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書法藝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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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期是中國書法史上完成書體演變的重要歷史階段，是篆隸草真行諸體咸備，俱臻完善的一個時代，各種書體完全走向成熟，在中國藝術史上有著的重要歷史意義。出現了很多卓越的書法家和一些經典的書法藝術珍品，其豐富的實踐和深刻的書學理論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古典書法藝術的主流。以后歷朝歷代依然是以魏晉風韻作底蘊，從而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魏晉現象”。

魏晉時期有文獻可證的書法家近二百人。他們創制的風格樣式，一直影響著后世書風。特別是承前啟后，巍然卓立的兩位大書法革新家———鐘繇、王羲之（并稱“鐘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新的一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美的典范。此后歷朝歷代學書者，無不宗法“鐘王”。另外負有盛名的還有王獻之、王洵等一些書法大家。鐘繇的書法，博采眾長，兼善各體，尤精小楷。結構樸實嚴謹，筆勢自然，開創了由隸書到楷書的新貌。他的書法歷代為人所重視。鐘的真跡，早已失傳，宋代以來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薦季直表》等都是晉唐人臨摹本。筆法質樸渾厚，雍容自然。王羲之的書法“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他的楷書如《樂毅論》，筆勢流麗，神采煥發，肥瘦相稱，極合楷書的法則。他的主要成就還表現在行書和草書上。他的行草書又被世人尊為“草圣”。他把散見于前代、當代的書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筆、結字優點，統一融合在書法作品中。《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結構、筆法都很完美。后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因此，歷代書家都推《蘭亭序》為“天下第一行書”。《十七帖》是王羲之草書代表作，因卷有十七字故名（現墨跡已佚，僅有摹刻本傳世）。他獨具風范的書法體勢。對后世影響很大，被后人譽為“書圣”。

王獻之為王羲之七子，幼時從父學書，后來取法張芝，別創新法，自成一家，與父齊名，人稱“二王”。他的楷書以《洛神賦十三行》為代表（真跡已不復存在，今只傳賈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稱“碧玉十三行”），從中可看出，體勢秀逸，筆致灑脫，楷書筆法不再帶有隸意，字形也由橫勢變為縱勢，已是完全成熟的楷書之作。草書《中秋帖》，筆畫連續不斷，世稱“一筆書”，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詢的《伯遠帖》合稱“三希”（現藏故宮博物院）。王洵，字元琳，王羲之族侄，出生在一個精于書法、幾代不衰的名門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導均善書，所以史稱“三代以能書稱，家范世學，洵之草圣，亦有傳焉”。其草書《伯遠帖》是十分難得的東晉名人書法真跡，被列為“三希”之一。歷來為后世書法家、鑒賞家、收藏家視為瑰寶。它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是我國古代書法作品中的佼佼者，筆畫瘦勁，結體開張，確有“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洞”的晉人韻味。

魏晉時期的書學理論開始繁盛。在秦漢或更遠時代，在人們的意識中，書法更多地是一種漢字的書寫行為。但在魏晉時期，書學已不再僅僅是文字學的附屬或補充，它日益成為一種專業學說走向理論的前臺，直接體現了這個時期書法美學研究的興盛和書法批評活動的繁榮。書法理論的體系化以及專業書法理論家的出現，成為魏晉時期書學迅速發展的關鍵。如衛鑠的《筆陣圖》，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筆勢論》、《用筆賦》、《書論》，蕭衍的《古今書人優劣評》，劉劭的《飛白書勢銘》、晉成公綏的《隸書體》，衛恒的《四體書勢》，楊泉的《草書賦》，王珉的《行書狀》等大量書學論著出現，既是魏晉時期書法藝術空前繁榮的結果，又為這種繁榮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保障。他們的理論并不單純是實踐的一種總結，而更接近于純理論的研究。這種現象的出現打破了單一的以創作家代替理論家的落后狀況，使得實踐與理論出現分化，從而使書法理論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發展。

魏晉書法開創了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藝術性書法形式，給文人書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完成了書法形神系統結構的有機構成，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審美的藝術歷程，使書法成為表達書家主體情感的載體。其次是文人書法占領書壇成為主流，并把書法從實踐到理論推向更高級階段。最后是促進“帖學”流派的形成。以“二王”為起點，追求筆札之工的書派從宮廷漫向民間，并形成帖學流派與風格。魏晉書法這樣一座藝術高峰，給后人留下廣闊的學習借鑒空間，有著極高的研究價值。從歷史辯證的角度來看，魏晉書法也是頗具現代性的，是當代書法再創高峰的基本途徑和方法，重新以寬容的精神反思歷史，是書法創作的重要參照體系，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