化的體現。

福山認為，如果缺乏這類以誠信為責任的社會中間組織，一邊是強大的政府，另一邊是原子化的個人，這種狀態對于經濟發展很不利。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私營企業內部那種靠血緣凝聚的信任，已經不夠用了，當私營企業超越家族性的血緣關系的桎梏，走向非血緣關系的廣闊天地時候，信任就是其中的粘合劑。沒有信任，經濟繁榮就是一句空話。我國一方面處于經濟繁榮初期，其中日益強大的私營企業正在走向“非血緣關系”，另一方面又缺乏福山說的“社會資本”所造就的“中間組織”。至少是發育很不完善。

福山的高明之處在于通過“血緣”途徑認識信任，一旦超出血緣范圍，社會信任立即進入整個經濟運轉的鏈條，否則將極大增加經濟運轉環節事務性成本，極大地降低經濟效益。由此，我們便可以清晰地考察中國的誠信文化了。

當我們回到中國傳統文化，那么“血緣”關系就應該是打開儒家文化倉庫的一把鑰匙，最早的“誠”來自宗教意識。盡管中國宗教并不發達，但不能排除這種依附性圖騰的存在。當時的“誠”表達的是人對“神”的誠實或虔誠，否則在“宿命”里或遲或早都會受到“神”的懲罰。后來，“天人合一”觀受到統治者宣揚，在意識形態里，皇帝充當了“天子”，則所謂“神”落到人間煙火之中，“神”被具象化。由此從對“神”的誠，轉化到對“帝”的誠，或者說轉化為奴才對主子的“誠”。

同時，我們還可以引用福山的“血緣”觀。所謂信或誠信，更多地反映在儒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忠”和“孝”中。“孝”很明顯屬于血緣范疇，其指向是自下而上的。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在中國所謂“國”其實就是放大了的“家”，因此，所謂“忠”實際上就是放大了的“血緣”范疇，其指向也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我們討論誠信，其總的價值指向的是社會階層的縱向座標，是“晚輩對長輩、下級對上級的忠誠”，直至對皇上或最高權力者的忠誠。離開了這兩類血緣關系或血緣范疇，“信任”在中國社會很難存活。

從現實看，信任的這種縱向座標，給從計劃經濟時代過來的人留下了深刻記憶，例如我們有“忠于黨的教育事業”的標語口號，有“對黨交忠心”的行為準則，更有中大肆泛濫的“忠字舞”。原先計劃經濟時代局限在血緣環境，那些憑各種票卷購買物品的相互通融，也僅僅發生在家族或血緣關系內部，因此，我們感受不到國營企業之間的“三角債”或“五角債”，因為當時的理解是，大家都是國家的“子女”，屬于血緣內部的事務。不過，這種計劃經濟的模式遺存到了市場經濟時代(“親兄弟明算帳”)，要求各個企業之間利潤獨立核算了，當然就出現了信任危機。總之，中西兩種誠信文化價值是錯位的。二者之間主要有三大差異：

其一，中國傳統誠信是適應專制等級社會的縱向價值指向，現代西方的誠信是橫向價值指向的；

其二，中國的誠信指向是自下而上的單向指向，西方的指向是人際之間的雙向指向；

其三，西方的誠信成為當官的首要制約條件，一旦違背誠信立即下臺；而中國誠信對下級或平級之間不存在制約問題。當然，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在基因上的一種先天性缺失。

筆者強調，在中國建立誠信體系，實質上是一個大的文化“基因”補救工程。不能光靠銀行系統簡單的“信用評估”，僅僅局限在貸款企業的信資或信托。這樣做只能淺表層地局部地治療失信。

原來，是因為中西兩種價值座標的錯位，才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和經濟領域誠信的缺失。當然，這同時也反映了我們中國文化在基因上的一種缺失。例如，作家田中禾先生查閱發現，解放47年后，才在中國字典上找到“誠信”詞條。

三、高校德育重建

中國社會誠信體系從哪里開始?筆者建議遵循以下三個層次：政府的政務誠信一經濟的市場誠信一高校的德育誠信。這是我們考察西方誠信文化的發生與發展的結果。

1．加強信用建設。領導機關和職能部門的表率作用至關重要

只有誠信的政府才能夠培育出一個誠信社會。那么，今天如何消除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可以有幾種辦法，如推行公示制度，首長問責制度、政務公開制度、責任追究制度以及機關作風評議制度等。

2．經濟的市場誠信

加強企業誠信建設，要組織行業協會和同業工會制定“信用行為規范”，開展“社會信用承諾”活動，加強行業自律，健全和完善企業納稅信譽的等級平頂制度、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制度，建立企業質量信用檔案。

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在商品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里，商品在流通中所攜帶的價值觀，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重炮”那樣，可以摧毀一切閉鎖心理和傳統習俗，“推行文明制度”，以至產生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由此而引發兩種情況：一是商品的大面積流通促使敗壞道德帶來的破壞面積大；二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提供道德選擇的多元化。市場經濟中，隨著商品包括其廣告的廣泛傳播，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將遠遠超出學校范疇，而深刻地影響著人的社會化和人的行為，其結果是形成一種道德多重氛圍。

面對這種污染的社會氛圍，要求學校教育具備足以抵擋社會大空間的多元道德觀念的力量，可能不太現實。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將道德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任務。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這樣說不無道理，因為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具備相通之處，本質上都是自給自足的封閉性生產的自然經濟形態，產品流通中的商品性成分很少。社會控制論研究的新成果認為，社會穩定類似于一種力的效應，在社會控制力的三大因素即暴力、經濟力和文化力中，自然經濟社會的暴力(如監獄)還是占主導地位，經濟力和文化力均占次要地位。即使不道德，在暴力的威攝面前，人們的反抗程度也是有限的。

3．高校誠信文化的重建

要開展群眾性的社會誠信大討論，建立個人信用檔案；加強學校里的誠信教育。尤其要注意的是開展家庭和社區誠信教育工作。

誠信，作為德育的根基，應該按照德育的規律，進行重建。

(1)養成層次的“德育——誠信”教育。即道德規范的養成，良好習慣的養成。道德是最初形成于人際交往中，為維持交往的秩序而逐步約定的彼此認同的規則。它是從一些最起碼的原則演繹而成的。基本規范至少有三條：一是不給他人添麻煩，自己能做的事盡量自己做；二是不妨礙他人，不因為自己的行為影響他人或給他人帶來不便；三是不損害甚至侵犯他人，更不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使他人感到痛苦的事。如自己為自己服務，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又如有他人在場不高聲談笑；再如不經他人許可不拿別人的東西等。習慣靠養成，習慣成自然。也許小學教育可以以此為最基本的規范，如果這幾條養成習慣，一生受用無窮，將免去往后許許多多煩惱。因此，從年齡段來說，家庭是道德養成教育的最佳場所，父母的行為是子女道德養成的最好示范。

(2)認知層次的“德育——誠信”教育。文明者，有文則明；道德者，有道行德。影響中國深重的儒學文化所講究的“修身”，在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延續了數千年，可歷史的觀照并不那么純潔無瑕，魯迅揭露過正人君子們那些漂亮的語句編織的外衣里，也藏著蒼蠅成堆的骨肉!更何況進入市場經濟，現實的利益驅動完全表面化。在青年中講解道德的道理，樹立正確的是非觀念和價值觀念，從原理上認識道德是個體對社會、對自然的一種義務，是個人對他人的一種責任。當個體不道德的欲望產生時，由認知層次派生出的力量會變成意志，強迫個體收斂，在行為上反映出自律。認知層次的誠信教育一般放在中學階段。通過以上道德實踐后，進入以下高級階段。

(3)情感層次的“德育——誠信”教育。長期以來，人們把誠信建設理解為一種知識傳輸，以為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可以通過灌輸習得，而忽略誠信道德是一種精神體驗。從精神美學角度看，個體的社會經驗和文化傳統影響，給每個人都帶來一定的社會情感，道德的“善”是一種精神文明美，美是人的心理情感。幾乎可以說，任何強烈的情感都不是通過意志的努力獲得的。意志可以實現自覺，通過自覺走上自律。而情感是自發的，謂之“心不可求，不求自至，求之轉不可得也”。欲體察情感，常常象開亮電燈看黑暗是什么一樣。良好的道德行為在個體身上內化為其特殊的主體內在體驗，對客觀事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我的道德判斷，從心理上反映個體的某種情感，如快樂、焦慮、不安、緊張、厭惡、愛憎。由此可見，助人為樂這種高尚情感的建立，企圖通過某種形式如每年幾月幾號“助人為樂”一次，當做德育特別是小學德育的手段，其動機與效果不一定能統一。一則是個人情感的建立從來不來自外界的形式命令，二則據阿諾德——拉扎魯斯理論，情感的建立需要有認知的支持，小學生尚不具備這種認識水平，怎么能“樂”得起來。

(4)情操層次的“德育——誠信”教育。情操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它是道德與美感的高度統一，是道德與智慧的高度統一。心理學認為，它是人對具有一定文化價值或社會意義的事物所產生的復合情感，是圍繞某一事物或某一對象而產生的多種感情的復合體，故又稱高級情感。情操一般不表現為一時沖動，也不隨短暫的刺激產生或消失，而表現為理智和持久的情感。

在情操層次，最突出的部分是以高度的文化修養為背景的審美感、同情感、幽默感及其他個體體驗。例如宗教的善的情感和孝敬父母的義務感。又如對職業的責任感，對壞事的疾惡如仇的情感等等。那種刻意設計的道德說教，很容易帶來某種“故意性”和“面具”效果。與自然的情操相比，說教不免使對方產生一種反感，失去了道德自然美感的真締。情操層次的誠信教育一般放在大學階段。心理學研究表明，這種持久而經常出現的情操體驗屬人格的重要成分即個人素質的成分。

4．誠信的評價體系與失信懲罰機制

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最先遇到的誠信問題是從“信用卡”開始，但是，中國的“信用卡”尚不成熟，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借記卡或貸記卡，這是因為中國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信用制度，也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個人信用記錄”。并且社會的經濟來往如本文開頭所說，到處是失信，其中最典型的失信情況大概集中在股市上，股市的失信現象極其嚴重導致了大量中小股民的血汗錢被掠奪。怎么辦?

建立失信懲戒制度亟待通過人大立法，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的個人和團體的統一“信用代碼”，對于失信者留下失信記錄并且公布于世。為什么“傳銷”在西方行得通，而中國行不通?就是因為西方有一套大家都遵守的誠信準則。而中國人是生人騙不倒，就去騙熟人甚至自己的親戚朋友。我們必須能夠讓守信守法者致富。盡快建立信用法，讓失信違法者付出傾家蕩產的“失信成本”。讓“誠信”這個無形資產發揮強大作用，進入社會“品牌”戰略。花大力氣，重新塑造中國文化，剔除其中朋友之間的欺詐成分。特別是盡快建立“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服務體系”。

正當政府為“建立社會信用體制”一籌莫展之際，正當這種信用制度還在政府有關部門討論和孕育之時，廣東技術師范學院黨委以極其敏感和為政府分憂的態度，率先開展了校內“信用制度”的探索，從教師和學生的“校內信用”做起，公開建立“個人信用記錄”，內容包括考試信用、借貸信用、人際信用等。從職業道德的角度，培養學生一諾千金的良好習慣。這種結合學校環境開展的“信用實踐”，給政府有關部門“建立社會信用體制”開設了一個試驗場地，起了一個探索的先行者的作用。我們期待這個試驗場完滿地堅持下來，通過五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取得社會效果，獲得社會公認，再推廣開來。其另外一層意義是，給將來畢業生的分配與用人單位提供一個“信用考察”渠道，促使用人單位接收更多的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