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浙江潮對新文學的催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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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文學的生成、發展，同借鑒日本文學有著至深關系。中國新文學史上有三個大型留學生群體(蘇俄、歐美、日本)，其中以日本留學生群體規模最大，人數最眾，以至于郭沫若曾做過這樣的表述:“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

此說雖不免過譽，但也大體上反映了中國新文學初期對外來文學的接受狀況。從19世紀末，中國便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留學生數量最多的就在交通便捷、文化同源、國情相近的日本。這批留日學生后來有相當部分從事文學，有的還成為中國現代文壇巨子，這就使得中國新文學與日本文學有著天然的淵源關系。日本近現代文學產生許多新質，主要得益于西方文學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國作家接受日本文學思潮，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通過日本這個“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學新潮。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產生的中國新文學深受過“日本的洗禮”，應是有充分依據的。在聲勢壯闊的日本留學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應是浙江留日作家群體。無論是留日學生人數之多，還是從日本走出的作家日后對中國新文學貢獻之大，浙江都是首屈一指的。在19－20世紀之交的文化轉型中，浙江學人跨出國門人數之眾居于全國上乘，且率先抵達、最為集結的留學地就是日本。在1898年維新變法期間，浙江求是書院等學堂就已開始派遣留學生去日本。20世紀初，浙江官府派遣留學生數量大增。據《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三次報告》，自癸卯(1903年)三月起至九月止，全國赴日留學生總數1058人，浙江達142人，僅次于面積、人口比浙江大一倍的江蘇省(175人)占第二位。〔2〕此后幾年，浙江自費留日學生激增，留學生數量更呈持續上漲趨勢。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黃金十年”(1898－1908)，也是浙江留日潮形成時期。這樣，就從浙江走出了一茬又一茬留日學生隊伍，同時也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與聲勢的日本留學生作家群體，其中特別知名的作家就有王國維、錢玄同、周氏(樹人、作人)兄弟、許壽裳、蔣百里、沈氏(尹默、兼士、士遠)兄弟、郁氏(曼陀、達夫)兄弟、豐子愷、夏丏尊、劉大白等。這個留學生群體日后便成為浙江新文學作家群的重要構成，也成為建構“五四”新文學的中堅力量。審視浙江留日作家群在一個特定時期的生成，主要取決于三層因素。一是緣于“小傳統”地域固有的文化精神。浙江作為“面海的中國”的一部分，賦予人們一種樂于外向拓展、積極進取的文化性格。此地文人學士大抵不失“好動”的習性:所謂“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3〕是對此的生動注腳。因此在一個時期內留學生隊伍集結，實由這個區域文化場積淀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所致。特別是在19、20世紀之交文化思潮大裂變、中西文化激烈沖撞之際，這里尤會得風氣之先，使外向拓展意識獲得加倍張揚的機遇和可能。二是地理區位優勢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與日本有地緣和文化上的接近優勢，空間距離近，文化也有相似性。維新變法期間張之洞就主張派遣留學生赴日，認為“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而“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其中的理由就是“路近省費”，語言又相近，能夠獲得“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的效果。

浙江與日本僅一海之隔，更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當年赴鄰邦日本是來去自由、無需簽證，這無疑成為浙江學人留學的首選之地。三是作為東方文化圈中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的日本，對中國學生特別具有吸引力。近鄰的異域新風吹拂，使他們強烈感受到勇迎世界潮流實為當務之急，出洋留學遂成不二選擇;而留學日本，同樣可以感知世界新潮，日本的可見可及的榜樣，使他們受惠甚多，更強固了他們從異域新風中汲取教益的意愿。當年赴日留學生創辦的《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國留洋獲取“新學”，并開出了“興國”、“救浙”的方略:“救之之策，則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則出洋留學是也。”〔5〕這顯然是親歷了近鄰“新風”以后獲得的感受。浙江留日作家群便是在上述歷史文化背景中凸現的。一種自覺的外向拓展意識，和盡力追趕世界文化新潮的強烈意愿，是催動浙江學人歷盡艱辛走出國門的最主要驅動力。浙江“留日潮”的形成，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留日學生“寒門”子弟居多，他們大都無顯赫家世，也非出身富豪，經濟負擔相對較輕的日本倒成為他們理想的棲息地，因而也就有了奮發攻讀的動力。王國維曾渴慕新學，但“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游學，居恒泱泱”，他終得朋友資助赴日了卻其“游學”心愿;周氏兄弟家道中落，“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其“走異路，逃異地”也只能通過官費或自費形式走到日本。這倒是說明了一種精神的力量:浙江留日作家外出求學，并非只是追慕時尚，他們歷盡艱辛，遠涉重洋，向“洋鬼子”學習，完全是出諸外向拓展意識的自覺，為的滿足其吸納新知之所需。準此，才有他們在留學期間廣納博取世界文化新潮，對學問作窮本溯源的探察與思考，也才有他們以充足的學識儲備，在日后中國新文學的開創和建設中的廣泛建功。浙江留日作家群對中國新文學的建樹，突出地反映在新文學的“發生期”。正是浙江留日作家的先導性文學思想引領了新文學潮流，其文學思想和創作占據著中國新文學的各路要津，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新文學的開創者、奠基人，新文學才有實質意義上的“發生”。因此，研究浙江留日作家群的貢獻，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便是其對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學意義。

論及中國新文學的發生，不可割斷它與其“前夜”時期(晚清)文學已經逐漸顯現的“現代性”的緊密聯系。就如人們發問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事實確是如此，正是由于在中國新文學“前夜”的預演中，已涌動著一股力求融合世界文化新潮、強烈要求變革的文化潮流，已有一些思想敏銳、目光如炬的改革者開始在文學領域內實施向“現代”方向的沖擊，這才有其后聲勢更壯的新文學運動的到來。這當中，留日“浙江潮”的強勢凸現，便形成一種奪目的景觀，從中映現著浙江留日群體對新文學不可或缺的催生意義。20世紀初在新舊文化轉型之際，一個名之為《浙江潮》的刊物在日本東京創辦，應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該刊第1期“發刊詞”有云:“(1902年)歲十月，浙江人之留學于東京者百有一人，組織一同鄉會。既成，眷念故國其心惻以動，乃謀集眾出一雜志，題曰‘浙江潮’”。這是留日“浙江潮”群體“發大聲于海上”的一次集中展示，標示著在“二十世紀之大風潮”剛剛到來之際，浙江留日學生便夾帶著深重的憂患意識，緊緊抓住新世紀到來的機運作一次激越而悲壯出演的強烈愿望。《浙江潮》發表文章明確宣示要弘揚“浙江省文明之中心點”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要承續“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藝界”的歷史擔當精神，提出融合世界文化新潮的全新理念:“且將挾其一切哲理，一切藝術，乘此滾滾汩汩飛沙走石二十世紀之潮流，以與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換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異彩”，〔7〕不難看出新世紀初新一代浙江學人對世界文化新潮的敏銳感知。從《浙江潮》曾走出魯迅、周作人、蔣百里、許壽裳等浙籍新文化先驅，他們日后都成為中國新文學的重要開創者。由此顯示的意義是，“浙江潮”作為一種象征，其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滾滾向前流動的“浙江潮”，正標志著包括文學家在內的浙江留日群體挾20世紀文化大潮而進的趨向，他們必當在未來中國新文學的開創和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浙江留日作家在新文學發生“前夜”，就已顯露出向“現代”方向發起沖擊的努力。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浙江留日作家群的三位先驅者:王國維和周氏(樹人、作人)兄弟。誠如人們已經指出的，在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之際，對中國新文學的“新質”有所探究的，正是在日本留學期間已有過一段探索歷程的王國維和周氏兄弟:王國維“引進西方美學，融匯中國古典文論與西方藝術理論而自鑄體系，奠定了現代純文學批評的基礎”;周氏兄弟則“進一步吸收西方文學理論，形成和提出了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意義、較全面的新文學觀，開‘五四’文學思潮先聲”。

的確，作為新舊世紀之交率先感受世界文明新風的一代知識分子代表，王國維和周氏兄弟從日本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在歷史急切呼喚獨具眼力的思想文化改革者時登上了歷史的前臺，成為中國新文學的強有力的呼喚者。王國維在舊學的環境中長大，有很深的舊學根底。但舊學積累之深，也使他生出許多懷疑精神，因而從年輕時代開始即傾慕西學，企望汲取新學以對舊學有所改造。1901年和1911年，王國維兩度留學日本，廣泛吸收西學后使他大開眼界，于是就有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建構全新文學觀念的執著探究。其對革新中國文學的先導性，突出表現在:他是近代以來系統引進西方美學和文學觀念在中國建構“純文學”理論體系的第一人。之所以能達到如是高度，就在于他具有廣納新學的開闊胸襟和視野。他以新的價值理念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對新舊文化/文學的相互關系等問題的探討深入到本質層面，遂有他刷新中國文學理論的大膽探索與嘗試。其文學思想的核心，是揭示文藝的審美本質，形成和提出自己的“純文學觀”，對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文以載道”和封建教化文學觀提出針鋒相對的批評。王國維的“純文學觀”和文學批評思想，帶有鮮明的“現代”色彩，在當時可謂空谷足音，具有顯著的先鋒性和超前性，其提出的帶有體系性的文學思想，標志著我國于古今、中西之間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藝思潮已加速了向“現代”邁進的步伐，它對于中國新文學思潮的催生無疑起著極大的導引作用。周氏兄弟留日期間對新文學的探索，比之于王國維似有更深入、拓展的認識。他們的突出貢獻是，能夠對已萌生的新的文學思想整合為一種較為系統的新文學觀，從而對“新文學”的誕生作出更為急切、熱烈的呼喚。與王國維作文學理論研究不同，周氏兄弟赴日留學，開初并非專治文學，他們是從中國舊文學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學”建設者甚少，因而在日本留學期間就開始了對文學改革和建設的直接介入，周樹人的棄醫從文便始于其時，周作人始學法政但其所重也在文化/文學思潮方面。他們留日期間的文學理論建樹，已見出他們于“新文學”建設早有著預設性思考，許多觀點實際上已“開‘五四’文學先聲”。從周樹人發表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周作人發表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等文中已可看出，他們當時形成的文學觀對其后的“五四”新文學革命產生了直接影響。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一文專論文學，提出了當時較為全面、系統的現代文學觀，闡釋文學“不可缺者三狀:具神思、能感興、有美致”，揭橥文學的意義是在“趣人心以進于高尚也”等，都給人耳目一新。

無怪乎有此評價:“就引進西方理論以建設中國現代文學觀而言，周作人這篇《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具有里程碑的意義。”〔9〕更難能可貴的是:基于改革文學的強烈愿望，他們還看出了“前夜”時期文學改良運動的不徹底性，痛感“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于中國”，因此主張以更開闊的視野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并熱切呼喚“第二維新之聲，亦將再舉”(《文化偏至論》)，這實際上已在殷切期盼一場新的文化、文學革命早早到來。有此理論自覺，再跨前一步，對新文學作出更深層次的探究，必促成中國文學向“現代”的全面轉型，新文學的發生便是可以期待的。

中國新文學以“五四”為光輝起點。受到“日本洗禮”的留日作家在“五四”新文壇的“建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留日作家中聲勢最壯且多以文學精粹力量顯現的“浙江潮”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是，留日“浙江潮”在新文學起步階段主導文學新潮的實質性意義就會充分凸顯，從而顯出其又一種新文學的發生學意義。留日作家透過深切的“日本體驗”，完成了接受主體的自我激活，就會在歷史提供某種機緣時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表現欲與沖擊力，表達前所未有的新鮮感悟，這會有效地推動中國新文學的發生。浙江留日作家群于“五四”前后以整體凸顯的態勢介入新文學運動，他們以在異域接受的以“立人”為基礎建立的知識結構、文化視野，用以審視、反觀自身的文學世界，必產生強烈的變革要求，形成開拓現代文學的全新理念。其文學思想的先導性，不只是部分觀念的更新，而是對整個新文學運動都帶有擇定方向和路標的意義。這突出地反映在“五四文學”主潮———個性主義思潮的建構上。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是從“人的發現”、“人的覺醒”開始的。可以說，張揚個性主義思潮，確立“人的文學”觀念，是中國新文學誕生期的一股強勁潮流，它對改變整個中國文學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作用，為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石。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帶有方向性的路標恰恰是由浙江留日作家首先擇定的。如前所述，在新文學“前夜”期，個性主義思潮的有力闡揚者，正是受到日本個性主義思潮熏染與啟迪的留日作家周氏兄弟等。新文學開創階段，他們一如既往鼓吹個性主義思潮，不但將以往的“日本體驗”激活成建構新文學的創造力，又繼續引進日本文學新潮，并將其引入新文學的創建上，遂使文學革命真正落到實處。眾所周知，“五四文學”中提倡個性主義思潮、揭示新文學本質的標志性成果，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該文將新文學的本質界定為重新“發現人”，張揚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要求文學“講人道，愛人類”，目的在助成人性的健全發展，讓文學回到“人”自身那里去，這無疑指示了未來新文學的合理走向。“人的文學”理論一出，曾使許多新文學者茅塞頓開:“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奠定了新文學的形式，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奠定了新文學的內容”;“今后的新文學，應該是周作人所說的‘人的文學’”。〔10〕“人的文學”遂成為“五四”新文學的基本主題。應當指出，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理論，倡揚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既不同于基督教廣濟博施、自我犧牲的人道主義，也不同于車爾尼雪夫斯基以獲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滿足為原則的合理的利己主義，更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發展的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其理論來源應出于日本的白樺派。周作人說過:“我的確很受過《白樺》的影響”。

他于1919年寫作《人的文學》時，正是以武者小路實篤為代表的提倡“恢復人的尊嚴、探尋個性發展之路”的白樺派文學理論輸入中國后不久，對照其闡述的重“個人”的“人間本位主義”，正同武者提出的“為了人類的成長，首先需要個人的成長”等觀點如出一轍，〔12〕很顯然他是把白樺派理論加以消化吸收，建構了對中國新文學至為重要的文學觀。這里顯示的正是留日作家不斷吸收日本文學新潮對中國新文學的發生意義。中國新文學“發生期”即頗流行的各種文學創作思潮，諸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大都是從西方移植的，這對于我國新文學產生諸多“新質”也有不可或缺的意義。但考究中國文學新潮的接受源，大抵是通過日本這個“中介”，并不直接取自西方，則留日作家引進世界文學新潮、推動新文學發生的意義也不可低估。這當中，浙江留日作家依然擔負著引領潮流的角色。最早引入的是寫實主義。“寫實”、“寫實主義”概念，通常認為是從西方引進的，其實這是日本學者從西方的“real•realism”一詞中譯出的漢字詞匯。我國留日學者梁啟超、王國維最早使用“寫實”一詞，而較為系統引進、介紹日本寫實主義理論的則是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講演中，他對“提倡寫實主義”的坪內逍遙的理論著作《小說神髓》大加贊賞，具體闡述寫實主義的種種特征，對我國新文學早期寫實主義的流布產生重要影響。我國第一個大型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力主寫實主義，自然也擴大了此種影響，而文研會發起人以浙江留日作家為主體，〔13〕他們熱心鼓吹此種思潮當然也可以理解。中國現代浪漫主義取自日本更為明顯。浪漫主義思潮在歐洲早已偃旗息鼓，但它卻成為19世紀末期日本文學的主潮，到20世紀初仍余波尚存。中國留日學生大都在20世紀初年到日本，其時日本文壇對西方浪漫主義作家作品的譯介非但沒有停頓，反而大有方興未艾之勢。

受到這樣一種環境的熏陶，中國留日作家特別鐘情于浪漫主義是極為自然的。浙江留日作家的貢獻除早年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開介紹西方浪漫主義的先河外，另一浪漫文學重鎮是郁達夫。郁達夫對日本浪漫文學的移植，包括理論上的介紹和借鑒日本的“私小說”創制別具一格的“自敘傳”小說，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這些例證從幾個側面印證了浙江留日作家推動文學新潮的作用，其對新文學的催生意義自不可小覷。作為中國新文學“發生期”新興創作潮流顯現的，是浙江留日作家為新文學提供了第一批體現全新文學理念的創作成果，在一種最具實質性的意義層面上顯示出對新文學的建構之功。對于留日作家而言，他們在日本獲得的最直接的體驗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缺失已與世界文學新潮拉開很大的距離，強烈感受到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應當擁有自己的創造才能，文學亦然，文學的更新是“激活現代中國文化創造力”的一種有效途徑。這種“日本體驗”的深度便有效地轉化成了文學創作的深度，從而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驗層次上完成了從異域重返本土進行內在開掘的歷程。魯迅的“日本體驗”使其完成了異于他人的以現性為基礎的批判型思想家、文學家的建構，他在留日期間即確立棄醫從文的意愿，主張以文藝來照亮國民心靈，改良國民性，實現“立人”和建立“人國”的目標，這無疑接通了他其后走向《狂人日記》、《藥》、《阿Q正傳》等一系列創作的道路。其余浙江留日作家大體上承襲著魯迅的道路，這決定了他們在建構“五四”新興形態“人的文學”中有所作為。其它的文學創作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在自由平等、人格獨立、個性解放思潮鼓舞下，表現人的意識的覺醒和人的價值、尊嚴的被確認。這一股“人的文學”潮流的涌現，無疑對新文學的現代走向產生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