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女性身體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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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性別觀念曾遭到普遍的質疑。不少文學研究者認為，此前的性別文化策略片面追求兩性在政治經濟權利方面的絕對相同，無形中掩蓋了男女的特征和差異?；谶@種批判前提，重新尋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為這一時期文化及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熱門話題。為了證明女性特質存在的合理性，當時的研究者普遍選擇了“天性”、“本能”、“自然”這樣不證自明的生物概念，即將女性特質看作是與“身”俱來的本質，兩性由于生理功能的不同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別特征。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由此從追求“男女平權”階段過渡到“男女有別”階段。然而，綜觀這一時期文學研究對女性身體的書寫卻不難發現，它并沒有在本質上超出傳統男權文化對女性之軀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無欲、貞節等元素依然被作為女性身體的“天性”保留下來?？梢哉f，男權文化傳統中的女體窠臼在此處別有意味地充當了反對“性別同一化”的武器。

一、重塑柔美弱小的女性身體形象

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中，一系列從外在形象到行為舉止都很接近傳統男性的女性人物引起了學界的警惕。這些女性沒有柔美的身體曲線、溫柔的聲音和文雅的舉止，其外部特征與男性沒有明顯的差異。比如《我在哪兒錯過了你》中的女主人公是這樣的：如果不是時時能聽到她在用售票員那幾乎沒有區別的、職業化的腔調掩去女性圓潤悅耳的聲音吆喝著報站，光憑她穿著那件沒有腰身的駝絨領藍布短大衣，準會被淹沒在一片灰藍色的人堆里，很難分辨！她在車門旁跳上跳下，蹬一雙高腰豬皮靴，靴面上濺滿了泥漿。她不客氣地緊催著上下車的人，或者干脆動手去推……①這種“男性化”的女性身體形象引起了學者們“同情的批判”。他們雖然承認這類女性是特定時代文化扭曲的結果，但卻將之嚴格地劃出“常態”女性的范疇。不少學者認為，建國以來高度統一的政治文化政策以硬朗、粗糙的男性形象強行塑造女性，她們要按照男性的體力標準去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在此背景下，表現傳統女性柔美特征的服飾都會被斥為資產階級情調，體力上的示弱也會被當作勞動道德的缺陷加以批判。作為文化意義上的反撥，80年代的研究者多將“柔美溫婉”看作是女性外形的“天然”之態———線條柔美、聲音圓潤、舉止端莊的女性被認為是“健全”的。還有一些研究者將“弱小”當成女性的天生特質，即認為女性在體力、智力等方面相對于男性而言具有天然的弱勢。這種源自身體的弱勢感明顯地體現在對女性受壓迫地位的看法上。

不少學者認為，在特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身單力薄”的女性必然處于受壓迫的地位，這種狀況在現階段中國還將繼續存在。有批評者指出：“在我國，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仍未根本改變?！捎谖覈F階段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下，大部分勞動還是主要靠笨重的體力支出，這樣，身單力薄的女子在社會生產中不能不處于次要地位。”②這種典型的生物決定論觀點在女性的體能與其歷史地位之間建立了某種必然聯系。肉身的“匱乏”不僅被看成是女性受壓迫的歷史原因，也被看成是現代女性發展的阻滯力量。女性作為體能和智力的劣勢群體，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與之相當的地位。比如這樣的論述：“有成就的中年婦女，承受著照料家庭和事業競爭的雙重負擔，智力上優勢的強度和持久度也總是低于自己逐漸上升的生理劣勢。這種不公正是上帝的錯誤，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把這種劣勢變為優勢?！雹墼谶@樣的論調中，女性的肉身成為阻滯其發展的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還有的研究將女性身體之弱與其文學創作的文體特征相聯系，認為女性身體的弱小決定了文風的柔弱。比如：“（女性創作）與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嬌小、輕巧、柔弱、圓潤、溫和、和諧……諸如此類的特點，往往在女性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雹苤档米⒁獾氖牵P于身體的“弱勢感”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一些女性學者那里。她們默認了關于女性身體弱小、匱乏的文化描述，并認為這種特質完全出于自然之手，是女性無法抗拒的生物命運。一種自卑感和無奈感時常流露在研究文本中。值得我們反思之處在于，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對“柔美”、“弱小”等特質的強調來反撥建國以來社會文化對女性特殊性的抹煞，然而，這種反撥仍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場域內進行的，批評者對女性之“柔弱”的強化實質上正是傳統男權文化的欲望想象：“在古典文學、哲學作品中，諸如《詩經》、《列子》、《朱子》、《淮南子》中關于美女基本標準是這樣的：年輕纖巧，曲線優美，柔若無骨，削肩細頸，罩在華美緊身緞子下的肌膚美如凝脂，纖纖玉手，額頭凈白，耳垂突出，烏發、別有精致發卡，眉毛濃而黑，眼睛清澈如水，聲音嬌媚，鼻子高挺，唇紅齒白，優雅大方?！雹莶浑y看出，此期文學研究中的女體想象與中國古典的美女標準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同時，一些批評者也夸大了女性的“身單力薄”所具有的社會、歷史的普遍意義。不論是在女性群體內部還是相對于男性而言，由于地域、種族、勞動方式和社會文化的不同，女性的體形和體能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身體差異未見得小于男性與女性的群體差異。將“身單力薄”作為女性身體的普遍特質，某種程度上透露出男性中心意識或潛意識中對女性的控制欲望。而一些女性研究者對“強壯”身體的潛在渴慕，也透露出她們對女性自身的文化價值尚缺少性別自信。在人類的社會生產實踐中，“強壯”并非衡量勞動力價值的唯一標準。男性固然在某些方面具有體力上的優勢，但也不乏相對弱勢的一面，比如嬰幼兒階段易夭折、耐力相對較差、平均壽命短等。事實上，在今天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女性身體通常具有的相對靈活、更富韌性、善于語言溝通等特點，已成為社會生產勞動力重要的構成要素。批評者對女性“身單力薄”的印象和焦慮，是將男權文化中的女體約束進行內化的結果，女性身體的弱勢感正是其文化弱勢感的體現。應該承認，新中國建立之后女性身體的“男性化”現象，確實不是一種合乎人身健康發展的正常狀態。然而其不合理之處并不只是在于抹殺兩性身體在生物屬性方面的客觀差異，更在于它無形中使女性喪失了自我支配身體的權利。這種支配權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根據自身體能條件自主選擇勞動方式的權利；二是按照個人意愿塑造自身形象的權利；三是在身體條件特殊不利的情況下，尋求社會制度保護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藍本的男性對身體的支配權同樣是匱乏的，而這一點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反思。實際上，人類身體的形態受自然環境、生產方式和社會文化的綜合影響，有著巨大的個體差異，因而并不存在某種符合“天性”的普遍意義上的性別身體特征。在人類早期的造像藝術中，基于對神秘生命和生殖的膜拜，以豐乳巨腹的女性最為常見，而男性雕像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不能與女像相提并論。我們很難從中看出“健碩的男性”和“柔弱的女性”這樣的形象區別⑥。對于充滿個體差異的人類群體來講，任何一種性別特征的模式化，都會抹煞和壓抑個體特征的存在。從身體形象的角度來講，正如硬朗、粗糙等特征不能成為女體形象的規定一樣，柔美、圓潤等特征同樣也不當以“天性”的名義成為女性身體的準則。當然，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研究者的確面臨復雜的情形：新中國成立以后男女兩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共同參與社會生產，在法律上擁有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谶@樣的現實，她們既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來掙脫那只隱形的“自然之手”，同時又要為了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與身體抗爭，這便陷入了兩難的處境。表現在批評態度上，則是新生的樂觀與發展的焦慮并存。一些女性采取回避“女”字的權宜之計來緩解這種性別焦慮，即明確反對被特別指稱為“女作家”或“女學者”。如果說對“女”字的格外強調反映出男權文化對女性整體能力的輕視甚至否定，那么女性批評者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厭女”情結恰恰包含了對這種觀念的認同，即默認了“女”的屬性勢必與柔弱、低等、被動等相聯系。顯然，這一時期的女性批評者還沒有重新建立女性身體文化的自信，當她們急于擺脫“女”字背后所承載的男權內涵和文化壓抑時，干脆連“女”之本身也丟掉了。

二、生殖功能與社會角色的沖突

在對女性身體功能的認知上，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表現出雙重傾向：一方面，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將女性作為“生育工具”的觀點遭到批判，女性是與男性一樣的社會勞動者和國家建設者，這一點與“五四”以來的婦女解放思想一脈相承；而另一方面，依托女性生殖功能建立起來的某些性別角色非但沒有動搖，反而作為被解放的女子“天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強化。文學批評在女性的生殖功能與其性別角色之間建立了一種帶有宿命色彩的緊密聯系。不少研究者堅持，生育孩子的母親自當承擔起養育孩子和照顧家庭內務的責任，母性和妻性是女人與生俱來的屬性。但是抵牾之處在于，在當時的語境下，真正“大寫的女性”是那些與男性共同參與社會生產、共同競爭進取的人，而溫柔慈愛的母職與妻職又被看作是與“身”俱來、不可推卸的義務。面對這一矛盾，文學研究在理論上是焦慮的，在價值闡釋上也難以取舍。于是某些權宜之計被用來“調和”沖突、緩解壓力。常見的路徑大體有如下三種：一是采取暫時懸置矛盾的策略。有研究者將這一矛盾看作是現代職業女性發展過程中暫時出現的問題，不急于求得解決。研究者相信，當女性經過某個“男性化”的階段爭取到平等地位之后，她們會自然而然地恢復其女人的天性⑦。二是大力肯定能夠兼顧社會職能與家庭職能的女性。一些研究者認為，現代女性既應該擔負起生育孩子、照顧孩子以及家庭內務的責任，也應與男性一樣追求個人事業的發展：“我們并不是過激地認為女性的事業與家庭形同冰炭，也不是認為女性不應該成為賢妻良母，實際上正相反，真正的女性應該是豐富的、身心全面發展的個體，她不僅可以是事業的主人，也應該是賢淑的妻子、溫良的母親，因為女性解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女性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⑧這里，研究者把將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雙肩挑起的“超級賢妻良母”作為衡量女性是否趨于完善的標尺。三是主張家務勞動社會化。一些批評者認為，家務勞動不能充分社會化，是女性陷入兩難困境的主要原因⑨，因此，“家務勞動社會化”被看作是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的良方，即把育兒等相當一部分原先主要壓在女性身上的家務工作交由社會組織去做，以緩解女性生物角色和社會角色之間的緊張。上述思路盡管不同，但都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那就是認為女性的母職和妻職是基于其特殊的生理功能而形成的，這是女性不應當推卸的使命。至于男性是否也應當參與一定的家庭勞動，人類的生產孕育活動是否也應當在社會生產的價值體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或者兩性是否有可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在家庭和社會角色之間自由選擇，這一時期的批評文本均未曾顧及。對女性身體功能的認知，直接影響到文學研究者對女性創作的評價。不少研究將家庭題材以及與感情有關的題材看作女性創作的天然之選。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不僅有意無意間沿襲了傳統文化對女性角色的定位，同時也在批評實踐中傳播了這種性別角色的文化價值。在男權文化中，與個體性的肉體呵護有關的育兒及家務勞動，其重要性和經濟價值明顯低于社會性勞動，甚至不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樣的，在文學題材方面，盡管研究者將婚戀家庭題材看成是符合女性身體功能的選擇，但同時又將它視為相對低層次的，甚至是有缺陷的文學領域。研究者顯然預設了一種更為“高級”的文學視野，它與女性的經驗世界相隔離。不少學者試圖在女性創作中區分“兩個世界”：“第一世界”關乎女性生殖經驗和家庭生活，包括育兒、家庭、婚戀等。這個世界往往被認為是狹隘的、個人化的，因而從思想內容的角度衡量，其文學價值不高?！暗诙澜纭眲t是人類共有的社會公共空間，包括社會改革、歷史、軍事等，它為作品獲取較高的文學價值提供了可能。這里，“兩個世界”并非單純的文學題材的劃分，而是帶有一定的“性別比附”傾向：有關“第一世界”的創作大多出自女性作者之手，而“第二世界”中的宏大主題寫作，則大都由男性作者完成?；谶@樣的寫作現實，很多批評者相信，女性文學創作的歷史發展趨勢就在于從“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邁進⑩?！靶詣e比附”的思維值得反思。實際上，所謂文學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間并不能夠進行機械的劃分。文學史告訴我們，優秀的文學作品在對個體性軀體經驗的描摹中，必然蘊含著對特定歷史階段的群體處境的深刻反思；而在關于社會性問題的寫作中，更是不能回避對個體血肉之軀的深刻關懷。所謂“兩個世界”，在文學創作中只能是一種相互關聯、彼此滲透的良性關系，而不可能彼此割裂甚至分出高下。既然如此，性別視角也就注定不是僅僅在觀照世界的某一部分時所獨有的。所謂創作中性別意識的自覺，并非簡單表征為某一性別對某類題材或風格的獨特偏愛，它是男女兩性作家對不平等的人類性別文化的省思，同時又是對性別平等權利的自覺維護。我們無意否認兩性作家的寫作重點確實有著明顯的不同，問題在于，對這一現象產生原因的理解及其意義的評定，需要借助于更為自覺的性別平等意識。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主要從兩性的“生理”差異來認識這種不同，而未能深入分析隱藏其后的社會文化根源，以及這種寫作差異中所透露出的性別等級意識。面對充滿個性自由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將某種創作風格與作家性別輕率地聯系起來，進而簡單地判其高下，客觀上強化了兩性角色的對立以及人們對性別與文學創作之間關系的片面理解。

三、在性禁忌與性自主之間的徘徊

在這一時期，“女人是人不是性”的口號格外引人矚目。這是針對傳統男權文化將女性僅當作性欲對象和生育工具的現象提出的。學界希望通過彰顯女性的人格使其從被“物化”的命運中解放出來，恢復做人的主體性。然而，當批評者在鼓吹女性的身體不是欲望對象、不是生殖工具時，卻無法繼續回答這樣的問題———身體對于女性主體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對女性身體欲望本體價值的無視，使得“女人是人不是性”的良好愿望在批評實踐中往往被闡釋成“女人不要性”，由此形成了一個理論上的怪圈：明確反對“性壓迫”的女性卻并不擁有對自己身體的主體權利。在女性身體所具有的各種感官欲望中，性要求往往被文學研究者貶斥為“低級趣味”，與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相對立。雖然“重精神，禁肉欲”的文學訴求在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但細究起來不難發現，文學批評對女作家“去欲化”的文學要求要比對男作家更加明確和強烈，甚至將此作為女性文學創作的獨特“優勢”加以闡揚。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一方面肯定“愛情自由”，另一方面又將其中的“”成分抽空，只憑借虛妄的“愛情”來標榜“人性解放”、“人格獨立”等時代主題。這些翻身做了“愛情主人”的女性并沒有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批評者對“”的肯定僅僅是將其作為宏大敘事的一個抽象表征，并不涉及任何關乎身體的物質細節?！皶鴮憽边€沒有來得及展示此岸真切的身影，就匆匆抵達了“人生社會”的理想彼岸。還有一些批評者將“性需要”看作是現代女性已然超越的低層次階段性需要。他們并不否認女性性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他們堅持認為性欲望和吃穿住行一樣是低層次的生物性要求，這種要求早已隨著新中國婦女的解放而被充分滿足，當代中國女性應該超越生理需要的低級階段進入社會性需要的高級階段。批評者樂觀地相信：“我們已經得到一個判別中國近代、現代與當代婦女的解放程度乃至社會進步的理論性參數。即是說，哪個社會的婦女所追求的合理需求層次越高，說明其解放程度越多，社會亦越進步?！陛嬘炤亴嶋H上，與世界各國婦女一樣，中國女性的肉身解放與精神解放不是一個前后承繼的線性進化過程。二者在封建男權文化中同時受到貶抑，因而需要一種共時性的解放。當社會文化和制度允許女性自由尋求婚姻對象時，并不意味著她同時已然獲得了充分的身體控制權。研究者在如何認識女性之“人身自由”這一概念時產生了結構性缺失———將之僅僅等同于走出閨閣、不在空間上受到約束，而女性是否得到了對自己身體的賦義權、支配權和保護權，則還沒有進入當時批評者的視野。以上幾種批評態度其實都有意無意回避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正面闡釋女性之性欲望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從這種回避中隱約可見封建男權道德針對女性的“性不潔觀”。不過，在一個將“人性解放”作為普泛主題的年代，這種性禁忌的痕跡并不顯性地存在，它往往采用變體的方式隱含在批評者對“人格”、“自由”等理念的謳歌中。在性欲望的不潔感和愛情的神圣感之間，在性禁忌與性自主之間，當時的批評者表現出某種值得探究的矛盾態度，從他們如何闡釋女性的“名譽”和“貞潔”等概念中可見一斑。一些研究雖然肯定女性追求“自由”的合理性，卻又格外強調女性在這一追求過程中所付出的“名譽”代價。比如有文章在談到女性對愛情主題的寫作時指出：“作為婦女中先知先覺者的女作家們，為今天婦女的進一步解放，不僅付出了辛勤勞動的心血與汗水，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對女性最為珍視的名譽的犧牲，這種勇氣和犧牲精神，往往只有開拓者才具有?！陛屳佊瀼闹胁浑y看出，研究者們認為對女性作家而言，所謂“名譽”是最為珍貴的。

盡管他們正面肯定女作家放棄某種“名譽”的先鋒精神，但這種肯定是以默認女性“名譽”的傳統內涵為前提的。與此類似，有關女性“貞節”的闡釋中也表現出某種“欲拒還迎”的矛盾立場。《性扭曲：女界人生的兩極剖視》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評者一方面正面抨擊“處女嗜好”、“從一而終”等父權文化中的“貞節”觀念，另一方面卻并沒有放棄將“貞節”作為女性獨有的道德規范，而只是將其理解為某種女性“生命本體內在”的要求輱輥訛。作者似乎是想將“貞節”闡釋為女性維護自身的個體意志、人格尊嚴的一種天然的心理防御機制。但這種女性“貞節”觀值得商榷。其一，女性性意識覺醒之后為何會產生“特有的性羞恥感”？顯然，在批評者的潛在話語中，女人的“性”依然是不健康、不自然和不潔凈的。她很難在“性”的道德禁忌和“性”的自主守護之間劃分出一條清晰的界限。其二，如果說“貞節”是人類對個人身體尊嚴的正當守護，是一種“生命本體內在”的要求，那么為何男性不存在這種需要？雖然批評者將“貞節”的內涵從一種被動的身體壓迫轉換為一種主動的內在的身體守護，但“貞節”依然是女性需要獨自遵守的身體規則，女性并沒有從中獲得表達欲望的權利。這種專門針對女性的“性不潔觀”也影響到了批評者對于女性創作的文學功能的判定。不少批評者認為，女性文學創作應該是一種“美的化身”，它的特質在于帶給人們“凈化心靈”的功用。這種文學審美期待的基本出發點是去除女性身體的感官欲望，認為女性文學之美就在于堅持精神世界的高尚而不能涉及身體需要的具體描寫。應該承認，這種去除身體欲望的文學審美期待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50年代后新中國文學創作中的身體觀念。在這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對肉體的排斥和貶低過程：身體不僅成為與精神相對立的存在，在激進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中，肉身及其所表征的個體欲望還帶有“私”的性質。然而，身體問題對于女性而言似乎遠沒有這么簡單。

批評者格外強調女性創作的“凈化”功能，這被看作是女性創作的“天然”優勢和獨特形態，這顯然有別于批評界對男性創作的審美期待。這種高尚性和純潔性的美學期待隱含著對女性角色的定位：“好”的女性應該是沒有身體欲望的、具有神性的奉獻者。這其中透露出男權文化對女性的道德監控意識。對所謂道德完滿的女性的呼喚剔除了女性血肉之軀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種過濾的最終目的是抑止其產生獨立的思想價值體系的可能性。想象某一性別必然是“純美”的，正如想象某一性別必然是“邪惡”的一樣不可思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片面針對女性的“精神貞潔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