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創作因素與文學表現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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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作家的創作動因，古往今來，不少的哲學家、心理學家都有過多方探究。由于文學創作屬于一種復雜的精神生產活動，促使作家從事創作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因而他們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正是因為作家創作動因的復雜性，文學的存在才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狀態。也就是說，作家的創作動機多少影響著并制約著文學作品的生存狀態。因此，探尋作家初涉創作時的心路歷程對其創作的影響不僅是我們深入解讀和整體把握作家作品的內涵與獨特價值的前提，而且借助它，我們還可以深入理解文學存在與文學發展之互動關系。基于這一認識，本文嘗試著從心理和外部因素兩個層面對諾貝爾文學得主——非裔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創作動因予以探討。

一、內在心理因素

一般認為，作家常常是懷著謀生的目的而進行創作的。莫里森不然。她步入文壇已近40歲。對于為什么會寫小說，莫里森曾多次在訪談中提及。1978年，在一次訪談中莫里森談到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初衷：“我從未打算要當作家。我當時所在的地方沒有人能交流，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交談。我想我當時很不愉快。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寫作?！?Bakerman,1994:30)1983年，她再次提到了自己創作的原因：“我說過，《最藍的眼睛》是在我心情沮喪時期過后創作的，但用‘孤獨、沮喪、憂郁’之類的詞來形容又過于直白。因為它們表現的是一種不同的心境對于其他人來說，表現這種心境最好的詞就這幾個。這種心境并不全是不愉快，完全是另一種心境?！?Ron,2000:13)1986年在接受訪談時，她對自己創作的動因又這樣表白：“我有一種失落感，缺失感。1960-1970年代初期，事物發展太快了雖令人興奮，但卻讓我感到缺少點什么?！?Russell,1988:45)這樣看來，莫里森的創作動機并不是某種簡單的意念，它有著極其復雜的心理因素。1962年莫里森加入了一個寫作小組。按要求，寫作小組成員每次聚會時必須朗誦自己的作品。在少年習作用完后，她開始從兒時的記憶中尋找新的寫作思路。她想起小學時一位同學告訴她希望自己長有一雙藍眼睛的故事，于是將它寫成了一個故事，這便是她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的雛形。至于是什么促使她在封存多年的兒時回憶中尋找所需要的故事，莫里森的說法有些輕描淡寫，但瀏覽她的一些訪談，我們得知，她寫短篇時，心中有一些不安，或許她已覺察到她與丈夫之間出了問題，因為她加入寫作小組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作家，而是為了結交一些朋友。(Ron,2000:11)或許小女孩向上帝祈求藍眼睛無法兌現與她自己對婚姻幸福的渴望有著某種相似。當然，莫里森對童年記憶的挖掘不排除是一種情緒記憶的表現。從文學意義上講，“作家的情緒記憶表現在他能記住自身的喜怒哀樂和情緒體驗，特別是遇到相似的境遇，他的情緒體驗會反復地重新浮現?！?劉恒,1990:236)這種記憶模式的表現更多地趨向于記憶的情感色彩，注重對記憶進行內在的情感轉化。然而，當莫里森再次花時間和精力來寫這個孩提時代的故事，并將之擴充為小說時，她應該是受“自內而發”的驅動，是她的“心聲”或“情態”的一種表露。她寫短篇的時間是1962年，可再次提筆卻是1965年。嚴格地說，從1965至1969年，莫里森一直在寫這個故事，此時據最初的故事已過去了好幾年，期間她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故。1964年，莫里森結束了六年婚姻生活，帶著兩個孩子，回到老家洛雷恩鎮(Lorain)居住。年末，她調入藍登書屋出版公司紐約總部，擔任教科書的編輯，搬至雪城(Syracuse)。

在雪城兩年多的日子里，她沒有朋友，也沒有參加任何社交活動。唯有三件事在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她雇了一個白人保姆；第二，因鄰居罵她是“蕩婦”，她花了兩萬美元打官司(起訴、撤訴)；第三，寫作。(Ron,2000:16)對于一名36歲的離異的職業女性來說，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在都市生活，期間的艱辛是不難想象的。僅因為鄰居的出言不遜，她便要法庭相見，可見其內心受傷的程度。晚上，當孩子們入睡之后，她才進入屬于自己的時間，靜下心來寫作?；仡欁约弘x婚后的生活，莫里森寫道：“好像什么都沒有剩下，除了我的想象。我沒有意志、沒有判斷、沒有觀點、沒有權力、沒有自信、沒有自我——只有這種諷刺、憂郁的殘酷感受和對詞的敬畏。我就像個有著不良習性的人那樣地寫作。背地里地、情不自禁地、偷偷摸摸地寫作。”(Mortiz,1979:265)從莫里森的自述中，可以發現，如果說莫里森之前寫故事是一種情緒記憶的話，那么此時的寫作應該是在一種“自內而發”的動力驅使下進行的。用她之所以能自發地、情不自禁地進行創作是因為“小說可以幫助人們看到他們正在探索，正在渴望的東西。小說展示了人們的夢想而又超越了人們的夢想，小說為人們的想象打開了新的天地?！?阿米斯,1987:91)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創作，莫里森是通過整理自己獨特的人生經驗與社會歷史的感受，以黑人女性的獨特視角進行寫作的。這樣一種視角，顯然有著天然的優勢。一方面，作為黑人，她能以處于邊緣地位的個體的體驗去貼近創作，因而她能由內向外，探討一些白人作家難以涉及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黑人女性，她又能寫出被黑人男性作家所忽略的主題或藝術表:現形式。實際上，在莫里森之前，有影響力的黑人男性作家，如，賴特(RichardWright)、埃利森(RalphEllison)、鮑德溫(JamesBaldwin)，他們關注的只是充滿男性意識的種族沖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為在種族歧視和經濟壓迫下的黑人男性。因此，他們的作品中存在“重男輕女”的現象。(王守仁,2004:19)對此，基爾帕特里克博士曾評述說，“男性作家基本沒有或主要為婦女寫作，或在選擇材料、主題與語言時沒有意識到要考慮女性的批評。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每位女作家都在為男人寫作，哪怕像維吉尼亞•伍爾夫那樣本來為婦女寫作的人也是如此?！?Kilpatrick,1998:10)莫里森也因此發出感嘆：“沒有關于我的書，在我讀的文學作品中我根本不存在這個人，這個女人，這個黑人根本沒有自我?！?Russell,1988:45)莫里森雖語出驚人，有些夸張，但實屬事實。

每一個莫里森的研究者都會發現，她的早期創作與其個人的經歷之間形成某種對應性的精神結構。從作家的生活來看，第一部作品《最藍的眼睛》中故事正好對應莫里森讀小學的童年時期，那時的作者恰好和作品中的敘述者年紀相仿。同時，故事展開的時間也基本與她生活跨越的年代一致，特別3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作家精神成長的時期。盡管她的第二部小說《秀拉》并沒有直接指向她的生活，但小說的背景還是她熟悉的俄亥俄，探究的主題依然是黑人女性自我的追尋，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她本人正處于發現自我，建構自我的時期不無關系。關于莫里森早期作品中個人生活的影子，我們認為，這主要與她的藝術積累有關，其深層的原因卻在于對內心的苦悶宣泄式的表達。在后期創作中，如《寵兒》、《天堂》、《愛》和《仁慈》莫里森已從對當代黑人文化、生活、情愛的關注轉而對黑人歷史的發掘，在批判主流文化對黑人的歧視、戕害的同時，她也在反思黑人的歷史和黑人自身存在的問題。相對于后期創作，莫里森的早期作品雖在創作的主題和藝術上沒有后期作品視野的寬闊、敘事藝術的圓熟以及思想的深廣，但都毫無例外地是從她內心深處流出來的音符。所以，無論是她的早期創作，還是她后來的“創作向內轉”，我們都可以從她創作的內驅力找到根源?？梢姡苿幽锷瓘氖挛膶W創作的動因對其日后的創作狀態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同時在題材的選取以及藝術個性的構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那么，莫里森本人又是怎樣看待自己的創作呢？“我都喜歡它們（寫作、教學和編書），但是沒有它（寫作）我就無法生活，只有寫作。我想，即使所有出版人都消失了，無論如何我都會寫作，因為它是我無法克制的沖動。寫作，以這種方式思考?！?Taylor-Guthrie,1994:23-24)顯而易見，創作在莫里森的生活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還是一種思考方式。換言之，誘發莫里森創作動因，除了個人的心理因素外，還有十分重要的外部原因，即那個推動她思考的20世紀60、70年代。

二、外在因素

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一個暴風驟雨般的年代”。這一時期，美國曾爆發過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運動、性解放運動、新左派運動、反主流文化一系列社會抗議活動，其宗旨在于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平等權利，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改變歷史的法律，如民權法案、選舉權法、移民法、戰爭授權法案等。但是，這些運動或改革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畢竟自由主義民主政府的承諾與社會現實存在很大差距，由此也引發了許多的社會問題，新左派運動批判了美國整個制度，在自由主義鐵幕上打開了一道難以彌合的缺口，反主流文化運動則沖擊了傳統的價值觀，致使家庭結構和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因此這一時期又被稱為“一個幻想破滅、憤怒和恐懼的年代?！?林克,1983:345)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員，尤其是作為黑人、女性，莫里森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時代的變化。雖然，她的青年時代基本上與黑人民權運動同步，她還經歷了女權主義運動，但時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看到她直接參加這些運動的文字材料，然而，這并不表明莫里森與這些運動就沒有聯系，她對此沒有思考。據蘇珊•布雷克(SusanBlake)的研究，莫里森在1974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書評和時事評論多達28篇。(Blake,1984:188-190)莫里森沒有卷入這些運動的原因，或許是她的第二個兒子剛剛出世，需要照顧。事實上，莫里森對取消種族隔離和女權主義運動有著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她充分認識到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服務于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取消隔離對于黑人意味著什么，即黑人不會再有好的學校、好的教育，因為僅僅將黑人和白人混合在一起是解決不了黑人問題的。(Lester,1988:51)她意識到，“當每扇參與白人社會的大門都敞開時，則意味著另一扇通向黑人文化之門面臨閉合的危險。”(Russell,1988:45)應該說，莫里森的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反映了她對黑人文化身份的自覺思考，以及她對此的重視態度。

60年代后期，黑人民權運動開始從非暴力斗爭走向黑人權利運動(BlackPowerMovement)，提出了“黑色即美”的政治口號，莫里森這樣評論道：“即使最美好的事物發生在這個世界上，即使就這一運動的收獲和目標而論，它的結果是完美的，可是，沒有人察覺到，沒有人告訴我，它過于容易。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口號：‘黑色即美’。在這個國家中，當一個黑人小女孩并不那么容易?！?Taylor-Guthrie,1994:199)莫里森認為，在審美標準中，采用“黑色”置換“白色”，這種做法過于簡單，無法抵抗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話語，同時也在無意中重復了白人文化價值觀與審美取向。莫里森闡述了其理由：“年輕人喜歡這個口號——美，人體美，對他們很重要(正如在學?！笆軞g迎”對他們很重要一樣)。畢竟，他們在瑪里琳，美國小姐以及法國小姐的影響下長大。年紀大的人也喜歡這個口號，因為它仿佛把他們從令人煩躁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中解放出來。但是總體而言，白人喜歡這個口號，因為終于有人大聲說出他們一直努力隱藏的問題：這證明他們對非白人有無可抗拒的魅力?！?Morrison,1974:88)顯然，莫里森對這一影響巨大的政治口號提出了質疑。當然，這一口號的提出有助于黑人的自我肯定，增強民族的自豪感，在黑人中間建立起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但是如果黑人追隨白人的價值，他們顯然卻沒有出路的?？梢哉f，莫里森的《最藍的眼睛》是對黑人權利運動的反思與回應。她通過一個黑人小女孩渴求只有白人才可能擁有的藍眼睛的荒唐行為反映了“身體美”這一充滿了種族歧視含義的觀念對黑人的貽害無窮，同時還強調“由于一種文化企圖不恰當地將自身價值強加于另一種文化而產生真理的顛倒?！?Christian,1980:2)1971年莫里森發表了《黑人婦女對婦女解放的思考》。在這篇文章中，她亮出了自己的聲音，表明對白人女性主義運動的不信任：“黑人婦女是怎么認為婦女解放的?是不信任。認為它是白人的，所以也就是可疑的。盡管黑人世界的解放運動一直是白人女權主義的催化劑。黑人婦女不想再被別人利用來獲得權力——種小心謹慎地把她們排除在外的權力。她們觀察著白人婦女，把她們看作敵人——因為她們知道種族偏見不僅僅局限于白人男性當中。因為“婦女解放給人的早期印象是個精英組織，由關注階級(大部分婦女在專業領域工作)的中上層婦女構成，不關心絕大部分黑人婦女的問題。”(Morrison,1971:18)在莫里森看來，由精英知識分子領導的白人女性主義運動忽略了邊緣婦女的聲音和存在，因而不值得信任。同時她還借黑人女性艾達•劉易斯(IdaLewis)的話，強調了女性主義運動應考慮種族的因素，不能用“女性”身份囊括所有的差異個體：“但是如果我們談到解放運動的話，作為黑人婦女，我會從黑人的角度看待我的責任，而黑人婦女的責任是繼續與黑人男性一道為黑人的解放與自決并肩戰斗。白人的權力不是用來保護我們黑人婦女的。我們也無法簡單地把自己看成美國婦女，因為我們是黑人婦女，因此，我們一定要有效地處理黑人社區的事務。”(Morrison,1971:19)莫里森認為，黑人婦女雖在爭取黑人權力方面與黑人男性有著共同的追求，但與黑人男性又存在分歧。黑人男性一直把他們在外面遭受的屈辱發泄在家里。由于了解黑人男性在社會上的處境與地位，黑人妻子們默默忍受了他們的無名怒火，但她們也經常反抗，并沒有真正成為男性的奴隸。與男性相比，黑人婦女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正是因為黑人女性無所依靠，他們創造了自己，因而被賦予了一種獨立的人格與前所未有的自尊。在一定意義上，《秀拉》的創作是對白人女性主義運動的反思與超越?！跋癞敶≌f中其他黑人女性一樣，秀拉沒有政治意識，從來沒有把她尋求自我的奮斗和黑人女性的集體苦難聯系在一起。”(Moore-Gilbert,1997:223)她獨自發動了一場顛覆男權世界的戰爭，不顧社會的唾棄狂熱地追求性自由，但最終卻成了白人強勢文化下“性解放”的犧牲品。通過秀拉的悲劇，莫里森旨在表明：黑人女性的自我價值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民族文化之中，女性在追求自我獨立、自我價值實現的同時應和黑人的民族文化傳統深深地聯系在一起。(李喜芬,2005:83)1977年，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Smith)在《邁向黑人女性主義批評》(TowardaBlackFeministCriticism)一文中指出，《秀拉》是一部充滿復雜性的文本，只有新的理論——黑人女性主義批評才能闡釋它。(Smith,2000:167)由此看來，莫里森的創作對黑人女性文學、黑人文化發展起著十分的重要的作用。

此外，黑人女性文學的市場需求也是促使莫里森創作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黑人民權運動的直接影響之一就是黑人學的興起，有關黑人歷史、文化的書籍受到讀者的重視，這也是當時出版公司招聘黑人編輯的原因。然而，1960年代末，當莫里森開始創作時，只有少得可憐的黑人女性作家的書出版。1959年，僅波勒•米歇爾(PauleMarshall)發表了小說《褐姑娘，褐磚房》(BrownGirl，Brownstones,1959)，洛林•漢斯貝里(LorraineHansberry)創作的劇本《日光下的葡萄干》(ARaisinintheSun,1959)在百老匯上演，反映黑人女性經歷的書在圖書市場上更是少見。像杰茜•福賽特(JessieFauset)、佐拉•尼爾•赫斯頓(ZolaNealeHurston)、安•佩特里(AnnPetry)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大部分已經絕版。新一代作家，如瑪雅•安吉羅(MayaAngelou)、羅莎•蓋伊(RosaGuy)、艾麗絲•沃克(AliceWalker)又還在創作中。所以說，書寫黑人自己的作品不排除也是莫里森創作的動機之一。

三、小結

從我們對莫里森的創作動機闡釋中，我們不難發現，文學創作動因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馬斯洛將人的需要（動機）分成由低到高多個層級，并認為，社會的人首先必須滿足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要，然后才能依次滿足安全感、歸屬感、愛和被愛感以及成就感。實質上，文學創作也是如此，它是由幾個或者全部的基本需要同時促成的，因為由一種動機引起的創作是難以長久，難以持續終生的。我們還必須看到，文學創作的動機與文學存在的狀態也是密切相關的，在很大程度上關涉文學的發展。當然，如果作家放棄了時代精神與思考，缺乏崇高感和使命感，那么，文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