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胡適與當代文學理論轉型

導語：談論胡適與當代文學理論轉型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胡適，字適之，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作為“五四”時期自由主義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曾大膽明確地提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的文學觀念。可以說胡適的白話文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形態之間的一個分界點。

一、形式之解放

1917年1月1日發表在《新青年》2卷5號上的《文學改良芻議》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發難之作，并且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篇劃時代的文獻，曾被陳獨秀稱為“首舉義旗的急先鋒”。《文學改良芻議》從改革舊文學的“八事”入手去實現文學的變革，他所說的“八事”指的是，文章表達要有真感情，不要無病呻吟，不用陳詞濫調，不要辭藻堆砌，不要太過追求形式的鋪排與對仗等等。我們從八事的主張可以看出，胡適主張采用白話文這一新的語言形式，摒棄舊的文學形式。他認為，在新時期，寫文章首先要進行創作筆法的創新，用正確的形式寫文章。言為心聲，胡適認為，在創作中作者應該要用古人的典故，但要自己創作新詞，用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因為“白話文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勢必將取代舊事物，是文學的新血液。同時，他指出，文學要為情感立言，用情感充實文章的內容，此外，文學還要與時展相一致，因國家的變化而變化，從而推進人類文明的進程。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的語言較《文學改良芻議》更為通俗，寫出了曉暢易懂的作品。在語言上，對古代小說進行現代白話創作。胡適的這兩篇文章直接從形式上對語言進行徹底的改革，由語言到內容，寫當下人的當下生活，“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這些主張都為中國新文學的建設指明了方向，為白話最終成為中國現代民族語言奠定了基礎，意義十分重大，它反映和標志著中國現代的民族覺醒。

二、思想之解放

1.建立哲學史學科的新體系哲學是時代的精華，哲學史是民族的靈魂。盡管胡適舊學根底、西學知識、思想深度、理論突破等各方面都屬中等水平，甚至遠遜于其同輩、先輩、后輩中的好些哲學大師。但是他卻是第一個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之人，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沖破了中國數千年來傳統歷史和思想史的固有觀念、標準和通則，形成一次范式性變革。這一范式性變革不僅具備學術性，更具備思想性，在思想變革上，它與白話文運動在文學形式上的沖擊一樣，確起到了典范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胡適自己后來總結此書，其中兩條：一是從老、孔講起；二是將孔子和諸子平列。他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開山者。《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為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哲學史著作,建立了哲學史學科的新體系。首先,它在科學方法和可信史料的基礎上開創了全新古典哲學史體系、構想以及規范，從此，哲學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步入了中國古代哲學研究近代化時期。

2.方法論的革新“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治學理念在胡適的研究中時刻體現著。他說的“假設”是研究中的科學預見性，不是主觀預測，是以實驗證明作為關鍵的一環；“假設”的提出與實驗證明是一個推理的過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離不開歸納法和演繹法的交互運用，應當說是有科學性的。他正是運用了這一觀點，先假設它成立，然后運用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實加以證明，這就自然得出了“中國若想有文學，必然用白話”的結論。胡適根據實用主義的理念，認為白話正是具有實用性，利于“表情達意”，所以必定適合做新文學的語言工具。胡適通過疑古與實證的實踐，創立和發展了新學科，由“形”轉變到“質”，開拓了新穎的治學之路，成為學術研究的示范。

三、中國文學理論現代性之轉型

“現代性”是隨著文化熱后，20世紀末在文學界興起的較為熱門的話題之一，童慶炳教授曾提出———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對現代性的理解應該是：現代性是相對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國古代的封建禮教制度以及思想、習慣、信仰等由于其在發展過程中的僵化，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再發生作用，甚至發生反作用，成為了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障礙，因此中國現代性是對中國古代傳統的制度、思想、風俗、習慣、信仰等的決裂，它強調的是當下的需要與發展及其條件。居于此，我們試著給文學理論現代性做一簡要概述：在文學方面追求理論形態的創新、飛躍或者轉型，主要體現在民族社會、文化和意識境遇中尋求的精神支持和現實內容；同時，以積極的對話形式回應西方文化的沖擊，并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吸取西方文學理論價值成果，整合成為符合我國時代特征的文學理論體系。

1.文學觀念的現代性轉型中國封建主義正統觀本質上指君王即一切。普天下所有人必須以君王為核心，人民應以君王的快樂為快樂，以君王的對錯為對錯，人民的喜怒哀樂并不重要。在文學藝術層次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觀即“詩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溫柔敦厚“”美刺”等。文學的主題不能離開這些訓誡，而這些訓誡只有通過文言文才能反映出來。這時胡適認為想要實現改革，必須從語言開始，他認為文言文不僅僅代表的是文學理論的表現形式，更是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的發展依據，因此，他選擇以白話文來打破傳統的文學觀念，實現了文學觀念的現代性轉型。

2.文體創作的現代性轉型隨著文學觀念的現代性轉型，文體創作產生了顯著的變化，其中一大變化是摒棄將小說創作視為雕蟲小技的看法，文體觀念的變化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生成。詩文一直被中國古代視為正宗，連宋代的“詞”也只是“詩之余”，這種輕視詩賦以外文體的思想早在漢代就已經形成。班固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元代開始興盛的小說和戲劇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適開始提出要有文體的改革，要用白話文寫現代人思想、情感和生活。并積極引進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寫法，寫了中國第一本用白話文寫就的詩集———《嘗試集》，這本書雖然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看，而且也看不出有太高的水平，但在當時，無論是語言還是文體，都具有拓荒的意義。文體觀念轉變的背后是現代觀念的萌生，現代的民族國家的萌生。由于白話文運動取得了勝利，由于平民主義取得了地位，小說、戲劇和新詩等文體成為了文學文體的正宗。西方的文學文體觀念經過轉型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組成部分。文體意識往往深入到無意識層面，因此文體觀念的轉變是文學理論轉型的深刻表現。

3.文學價值觀的現代性轉型“五四”期間，西方文化現代性表現明顯，作為中國文學理論現代性轉型的后盾力量，胡適借助西方文藝復興的語言特點，建立了一套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體系，使得文學價值觀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語言方面，豐富語言的表現形式，參考了大量西方文化“新詞”；在創作結構方面也逐漸開始效仿西方文化，如散文、戲劇、小說、詩歌等方面，都大膽嘗試了新題材、新風格，尤其在詩體方面，提出了“詩體大解放”的觀點，認為詩歌體裁要在“自然的音節”和“意象、意境”兩方面改革，小說則從結構、題材、寫作等多方面進行了創新，還提出了“單體結構”。此外，胡適的文學自然進化論對于中國文化理論發展來說，是一種創新的理論思維模式，使得文學價值觀逐漸趨于自由思想，方法上在趨于進化論和現實主義。使得文學價值由原來的封建正觀念、登記制度、保守傾向、復古主義等向民間、鮮活、平易、通俗、使用的新時代轉變。

4.文論話語轉型基于文學觀念、文體創作和文學價值觀的現代性轉型，文論話語業已開始轉型。文論界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古代文論也是封建時代的僵死之物，已經無法用來解釋中國現代的新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一直以自身的創作主張和實踐對文論話語進行革新，在他的積極倡導下，文論界開始出現新的文論話語。廢棄了中國古代的諸如“賦比興”“風雅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無邪”“文以載道”“補察時政”“春秋筆法”等文論話語，吸收外國的諸如“現實主義“”形象性“”真實性“”內容”“形式”“藝術性”“思想性”等現代文論話語。

總之，在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中，胡適的創作風格具有一定的現代性，同時也是推動中國文學理論現代性轉型發展的動力，其理論體系的建構所經歷的語言變革、創作文體變革、文學價值觀念變革等喚醒了中國民族的現代意識，從而對中國文學理論走上現代性的道路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