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批評困惑與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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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文壇的現狀和雙簧戲

中國文學發展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時進入了一段新的發展期，學術界一直把現代文學和其后的發展貫穿一體，稱為“20世紀文學史”［1］的文學史觀，這種文學史觀打破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時間觀念，整體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知識體系、精神理念、審美系統、內向線索等一系列問題的第一次學術嘗試。這一觀點很快得到學術界的認可。然而我們在承認這種文學史觀有其合理性的同時依然可以從另一種文學分期觀角度予以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因為無論從文學指導思想還是從文學創作主體來看它都與前期有較為明顯的區別。所以我認為文學發展到20世紀50年代時文學應該發展到了一段新的歷程，我們稱之為當代文學。這段文學歷程大致經歷了十七年文學（1949—1966年）、“”十年（1966—1976年）和新時期文學（1976年至今）三個歷史階段，綜觀這段文學發展歷程，客觀地說確實出現了一些敢于正視現實矛盾，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大膽干預生活、觸及人的靈魂，表現了強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優秀作品；還有些作品突破人性的禁區，細膩地描寫了人的豐富而復雜的內心世界。然而成就更為明顯的卻是詩歌，當代詩人在詩歌內容上對歷史反思和藝術個性化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有關個人曲折的生活經歷和人生體驗中凝聚了歷史的滄桑，從自我與歷史的尋覓中進行以歷史反思為核心的理性思辨。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當代文學已經發展到足以讓我們為之膜拜，為之大唱贊歌的時候了。當我們將當代文學史放在世紀百年的層面上看待文學演變時，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這是一個缺少大師的時代，當提及現代文學時我們腦海中總能夠閃現出那世人皆知的熟悉的名字：魯迅、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郁達夫、聞一多、朱自清……那是一段特殊的年代，時至今日，我們依舊能夠嗅到文學的芬芳，是典型的文學時代。

當代呢？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當代文壇又為我們的大眾奉獻了一場什么樣的文學盛宴呢？著名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謝冕教授憂心忡忡地說：“我不希望當代文學成為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文學必須承擔一些什么。正如魯迅、巴金、曹禺為他們那個時代留下與時代相稱的文學巨著一樣，我希望當今文學界的同仁們也一起想一想文學的責任問題，用自己的作品為這個偉大的時代作出精彩的注釋。”［2］誠如謝老所言，我們放眼環顧當代文壇，卻惆悵滿懷，古人所說的“淘盡黃沙始得金”并沒有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大浪消退后留在沙灘上的依然是滿目黃沙。或許是吾輩愚拙，“目不識金”，但是到了普天之下民眾都無法確認文學的存在時，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呢？有位老一輩的文學研究者沉痛地說：“當代文壇就如一臺戲，臺上，來來往往，鑼鼓并響，你方演罷我登場；臺下，熙熙攘攘，人頭攢動，嘻謔聲滿場，夾雜其間的還有那些聲嘶力竭地喊號子的報場者。”聽后甚感形容之妙，惟妙惟肖，音容笑貌傳神之極。把我們文壇上的一位位“文學明星”請上臺去，請他們各顯其才。這是一群所謂“80后”的年輕派，齊聲高喊，我手寫我口，說盡風花雪月之事，再現才子佳人之天賜良緣；又一群文學才女登臺開始鼓吹“身體敘事”、“私人話語”；那是一派文學大家故作沉思狀掀翻歷史，仰天長嘆，嘆時不予我。喧囂之中還不時有評論者加入其中，眉開眼笑，慨嘆才華橫溢，實屬難得。作為看客的我們莫名其妙，瞠目結舌，進而腦海中打一問號：這不是鮮活的“文壇雙簧戲”嗎？我們的文學究竟怎么了？面對目前的文學狀況，每一位文學研究者都應該有清醒的認識；面對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何去何從呢？是隨波逐流與大家一起高唱頌歌，還是勇于突破文學者自我設置的漫天迷霧呢？這是文學者之惑，更是對每一位文學研究者心靈的拷問。

二、當代文學研究者及文學批評家的缺失

三十年的文壇，不僅文學巨匠輩出，而且挺立著一群令后人肅然起敬的評論家，他們并沒有被大師之名困擾，而是竭盡全力詮釋作品的得失，不媚不躁，盡心盡責地扮演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甚至雙方在多種媒介上你來我往展開論戰，哪怕面紅耳赤，哪怕終生相持，也在所不惜。作為一位后來者，我總會被他們的執著所感動，這一切都源于文學的職責和來自心靈的關懷。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敢于“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評論家，現代文學才在短短三十年里巨匠頻出，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震撼心靈的經典作品。既然當代文學界并沒有出現那么多真正的文學大師，那么我們的那些研究者和批評家又是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的呢？回顧以往文學批評界的言論和所作的文學評論來看，恰恰是研究者和批評家的缺席給本已充滿遺憾的文壇披上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皇帝的新裝。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在整個文學循環過程中，文學研究和批評應該擔任一個傳播媒介的角色，它可以對作家作品進行闡釋和解說，對內能夠啟示作家隨時保持和校正自我創作的姿態，對外可以使大眾能夠擁有一種欣賞和了解文學作品及現狀的渠道，從而在文學創作者、文學闡釋者、文學接受者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關系。那么當代文學的現狀又是如何呢？我們這個時代沒有文學大師，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缺陷。我們可以努力，可以期待，這樣至少我們還有期待和想象的空間，而不是讓本來應該清新如水的文壇被各種媒介編造的文學謊言所充塞。而這些評論家進行闡釋的意義又在何處呢？我們另外一個特殊的群體，更多的應該擔負起文學傳播者的學院派研究者，又在研究什么呢?他們又是如何盡心演繹自身角色的呢？仔細審視之后，更是為之喟嘆，他們的身影和關注的視野與文學本身漸行漸遠。這并不是說沒有研究，而是過度究其細枝末節，停滯在文字淺層面上。毋庸諱言，對待文學研究，究其本末有益于我們了解特定作家作品的意義和內涵。問題在于當我們將這種求真、求實的執著精神僅僅局限應用于文學作品本身研究時，對于文學的發展和廣大受眾而言又有多少價值可言呢？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文學研究界正在走向另外一個誤區。很多研究者堅持認為，目前的文學研究領域基本上已無研究價值，那些大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都被其他研究者窮盡各種資料，失去了研究的意義和先機。

轉而將關注的視角移向了生僻、晦澀、名不見經傳的文學細節，這種轉向與其說是研究者無可奈何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文學研究終極目標的偏差，因為文學研究者主要擔負的責任應該在于解決文學研究對象本身存在形式、文學研究對象的古典意義、文學研究對象的現實意義三大課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研究本身對于當代文學發展和普通大眾的借鑒意義，而不是僅限于還原某種文學形式。明確了這一目標，我們就應該對自身角色進行恰當定位，你，作為一名教師，目的不在于使你的學生必須背誦什么詩篇，何種思想，何種藝術特色，也不在于帶領學生回溯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學歷史，更不在于照本宣科僅僅作一個“傳話筒”，而應該傳遞給學生這樣一種信息，從中你應該吸取些什么，借鑒什么，而且這些知識點對于學生未來的人生、事業，對于國家、民族、文化的進步和前進是起到有益作用的。這才是我們作為一名文化傳播者應盡力完成的職責。功利化的社會氛圍對文學研究者產生的發酵效應，也是研究者角色偏差的一個原因，表現在文學研究界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即文學研究者的“獨語現象”。研究者搜集資料，進行文學探索、研究，其目標僅局限于自身功利化，忽視了接受者的需求，文章發表后即進入本已浩如煙海的資料庫，除了后來者作論文參考外別無意義，沒有爭論，沒有意義，僅充當了研究者本人的門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無奈的悲哀。自然，究其根源，并不能歸咎于研究者本身，恐怕要和當前社會的社會氛圍和教育體制相聯系。所以改革目前的教師教育評價體系應該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務，否則當前這種現象就無法得以根本性改變。

三、希望，還在民間

盡管文壇上熱鬧非凡，“亂花漸語迷人眼”，但熱鬧并不屬于更廣泛的真正的接受者，試問究竟有幾部真正的經典作品能夠給人們以心靈的啟示，究竟有幾篇名作使人銘刻心懷。文學的魅力已經被一撥撥流行風消磨殆盡。市場、金錢和名望的奴隸，暴力仇恨和欲望放縱是作家們最感興趣的主題，在這些所謂刻畫自我，映射社會現狀的作品背后文學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已經被銷量、名利磨滅了。期盼我們的文壇能夠靜心聽一些刺耳的言論，傾聽民眾的心聲。假如這些言論和心聲真能有一些傾聽者的話，那么我會為之慶幸，因為這樣畢竟還有期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