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士精神在歐美文學中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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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現象雖然孕育在歐洲中古封建社會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隨著騎士制度而形成的騎士精神卻超越時空的限制而代代相傳，成為歐美文學中經久不衰的主題。以“榮譽，愛情，尚武，忠貞”為核心的騎士精神，與其說是對中古騎士客觀精神狀態的準確描述，還不如說是歐洲封建時想化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的體現，是人類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積淀，和東方中國的“俠義精神”相呼應，代表了人類共同的渴望。所以，騎士精神不僅是中世紀英雄史詩和騎士文學的精髓，而且在文藝復興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時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態將騎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倫理精神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追溯騎士精神在歐美文學中的衍變軌跡，不僅使我們管窺到歐美文化的發展變遷，還可以感受到文化與世俗之間血脈相連，互相滋潤的互動過程和內在聯系。

一、騎士精神的淵源騎士制度形成于歐洲中古時代。

長子繼承制這一獨特的家庭結構使貴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轉而求之于外，以戰爭、搶掠為主要謀生手段，成為職業乘馬騎士這一特殊的封建階層，替國王或領主出征從而獲得封賞或采邑。11世紀開始的十字軍東征更凸現了騎士們相對于步兵的優勢和獨特的存在價值，騎士制度進入全盛時期。12世紀曾經出現了從國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參加的騎士團組織，如圣殿騎士團，條頓騎士團等。在當時，當騎士是一件非常榮耀和時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過程和艱苦的訓練。一般是在七八歲時給父親當隨從，12歲左右到父親的領主家里接受進一步的教育，學習社交禮儀和軍事技術，直至跟隨主人作戰，如果表現合格，則舉行一系列莊嚴的儀式封受騎士封號。騎士制度的存在有著豐富的社會功能，它不僅避免了家族內耗，培養了對外開拓的精神，而且培養了尚武之風，實現了藏兵于民，從而節約了國庫開支，國家也有了一支龐大而高素質的準軍事階層，除此而外在精神層面還孕育了榮譽與浪漫這兩大主題，對于西方文化和社會可以說是其澤綿綿，至今不絕。

(一)來自于宗教的榮譽感歐洲中古區別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顯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騎士與首領之間固然仍保持著蠻族時期首領與侍從之間的傳統忠誠關系，但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內他必然對基督教社會和教會保持忠誠。騎士制是專業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騎士是基督教的戰士，十字軍東征就是依靠宗教熱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聯合起來。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實際上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忠誠關系，騎士的根本目標在于榮譽，而且既然那個時代上帝是人類的救世主，那么騎士仿效上帝擔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榮譽的事。英雄史詩《羅蘭之歌》中的羅蘭，《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騎士英雄，從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舊約》中謳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這兩部史詩都有其具體的歷史背景，誕生于戰亂頻繁，封建割局的法國和西班牙，而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與分裂或叛亂的各附庸國形成對抗狀態。國王和騎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當時進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羅蘭、熙德等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并不是違背自己主觀愿望所盡的單純義務，而是根據榮譽原則所做的個人獨立選擇。他們是民族英雄，也是為信仰而戰的殉道者。《羅蘭之歌》中大主教杜爾濱對羅蘭等人說:“如果你們死了，你們將成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樂園中你們也將有一個位置。”

(二)來自東方的愛情觀工商業的飛速發展使西歐逐漸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婦女的社會地位也逐漸提高。與此同時，拜占廷王國的圣母崇拜意識經東征的十字軍和朝圣者帶回歐洲，逐漸取代了夏娃“惡”的形象;投射到文學作品之中，女子也從夏娃的“惡”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國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貴婦人。對這種新型的世俗的騎士理想進行描繪的文學作品包括騎士抒情和騎士傳奇，都是以愛情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綺瑟》只是開頭描寫了騎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險經歷，相對于整個傳奇而言，似乎僅為引入謳歌特里斯丹和綺瑟刻骨銘心愛情的楔子，最為打動的也是他們這段“此恨綿綿無盡期”的愛情悲劇。騎士之愛，又稱浪漫之愛，風雅之愛，在歐洲文明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當時封建基督教化的社會結構中，這種羅曼蒂克的愛情理想實際上暗示了人們對一種新型社會行為模式的探索。這種愛的復興，雖然是充滿不著邊際的幻想，但確可看做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前奏。羅素曾說過:“說到愛的復興，假如沒有騎士制的浪漫為它開路，文藝復興是斷然不會如此成功的。”

二、騎士精神的演變中世紀結束了，騎士制度也成為陳腐的過去，但騎士精神并沒有衰亡，反而借文學的媒介而薪盡火傳。

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騎士精神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中世紀的英雄史詩和騎士文學，對于騎士精神所持的態度幾乎是一致的，都是將其看做一種精神理想而大唱贊歌。這種態度在后世的作家筆下則難以看到。對于塞萬提斯，司各特，大仲馬和顯克微支來說，騎士精神已經成為他們剖析時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題的基點。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就是這樣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訶德并不是騎士，他的窮鄉紳身份注定他沒有做騎士的資格，他也無騎士封號，他所生活的社會根本不存在騎士制度，他僅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個所謂的騎士角色。于是塞萬提斯奉獻給讀者兩個世界，一個是清醒的堂·吉訶德世界，一個是瘋狂的堂·吉訶德世界。“高貴的騎士”在自己瘋狂的世界里按照騎士的最高標準行事，他那強烈的個體意識與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懷達到了最完美的和諧。可悲的是，這種和諧與他周圍的現實世界卻是格格不入。

塞萬提斯越是把堂·吉訶德的騎士美德夸大，就越顯示出他多么符合騎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尷尬的境地，與冷酷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中世紀的社會結構崩潰之后，文藝復興使人性得到了徹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價是沉重的，人類喪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歸屬感，資本積累的瘋狂盡顯了人性的貪婪，人文主義者的“烏托邦”，“太陽城”根本不可能實現。《堂·吉訶德》的深刻之處不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訶德之口傾訴了一個人文主義者的理想和面對現實而發自內心的悲哀。在塞萬提斯看來，雖然騎士道德有其過時而腐朽的一面，但它畢竟倡導了一種理想的價值觀念，一種落后的卻仍有誘惑力的價值觀念，體現了人類的某種共同愿望和理想。“我們應當承認在堂·吉訶德的性格中有著崇高的自我犧牲的因素，只不過是從滑稽的方面來理解罷了。”屠格涅夫的這句話至今仍是評論堂·吉訶德的經典之據。司各特，大仲馬和顯克微支的歷史小說都是借騎士精神來表現現代意識的。他們在各自的小說中通過理想的騎士形象的塑造，極力謳歌騎士精神，借此表達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抨擊現實的貪婪、殘酷和非正義。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塞萬提斯是相似的，但他們沒有塞萬提斯那種復雜糾結的情緒。他們的歷史小說，意在通過復蘇“古代精神”來觀照現實。

大仲馬的《紅屋騎士》著力渲染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紅屋騎士穆朗千方百計營救即將上斷頭臺的王后的英雄事跡以及營救無效自殺殉情的悲壯結局。這在客觀上或許起到了“諷刺”騎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馬營造悲劇的目的似乎是為了突出騎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歷程，從而以一種古老的頗具傳奇色彩的英雄主義吸引讀者，與塞萬提斯的審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認為，英國歷史小說家司各特“用奇異的力量使讀者在幾個鐘頭之內恢復了在今天如此被輕視的古代精神”。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騎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們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紀騎士文學的浪漫氣息;對個人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和被迫害者犧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對“愛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無窮遙遠的未來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現的是12世紀末獅心王理查在位時英國尖銳的社會矛盾。

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者內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繼承了中世紀騎士文學重想像和虛構的傳統，把奇妙和真實這兩個史詩的要素放進小說里面，使平民百姓質樸的語言和詩情畫意互相輝映，騎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筆下散發出迷人的詩意和盎然的生機。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還使當時及后來的讀者突然發現了那種“今天如此被輕視的古代精神”中所蘊涵的某些并不過失的有價值的東西，發現了一種當代人苦苦尋覓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蘭作家顯克微支針對的《十字軍騎士》同樣昭示這一點。19世紀后期的波蘭處于帝國主義瓜分的鐵蹄之下，顯克微支創作《十字軍騎士》的意旨十分明顯，他希望從祖國過去的歷史中尋求鼓舞人民擺脫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這部小說熱情謳歌一批波蘭貴族騎士在保家衛國過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勛，同時也揭露了“十字軍騎士”的野蠻殘暴行徑;“騎士精神”是貫穿全書的紅線，是高尚與卑劣的分水嶺。波蘭的勝利也是騎士道德戰勝邪惡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