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凈文學分類歸屬和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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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文學總集或政史類著作中，常常有諸如納諫、諫凈、忠諫等等的類目。與諫有關的類目，是封建社會君權有限的儒家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是古代士大夫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具體實踐。《說文》解釋為“諫，證也”，“凈，止也”，二者都是直言規勸的意思。11諫凈不但是古代下級對上級的一種言說方式，而且目的是要阻止或改變上級的行為，這與一般陳事的奏疏也有別。《文章辨體》有言“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少處諫的行為，具體開始于什么時候已經無從詳考。后人曾經把《尚書》的文體總結為六類:典、漠、訓、浩、誓、命。其中的“訓”類是大臣勸諫警誡年輕君王的言論。比如《商書》的《伊訓》篇是伊尹訓誡太甲，《高宗形日》是祖己訓誡祖庚;《周書》的《旅聳》記載召公誡武王，《無逸》是周公誡成王的例子;又有《五子之歌》，相傳是夏啟的兒子太康失國，太康的五個兄弟在洛水之曲等待他，以祖先大禹的遺訓勸誡太康。嘆說文》曰:“訓，說教也”，與“諫”、“凈”的意義同源，以上所列舉的“訓”的例子實際上就是后來的“諫診”。郭英德先生認為，早期的文體名稱與人們在特定場合相關的言說有關，“人們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為了達到某種社會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說行為，這種特定的言說行為派生出相應的言辭樣式，于是人們就用這種言說行為(動詞)指稱相應的言辭樣式(名詞)，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體。’卞呵以說，《尚書》中幾種文體的命名形式，就能對這個觀點進行很好的證明。同時也說明，進諫的行為伴隨著君主制時代的產生而產生了。

在春秋以前，貴族的進諫采取的是當面陳辭的方式。而戰國以后，文書制度漸趨完善，文學趨向于文本化，口頭陳辭逐漸向上書言事變化，這個變化《戰國策》中有若干材料可以證明。如《趙策》之《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一文，開篇即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于大王御史”，又有《為齊獻書趙王》篇，又《魏策》之《獻書秦王》等閻，戰國各諸侯國君與游說的縱橫家們交流，往往只先接收使者帶來的書信，而并不立刻接見使者的實情，均可證明戰國以后文書制度的漸趨發達。然而有關諫凈的文章，似乎還大多保持著口頭陳辭的傳統，比如《趙太后新用事》、《莊辛謂楚襄王》等，就是當面陳辭的典型。并且，諫凈也逐漸有了“直諫”和“諷諫”之分。如果對歷史上這些關乎諫凈的材料作一個歸類，就會發現不同的文章著作、不同的的史籍遺留下來的材料，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有的是辭藻富贍、感情激蕩的文學佳篇，如《文選》、《文苑英華》等保留的關乎諫凈的文章，有的則只是一些雜七雜八的史料，多數是史官或一些文人記載的史事，僅僅是為了說明事理，多保存在歷代的正史、別史等史籍中，如《唐會要)、(清稗類鈔)等就有諫凈的類目。自然，如果從文學的角度認識諫凈，這些以史料意義為主的類目是不應包括在內的。緣于功能的制約，諫凈一開始就和政治聯系在一起，而且和奏議之間形成了無法分割的關系。古人認為“按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

呵譽王在《典論•論文》中提出四科八體時，奏議已經是一類風格清晰的文體，“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誅尚實，詩賦欲麗”7，奏議類文章的特點是莊重典雅，奏議作為古代文體的一個大類，一直貫穿了封建社會的始終。晚清姚鼎從文體的功能出發，把文體分為十三類，“奏議類”就是十三大類之一。可是對于諫凈的認識則不是這樣:雖然《文章緣起》、(文心雕龍》、《文體明辨》等著作不列諫凈的類目，可是如《三國志文類》卻設“諫凈”為其23種類目之一，(文苑英華》也有“諫凈”的類目，隸屬于“啟”類，是“啟”類的12子目之一;吳吶的《文章辨體)，分文體為59類，其中有“論諫”一類，是與諫凈類似的另一稱謂。這些文章總集或文體著作，體現著編者的文體分類意識，由此可以感知，古人有將諫凈當作是一種文體的傾向，但是又沒有形成比較固定的認識，這與古人對奏議的認識是不同的。另外，隸屬于奏疏類的其它一些文體，也有反映的內容是關于“諫凈”的主題的。盡管這些文體的名稱各異，比如:劉向《極諫用外戚封事》、胡銼《戊午上高宗封事》以“封事”命名，李斯《諫逐客書》、枚乘《上書諫昊王》、陳子昂《諫用刑書》、蘇軾《上神宗皇帝書》等，文體為“書”，陳蕃《理李膺等疏》、魏征《諫太宗十思疏》、楊昭儉《諫肴張彥澤疏》等，文體又為“疏”，《全唐文》里的李渤《處理投巨人奏》，又以“奏”命名，另諸葛亮《出師表》，又以“表”為名。姚卿《古文辭類纂》中言“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圣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漢以來有表、奏、疏、議、_L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尸.吐些文體名不同而實同，從功能上完全可以列于奏議類這一大類之下。以上所列舉的這些奏疏，內容都是“諫凈”的主題，但未必一定以“諫”為名。所以，如果將諫凈看作是奏疏中的一個小類，“名”與“實”又不能完全相合，無法按照文體的名稱給它歸類。因此，上述設置諫凈類目的著作，其分類的依據應該是從內容上考慮，然而這種說法又存在著新的問題，因為反映到文學中的“諫凈”內容，是并不完全只以奏疏的形式體現的。就古代諫凈的寫作而言，歷史上還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即它不但可以寫成直抒胸臆、慷慨陳詞的奏議，還可以寫成賦、寫成詩，比較幽約隱微的傳達諫者的思想情感。從楚辭開始，賦體就包含著諫凈的意識，宋玉的《風賦》是一篇較早的諷諫賦，漢大賦的寫作宗旨仍然“意在諷諫”，《說文》言“諷，誦也”，“諷諫”一詞，似乎微妙的傳達了諫凈的言說方式與口頭表達的關系，只是在后代的語言系統中又多了委婉言說之意。六朝時一些作家仿宋玉《風賦》而作“擬風賦”，往往有諷諫之意。如謝眺《擬風賦奉司徒教作》、沈約《擬風賦》、江淹《燈賦》等皆寓此意網。

用賦諷諫在唐代以后繼續有作品出現，杜牧的《阿房宮賦》“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感慨砒礪之語，一改漢賦“勸百而諷一”的范式，成為唐賦諷諫的千古名篇。敦煌俗賦也有寄寓諷諫之意的作品，如《燕子賦》中的燕子辛苦筑巢，但是筑成以后卻被黃雀占據，燕子最后上訴風理.矛盾得以調解，賦中的矛盾及其調和，正是影射了平民、貴族和皇權的關系。宋代李綱《迷樓賦》、孔武仲《吊隋場帝賦》、張舜民《長城賦》等諸家之賦p川，也大抵托古以寄寓對現實政治的諷諫之意。《詩經》則是以詩為諫的源頭，十五國風里的《J月‘風》、《齊一38一風》、(唐風》等都有很好的諷諫詩歌。比如《齊風》里的《載驅》、《敝筒》、《南山》諸篇，揭露和譏笑齊襄公和文姜兄妹通奸，又暗含了對魯桓公不敢約束妻子的譏諷。《唐風》里的《羔裘》篇，指責統治者不憐恤百姓。而《詩經》里最具規模的諷諫詩歌當屬《小雅》里的《雨無正》、‘小星》等篇章: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性，斬伐四國。炙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鄭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減，渡出為惡。如何昊天，碎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惜楷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資言則退。哀栽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伴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雨無正》靈天疾威，數于下士。謀擾回通，何日斯沮。謀減不從、不減覆用。我視謀擾，亦孔之鄧。渝淆挑挑，亦孔之哀。謀之其減，則具是違。謀之不減，則具是依。我視謀枕，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擾。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擾，匪先民是程，匪大擾是經。維爾言是聽，維爾言是爭。如彼筑室于道謀，是用不清于成。甲雖靡止，或圣或否。民雖靡膝，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骨以致。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及薄冰。—《小妥腳’l這兩首長篇所表現的層次謹然的體制、遷回曲折的語言以及深摯浩蕩的情感，說它們導引了后世諫凈文章的體式，應該并不為過。但是賦和詩與奏議類的諫凈文章不同的是，詩賦中諷諫的含義表達的比較幽約隱微，沒有文章那么直白，故而也才冠之以“諷諫”之名。這種區別，這里還可將同一位作家的諫凈詩文作個比較，史載魏征有一首諷諫詩歌流傳:太宗在洛陽，宴群臣于積草池。酒酣，各賦一事。……魏征斌《西漢)曰:“受降臨幟道，爭長超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草。”太宗曰:“魏征每言，必約我以禮”。llz]這首詩以《西漢》為題，如果沒有詩歌的寫作原因作為背景，是看不出諷諫的意味的，但是唐太宗卻感受到了“諫”味，這應該緣于君臣長期形成的語言默契。而如果同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lI: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俱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優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塞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黝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一段作個比較llm，詩與文之間語言上的隱約和直白、口氣上的婉曲和犀利的對比差別就非常明顯了。這種文意上的晦顯之別和文氣上的曲直之分，也說明了詩與文在諷諫方式上的巨大不同，文章的表達宛若刀槍正面交鋒，詩歌的傳遞卻更注重旁敲側擊。盡管如此，這只反映此類文學作.錄在風格卜的不同，不能說明作品思想指歸的差異。

以上的分析說明，諫凈文學這類在古代有特殊地位和價值的作品，并沒有一種完全獨立的外在表現形式承擔它內容的載體。“諫無定名”，一些意在“諫凈”的奏議不一定以諫命名，名稱不一定完全反映性質，諫凈文學常常能依附其它很多文體來表達。盡管如前文所述在古代文體著作里有著者曾留意過諫凈的類屬，試圖將其歸成一類，但是通過以卜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宏觀上卻很難規定它外在表現形式的體性。該如何去認識諫凈文學的存在，是對它進行整理研究的一個前提。當前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在當前的文體研究中，存在著一些自身難成一類，又無法歸屬于其它某種文體的分類，解決的辦法，是采取體名清除的辦法，將這種類別清除出去，不承認它是一種文伽閱。如前所述，將諫凈作為一種文體來看待，則會出現許多扦格難通之處，這一現象，也恰恰是中國古代在文章分類上沒有一個統一標準的又一例證，后人當引起注意。然而，不承認諫凈作為文體的獨立性，不等于不承認諫凈文學的存在。諫凈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中一類特征鮮明的作品，起源于“諫凈”這一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言說方式，這一提法似無不妥。

歷史上留下的關乎諫凈的史料很多，而可以稱得上文學作品的，除了文學總集中著錄的一些篇章而外，其它的還有待進一步的整理。理學家朱熹說:“今天下事只礙個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個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許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招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5晗段話講到真正的諫要不顧及人情、才能發自心聲，而在當時，實情并非如此。可見封建時代的諫凈也有著虛虛實實的差別。因此，在文學史上能占據一席之地的此類作品，尚須進行一定的爬羅剔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