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文獻價值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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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文明綿延的流淌的長河中，翻濺起無數文學的浪花，歷史事實經由作家的精心演繹成一幕幕為人們所銘記的壯麗詩篇。而一切故事的根底又大都來源于有文獻記載的史實，因為“人類孕育了文獻，文獻又積累、傳輸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文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支柱和發展的巨大力量”，《商君書》作為戰國時期法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清晰地反映了商鞅及法家學派的主要思想，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社會封建君主專制體制的構建及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早在戰國時期，“商學”和“商法”，已經成為秦帝國的中流砥柱。時至今日，基于文獻價值基礎研究《商君書》中的文學觀和歷史觀仍然有一定的意義。

一、《商君書》對文學教化的認同

《商君書》雖然在行文風格、語言運用、體例安排上沒有過多的修飾，但確言簡意賅地道出商鞅對于變法、改革的獨到見解。“我認為，《商君書》大部分是商鞅的遺著，但其中也被編人了少許他人之作”“就各篇與商鞅思想的關系而言，《墾令》等八篇既歸商鞅名下，當然應該說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其他各篇繼承和發揮了商鞅的思想，但與商鞅的關系是否密切并不取決于成文的早晚”f珊就在他揮毫潑墨書寫對于社會上層建筑的改革意見時，同時也寫就了他對于文學、文化及歷史的體認方式。

(一)文學教化的認同

商鞅的思想及其提出的各項變法措施，大抵是在與儒家思想的斗爭中步步發展起來的。就整個戰國時代而言，我們可以看到龐大的庸俗的商業文化正在嚴重侵蝕著社會，無論是人的意識形態，還是社會的各種風尚，抑或是國家的整體風貌，都籠罩著一種“衰世文化”。在這種社會大環境的浸染下，商鞅提出：“故日：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商君書．夕內第二十二》)商鞅義正言辭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若國君依照此種手段治理國家、教育民眾，那么這個國家的實力就一定會削弱。《商君書•農戰》說：“是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文中所說的“上”指的是《詩》《書》一類的經籍。“國有L》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去強》)“國用《詩》、《書》、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去強》)嚴密的禮樂制度需要各種典章法規所相互支持，形式上讓整個社會達到了一種靜態的格式化。商鞅指出這種非動態的模式不會長存，公正會被貪婪的需求所消融。商鞅看出了《詩》《書》一類無言的武器對于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的作用，認為變法不僅僅應該停留在“器物”的層面，對于治理國家、管理民眾，文化和思想領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這種批判式的論調，鏗鏘有力地傳達了一種對于文學教化的功能的認同。商鞅從未否認可以通過教育昭示全體百姓，相反，除了獎勵的措施之外，商鞅致力將人民的心智和勞力統一，集中在農、戰之下，并以此作為常規教育，這是商學一派最有特色的創見。“顯然，他的文學觀念不僅包括了前文所說的儒家的文化典籍，還包括以這些典籍為范本的文學接收活動。”進一步來說，這種認同是在商鞅自身決絕地否定之中形成的。《韓非子•主道》：“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真正的智者是要懂得借力而行的，商鞅深請此路，他認為既然只有農、戰為大，那么就要堅決遏制人們熱衷學問的苗頭乃至想法。我們無法一言兩語地指出商鞅論斷是否科學合理，但可以認定的是商鞅在竭力保證變法順利進行的同時，承認了文學作品、典籍規章對于國民的教化作用。在商鞅所設想和勾畫的歷史藍圖中，是不主張通過傳播知識來推動歷史發展的，而是采用限制和防范的手段控制人們的思想。

(二)重質輕文的微顯

追溯古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文”的追求和“質”的理念始終交織互衍，逐漸成為兩種不同的文藝旨歸。“文”傾向在文學作品之中運用秀美、華麗的辭藻，“質”則趨向追求文學語言的簡潔明了。在以往的研究中，關于商鞅的軍事、政治思想的研究居多，其大多認為商鞅字里行間都透露著對于文學的否定。而細讀《商君書》，我們恰恰看到其中蘊含著值得深入探討的文學觀。商鞅將文學看做是一種表達思想的載體和途徑，而不是單一的具有審美效用的訴說。他不是單純否定運用文學作品表達思想，而是作品要有教化民眾的深遠意義，并且語言絕不能藻飾、浮夸。“故日：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商君書．夕內第二十二》)在商鞅眼中，文學作品儼然已經成為了承載著政治思想和主張的利器，瞬間可以將一個國家土崩瓦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故日：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商君書•農戰第三》)商鞅認為單憑靠《詩》《書》中的見解來空談、游說，只能逐漸迷惑君主，不能從根本上抵御外族侵害，保衛國家。商鞅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學，由于變法的執行和改良不允許“浮夸”的文學的存在。但是應該注意到的是商鞅否定的只是“重文輕質”的作品，而其并沒有否定文學的巨大的思想傳播作用。商鞅的文學觀念對后世有著巨大的影響。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認為國家能夠富國強兵歸根結底是要靠法制和耕戰，在文學觀念上，韓非繼承了商鞅一路，主張“重質反文”。“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知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后行者，其質不美也。”(《韓非子•解老》)韓非認為文飾改變不了事物的內在本質，本質美得事物不需要更多的包裝。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韓非把文學的實用性和教化作用看做是文學的根本出發點，他認為具有審美的、藝術的價值決定不了文學作品的真正價值。作為教化工具的“文”褪去了浮華，在商鞅這里我們找到了其“政治根源”。商鞅在“凜冽的文風”背后隱藏著對于文學的獨到理解，這種高于文學本身的意義，便是作品對于社會、民眾思想的教化意義。

二、《商君書》的歷史觀念

商鞅是我國歷史上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所進行的變法運動，是經由奴隸制到封建制時代過渡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商鞅在與儒家的尖銳斗爭中，繼承了法家前輩的種種學說和策略，并且發展、制定了一條比較完整的法家路線。《商君書》無疑是商鞅政治歷史觀的忠實記錄者。文獻作為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承擔著研究歷史、借鑒人類文明的重任，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商君書》所展現的歷史觀仍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一)《商君書》與商鞅變法

從因時而變的歷史觀出發，為使國家在動亂中得以生存，商鞅提出“以法治國”的原則，“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商君書•去強第四》)商鞅對于儒墨兩家所主張的尚賢觀點給予了否定。商鞅認為法令是立法者統治、規范臣民的最強大的工具，通過執行這套行之有效的法治體制，商鞅所期待的社會穩定的秩序也將達成，他所期待的歷史潮流也將向前推進。“故有明主忠臣產于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于法。”“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日：法任而國治矣。”(《商君書•慎法第二十五》)商鞅并不支持依靠人才治國的觀點，他從人性自私論的觀點出發，他認為只有具有規范性質的“法”才能從根本上穩固統治者的統治。同時，商鞅支持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威和統治權，對于違抗君令統治的人一律處死。“圣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商君書•賞刑第十七》)商鞅明確指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方法，唯有從軍作戰才能夠獲得高官爵祿，享受榮華富貴。商鞅認為賞罰嚴明是國君治理好國家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對于國君頒布的政令臣民唯有遵守，否則將予以處死。這樣，賞祿不需要花費多余的財富，同時，教化民眾的“法”不需要作以改變，只有這樣，有序的社會才得以呈現。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奴隸社會上層建筑以分封、等級、世襲制度為支撐，是奴隸主世世代代的剝削制度。商鞅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的分封及世襲特權。他建立了嶄新的屬于新興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這正是新舊社會斗爭的關鍵點。“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商君書•靳令第十三》)“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商君書•靳令第十三》)商鞅的一系列變法律令，將各級政權逐步轉移到新興地主手中。恩格斯指出“在經濟方面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會在政治方面獲得統治地位，這樣它就獲得了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的手段。”從而，我們可以看出，富強國家是根底，商鞅最為關注的還是如何通過這些律令來鞏固自身的統治，而非真正處于對被統治階級的關心。商鞅在秦國進行的大規模的變法運動，實質上是這樣一種理想社會：民眾完全畏懼于君主的淫威，從根本上服從國家的統治，社會達到高度的統一，這一切的基礎就是“法”。商鞅變法客觀上加速了腐朽奴隸制的滅亡，促進了新型的封建制度的發展。

(二)商鞅變法與“批林批孔”運動

“中國漫長而有力的專制社會，它的序幕是由商鞅拉開的。雖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商鞅通過一系列變法措施客觀上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使秦國國富兵強，統一天下，但是卻沒有使得秦朝長治久安，屹立不倒。那么商鞅變法過程中所展露的思想究竟是先進的還是倒退的呢?“評法批儒”運動中別有用心的溢美之詞不必說，就是嚴肅的學者幾乎異口同聲地稱贊商鞅的歷史觀是歷史進步觀或歷史進化論。“長期以來，儒家者流總是擺出一副不要專政，而要仁政的面孔，千方百計地掩蓋反動階級所施行的反革命專政的真面目。”“我們讀一讀《商君書》，是有助于撕破這些反動派的假面具的。”光培認為《商君書》代表了歷史前進的趨勢，使用暴力來治理國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產生于兩千多年前的《商君書》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成為了一部“革命的《圣經》”，翻新閱讀、重新注釋《商君書》儼然成為了一種潮流。事實上，“批林批孔”運動意圖顯而易見，即通過夸大地宣傳法家的變法運動和主張來維護現時的，國家內部的文化政治革命。在“極左”外衣的掩護之下，否定一切，制造分裂是真實的意圖。他們高喊“革命”的口號，妄圖打到勞動人民，破壞國家機器，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

那么，《商君書》又是如何成為這一運動最重要的“參考文獻”的?“《商君書》的思想及商鞅的政治實踐都指向一個目標：驅民農戰，富國強兵，兼并諸侯，統一天下，由世亂到世治。”lq商鞅開展他的政治活動的時代，是一個新舊社會大變革的“天下大亂”的時代，是奴隸制急劇崩潰，封建制度迅速興起的時代。“故有明主忠臣產于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于法。”(《商君書•慎法第二十五》)“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商君書•君臣第二十三》)嚴刑峻法，無處不在，成為治人之道。“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商君書•境內第十九》)“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商君書•若民第二十》)商鞅眼中的理想社會秩序便是人民徹底從心底畏懼國君的淫威、完全被專制主義所統治，不得反抗，更不得有任何反動思想。社會達到了高度的集權統～，但卻顯得毫無生機，這樣的社會不會出現民主社會的和諧安樂。“革命的事業是在斗爭中發展的，不斗則退，不斗則垮。”在這樣的口號之下是對無產階級的大肆摧毀和無情打擊，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深入“弱民”“愚民”的政策，人民無法進行知識的更新與改良，文明的潮流漸漸被擋在了國門之外。文明之師，豈能是野蠻之師的對手?

“進步是一種歷史觀念，一種人們關于人類社會總體趨勢、階段、方向的觀念”Iqra9作為一種歷史觀念，終究要經由歷史的檢驗，我們不能武斷的給時代下一個進步或者倒退的定義，因為歷史的河流中每個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都會具備自身的獨特的文化意義。商鞅所著《商君書》在文學和歷史方面展現了獨具只眼的文獻價值，我們珍視《商君書》，并且敢于正視當中美好和落后的部分，深入探討的目的無疑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開啟今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