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英國文學摩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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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羅詩派”，19世紀初期盛行于西歐和東歐的浪漫派，是以拜倫和雪萊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浪漫主義詩派，其強調個人感情的自由抒發(fā)，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大力提倡想象，追求強烈的藝術效果。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閱讀了大量英國摩羅詩人的詩歌作品，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勇于反抗時俗、堅韌的戰(zhàn)斗精神、思想進取、爭取自由、追求解放的摩羅精神對青年魯迅此后決絕地投身新文化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魯迅的具體創(chuàng)作當中也不乏有受到摩羅精神影響的痕跡，本文旨在以英國摩羅詩派代表詩人拜倫、雪萊為例，對魯迅創(chuàng)作思想，作品藝術及個性培養(yǎng)方面所受的摩羅精神的影響進行初步的探究。

一、魯迅作品思想的摩羅精神

為了改造中國國民劣根性，魯迅努力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閱讀了大量西方文藝作品，對積極的浪漫主義文學十分推崇，魯迅熱情地贊揚“不為順世和樂之音”、“爭天抗俗”、“不克厥敵、戰(zhàn)則不死”的摩羅派詩人。魯迅的作品思想也明顯受到了英國浪漫主義摩羅精神的影響。

（一）浪漫主義情結。

魯迅作品思想中充斥著英國摩羅詩派的浪漫主義幻想，隨處可見作品中浪漫主義思想的的滲入，第一篇綱領性論文《摩羅詩力說》中，極其全面闡述了當時歐洲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裴多菲、萊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思想與主張。他對浪漫主義文學的高度贊揚與熱情提倡始終貫穿于這篇著名的論文當中。積極的浪漫主義文學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對于理想信念的執(zhí)著與追求，以個人為單位號召全體人民奮起抗敵推翻暴力反動的封建統(tǒng)治。拜倫曾經高唱“只有革命，才能使大地免于受到地獄的奸淫”。[1]這正迎合了青年魯迅主張反抗的革命意識。19世紀初期浪漫主義文學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摩羅詩人拜倫、雪萊對魯迅影響巨大，在日后魯迅的創(chuàng)作中留下鮮明的痕跡。拜倫在他的詩作《東方敘事詩》中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叛、積極進取的英雄人物，被稱為“拜倫式的英雄”，“他們以挑戰(zhàn)示威的態(tài)度，以異樣的勇敢和熱情，以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毫不妥協(xié)的精神，或報復或反抗社會的專制和壓迫。”[2]這與魯迅此后塑造的一系列豐滿的個人與社會嚴重對立的英雄形象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其作品《過客》、《這樣的戰(zhàn)士》、《秋夜》以及《奔月》等作品都曾出現(xiàn)過這樣的戰(zhàn)士，他們是孤寂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3]積極地反抗黑暗腐朽的封建社會。陳鳴樹也曾指出，1903年魯迅所作的浪漫主義傳奇《斯巴達之魂》，無論是從從敘述內容還是藝術構思，都無疑受到了拜倫的影響。雪萊的詩格調清新、意境優(yōu)美，獨具一種啟蒙色彩，《西風頌》以豪邁奔放的激情贊美狂暴有力的西風，歌頌西風以摧古拉朽之力傾盡冬日顫冷的寒意，催促萬紫千紅的春天的到來。“就把我的話語/像灰燼與火星/還未熄滅的爐火向人間播撒！讓預言的喇叭通過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喚醒吧！如果冬天已經來了/西風啊/春天還會遠嗎？”[4]詩歌采取象征性的修辭手法，寓意深遠。在魯迅寓意頗豐、迂回曲折的抒情長詩《秋夜》中，不難找到雪萊《西風頌》的影子，整首詩的物象在象征的大背景下折射出作者當時心理活動。

(二)絕望中的反抗。

英國文學摩羅精神的宗主拜倫是一個極富叛逆精神，具有很強意志力和英雄主義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充斥著叛逆與反抗，當時的英國社會萬般事物停滯，阿諛、偽善、嫉妒、中傷盛行，貴族階級生活放蕩糜爛到處充斥著腐朽的異味。但是“他們禁止它浮現(xiàn)在社會的表面上來”，“如果有人破壞這個默契，他便是全體貴族的公敵”。[5]因此拜倫這個破壞者的反抗精神必然會成為眾矢之的，遭到其他人的排擠、迫害。拜倫的詩作到處彌漫著對傳統(tǒng)專制的激烈反抗，《普羅米修斯》中，詩人贊美普羅米修斯敢于抗拒一切邪惡勢力不屈不撓的偉大靈魂。《路德派之歌》中，詩人號召工人將手中的織梭換成利劍，用自己手織的布匹去包裹暴君的尸體，用暴君黑色的血滴去潤澤路德種下的自由之樹。魯迅所希翼的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建構，正是像拜倫這樣的敢于破壞傳統(tǒng)秩序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魯迅厭惡傳統(tǒng)的合群、靜謐，期翼好似拜倫一樣“‘所遇常抗，所向必動，貴力而尚強，尊己而好戰(zhàn)’的離經叛道的戰(zhàn)士。”[6]因此拜倫詩作中的力抗社會、斷望人間、絕望奮戰(zhàn)，意向峻絕對魯迅此后的絕望中的反抗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他的作品旨在喚醒像拜倫一樣的與眾不同，富于反抗“精神界之戰(zhàn)士”。《復仇》中裸身屹立于沙漠曠野之上，手握利刃的斗士；《秋夜》中孤獨寂靜的默默伸入黑夜天空的棗樹，正映射了“拜倫式英雄”與現(xiàn)實社會抗爭，絕望反抗社會的精神。而在當時的中國也正需要這種敢于向腐朽勢力反抗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拜倫憤世嫉俗，毫不妥協(xié)的創(chuàng)作精神喚起魯迅的創(chuàng)作思想的共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魯迅此后的作品創(chuàng)作。

二、魯迅作品藝術的摩羅精神

魯迅作品的藝術氣質天性自由、天馬行空、自然草根、異端反叛，永遠都站在少數(shù)人這邊，自由的出入在具象與抽象事物之間。這其中最具摩羅精神的藝術氣質即是天馬行空的創(chuàng)作風格及異端反叛的創(chuàng)作理念。

（一）天馬行空的想象。

想象在作品創(chuàng)作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能夠拓展作者天馬行空的創(chuàng)造性，而浪漫主義文學就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描寫情感，尤其需要運用想象來進行虛構。魯迅的作品具有豐富的動態(tài)創(chuàng)造性，不拘泥于條條框框的規(guī)章與秩序，充分運用浪漫主義幻想，將天馬行空的藝術氣質孕育到作品當中，追求奔放的情感表現(xiàn)。這與摩羅詩人雪萊那種自由奔放，不拘泥于狹小的空間，運用奇特的幻想和豪放的夸張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雪萊將想象視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魂，他的詩熱情富有哲理思辨，短詩《致云雀》以歡樂的精靈云雀做主人公，灌注詩人自己的靈魂，“你從大地一躍而起，往上飛翔又飛翔，猶如一團火云，在藍天平展你的翅膀，你不歇的邊唱邊飛，邊飛邊唱。”[7]詩人用放聲歌唱的云雀，鄙夷世間的腐穢，厭惡偽善的行徑，它用真摯熱烈的感情，優(yōu)美樸實的腔調，闡釋內心的憂傷和愛，憧憬明日光明和自由。雪萊運用天馬行空的藝術象征，寄托自己偉大的政治理想和藝術抱負。浪漫主義異端幻想的作品《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更是一部規(guī)模宏大，象征豐富的巨作，整個詩劇都籠罩著奇異的想象，筆觸縱橫來去，揮灑自如，創(chuàng)造各種類似神仙、精靈、鬼怪，展現(xiàn)了自然界的多姿多彩，變幻無窮。魯迅曾用八個字高度評價雪萊“姿狀端麗，夙好靜思”[8]，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此后作品的自由奔放，情感的恣意流露，意象的千變萬化與當時他對雪萊詩作的閱讀有不可忽視的關系。在魯迅家喻戶曉，蜚聲中外的散文詩集《野草》中就有一篇特立獨行的詩作《我的失戀》，其詩看似“油滑”卻孕育了魯迅與眾不同，滑稽幽默的想象力。詩中“貓頭鷹”、“冰糖葫蘆”、“發(fā)汗藥”、“赤鏈蛇”等猙獰的意象，與“百蝶巾”、“雙燕圖”、“金表索”、“玫瑰花”等和煦的意象，形成鮮明的對比。詼諧幽默，妙趣橫生，同時也從側面反映出了魯迅對年輕人戀愛的態(tài)度，幽默中帶有嚴厲的斥責。我們不可以說魯迅精彩的想象完全繼承于雪萊的詩作，但是卻不可以完全的否認其中存在的內在聯(lián)系，畢竟魯迅對雪萊的詩作是持贊賞眼光的。

（二）異端反叛的構思。

拜倫是一位頗富爭議的詩人，他的詩作反對中庸調和，強調頹廢中的反抗，擁有揭露自我惡性的反傳統(tǒng)精神。他的詩作常常也是反其道而行，英國的上流貴族認為他與姐姐奧古斯塔是不同尋常的姐弟關系，他就在詩劇《該隱》中以惡魔自居，替親姐妹兄弟之間的性關系辯護而不為他人的污蔑困惑解答。拜倫曾自評“我是被上帝驅逐的人，從天上落下來的天使，是從樂園被逐出的惡魔。人有兩種，一種是到天國去的，另一種生下來便注定要下地獄的。”[9]由此亦可看出拜倫詩作的與眾不同，背道而馳，異端反叛的構思風格。在魯迅的著作中我們也能夠窺察到拜倫式異端構思的浸染，“我的確在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的解剖我自己。”[10]魯迅的作品常常伴隨著用反語的方式對自己進行解剖，當夸張式的反語與并無其事的反語混合起來，你甚至無法辨認出他是在用反語的方式進行自剖，這就是魯迅及其異端反叛的創(chuàng)作構思方式。他以作品的虛構特征為由，將作品中的人物與其自剖聯(lián)系起來，這樣就可大大增加作品的諷刺意味。魯迅認為小說就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述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在酒樓上》、《孤獨者》、《弟兄》等小說中的呂緯莆、魏連殳、張沛君等都是魯迅的深刻自剖。魯迅借助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自剖反諷現(xiàn)實社會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他的雜文也同樣運用反常規(guī)的聯(lián)想力，在“形”的巨大反差中找到“神”的相似。經過魯迅妙筆連珠的串連就達到了神圣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的境界，這種異端構思風格追魂攝魄，為現(xiàn)實懵懂生活的人們敲響了警醒的沉鐘。

三、魯迅個性的摩羅精神

魯迅反叛逆境的個性受到英國摩羅精神的深刻影響，而魯迅的熱愛自由，不拘泥于條條框框的規(guī)矩與秩序亦同英國摩羅詩人異端反叛，倔強不遷就傳統(tǒng)的個性產生了異曲同工的共鳴。

（一）卓爾不群的個性。

橫在拜倫、雪萊，魯迅面前的并不是什么陽關大道，而是崎嶇狹小艱難的人生旅途，家庭的不興，社會的冷言瘋語，敵人的刀槍，親人的暗箭，對社會現(xiàn)狀的不滿，對革命結果的失望，匯集成一曲集憤怒，焦慮，苦悶，悲愴于一體的交響曲震撼他們的心靈。但敵人惡毒的批評和沙漠般的沉寂并沒有使他們的意志消沉，相反卻刺激了他們的憤怒與反抗。世人嘴臉的變幻莫測，表里的南轅北轍，造就了他們日后創(chuàng)作的諷刺技巧的高超，嫉惡如仇的感情與犀利冷峻的諷刺相結合，構成了他們小說的基本格調。盡管道路荊棘叢生，但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仍能體味到對未來社會光明的憧憬與追求，顯露出人格上反抗、怒吼、不屈不撓的摩羅精神。無論是在日常生活還是在作品的創(chuàng)造中，其都能反映出他們人格上的摩羅精神，魯迅稱贊拜倫“平生，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率真行誠，無所諱掩”。[11]拜倫在哈羅中學時即以認為“極端古典的教育制度，既死讀書而又無趣味”。[12]他酷愛自由，對刻板的教育和正規(guī)的規(guī)范產生強烈的反感，不遷就于傳統(tǒng)的勢力和社會的習慣。對于雪萊，贊頌明天的美好，對自由民主的光明未來的呼喚，深情的預言人類終將戰(zhàn)勝暴力以成為他詩作中的核心思想，人生道路的坎坷也不能阻止“天才預言家”的誕生。相對于拜倫、雪萊，魯迅的個性也同樣具有摩羅精神。對于正統(tǒng)規(guī)范和正宗文化厭惡至極，他所閱讀的書，差不多都是那些專家學者認為的不可登大雅之堂的閑書。魯迅向來對那些古代傳承下來的“正規(guī)、正統(tǒng)”沒什么興趣，他會另找一些他覺得有價值的東西閱讀，這看似離經叛道卻折射出了耐人尋味的人生哲理，魯迅就是這樣一位具有摩羅個性的偉大作家。

（二）扶弱救危的情懷。

拜倫率性不羈，寧愿無立足之地也絕不隨波逐流，他的一生都在為自由、民主、民族解放的理想不遺余力的奮斗，為群體利益的獲得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對暴君進行激烈的諷刺和抨擊，對被侵略壓迫民族進行聲援。他看起來像個極其柔弱的貴族公子，但其內心確猛如獅虎一般強悍，他一聽到希臘人民對土耳其擎起了獨立的義旗，便毅然決然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參加希臘人民反抗土耳其爭取民族獨立的戰(zhàn)爭，投出百萬資財，募集義軍，在瘴煙蠻雨的地方，和兵士一道麻衣粗食，由于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每日又疲勞過度，一日遇雨受寒，便自此一病不起，與世長辭，希臘人民舉國哀悼三天，成為他們永遠景仰的革命家。拜倫在日記中寫到“我所能付出的一切——金錢，其他資材，甚至生命——我都付出來，為了他們的解放……”[13]我們不禁為拜倫這樣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慨嘆，他是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戰(zhàn)士。

魯迅受到拜倫哀希臘人墮落而不自強的思想影響，希翼“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幫，由是轉為人國”。[14]對拜倫援助希臘獨立自由的壯舉推崇備至，一個日不落國家的貴族幫助其他弱小國家爭取自由已成為佳話在留日學生中廣為流傳，這也是魯迅之所以對拜倫佩服欣賞的原因之一。拜倫激發(fā)了魯迅為祖國爭取自由的愛國主義熱情，他的行為與魯迅當時的內心活動產生了強烈共鳴，更加堅定了魯迅日后改造國民性，拯救國家危亡的決心。魯迅把筆看做投槍匕首，一生都致力于對國民精神的改造，他用激情的吶喊喚醒國人沉睡的靈魂，被人民尊稱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