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文化對文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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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位于黃河與長江流域分界地帶，南北文化在這里碰撞、交融，鑄就了質樸、親和、自強、進取的獨特文化特質，既有南方文化的浪漫靈秀，又具有北方文化的博大厚重，南陽文學正是由這獨特的文化孕育和滋養而生成發展［1］。

一、歷代圣賢文化的人文精神影響南陽作家的文學理想和創作精神

南陽曾哺育和造就了“智圣”諸葛亮、“科圣”張衡、“醫圣”張仲景、“商圣”范蠡等為代表的圣賢名人。作為南陽文化精髓的圣賢文化以鮮明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正統思想，對南陽作家的文學理想、創作精神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諸葛亮“人謀可勝天時”的進取態度、“志當存高遠”的遠大抱負，張衡在《同聲歌》寄托的對圣賢社會的向往和忠君報國志向，張仲景以天下蒼生為重的民本思想，范蠡輔佐越王勾踐“忠以為國”的作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和志士節操，都詮釋著修齊治平的傳統觀念和忠君愛國的正統思想，所有這些無疑也深深浸染熏陶了生于斯、長于斯的南陽作家［1］。當代南陽作家大多出自農門，渴望“走出盆地”，在文學的天空振羽高飛，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負等，成為他們從事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力和文學理想之一。如周大新將“為了人類日臻完美”作為自己的終極創作目標，“面對人類今天的不完美現狀，作為作家，有責任用手中的筆去促進真正的完美早日實現”［2］。張衡在《二京賦》尖銳抨擊統治階級日益腐化墮落的生活，突破漢大賦“勸百諷一”的傳統寫法，表現出了傾注真情實感、批判揭露現實的創作精神。張仲景“見朝政日非”后發出“君疾可愈，國病難醫”的嘆惋，范蠡功成名就后，隱居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接濟平民的行為，都成為南陽作家選擇現實主義創作，關注家鄉的人和事、抒發心中的愛與恨的行為典范和情感淵源。

二、藏量豐富的文化遺存激發了南陽作家藝術創作的靈感和激情

南陽文化遺存豐富獨特，人文景觀遍布南陽各處。南陽出土的漢畫像石、漢畫像磚、漢代陶狗被譽為“一部繡像的漢代史”。僅就漢畫館館藏的漢代畫像石而言，數量屬全國之冠。漢畫像以極致的夸張、奇麗的想象，把人的精神氣質表現得玄妙幽深而奔放灑脫，把人的本質力量表現得尖銳犀利而結實厚重，讓人感受到氤氳其中的漢代社會博大雄渾的人文精神以及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畫中的神仙與神獸，則表現了人類朝氣蓬勃的渴望和追求，是人類精神的外延和象征。《南陽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把漢畫像、諸葛亮等列為重要原創題材的影視產品開發項目，整理出版《中國漢畫像全集》，重點建設臥龍崗“三國文化源”、三國文化古戰場遺址，規劃建設南陽影視產業基地、荊紫關鎮文化旅游產業園區等，這無疑是“文化強市”戰略下，對南陽作家、文藝工作者和文化產業工作者提出的時代任務。數量眾多的歷史文化遺存，既是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的人文景觀和開展文藝匯演的創意園區，又是激發文學創作靈感的打火石。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將南陽境內丹江口水庫風景區、楚始都丹陽春秋墓群、楚長城遺址納入其考古式敘事中。同樣感遇南陽漢畫像石，周大新創作了小說《左朱雀右白虎》，行者則有《靈石不言》一書。前者講述了南陽的幾個普通老百姓為保護漢墓文化遺產，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他們選擇了“自滅自口”的方式，詮釋了最樸素的民族精神;后者通過與漢畫像石進行心靈對話，賦予古石以新的生命和時代意義，向世人展示了漢文化的光輝燦爛與博大精深，也展現了作家對歷史精神和文明的深刻追問和探尋［3］。

三、異彩紛呈的民俗文化和民間曲藝為南陽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

南陽的民俗文化是南陽民間歷代相傳、積淀而成的社會風尚和習俗，它承載和彰顯著南陽子民最原始、最鮮活、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因子，其中記載和傳承下來的民俗文化現象，更是南陽文化的一種“活態人文遺產”。南陽還是河南曲劇的發源地之一，被稱為戲劇之鄉、曲藝之鄉和楹聯之鄉，宛梆、越調、大調曲、三弦書獨具魅力。南陽的民俗文化和曲藝傳統為南陽作家提供了最具原生態、最具感染力的創作素材。如周大新的小說就對南陽的民俗風情做了細致真切的刻畫，甚至成為南陽民俗研究的文本。他的小說《第二十幕》中關于立世和容容婚禮場面的描寫，將南陽婚嫁民俗發揮得淋漓盡致:鋪床歌、摸金豆、鬧洞房……在這里，南陽大調曲子、民歌、獨特的地方婚慶禮儀得到了鮮活展現。周同賓的《皇天后土》則以口述實錄的語體把南陽方言寫入散文，粗俗、潑辣、直白地展示當代農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俱陳的美。“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說通過多姿多彩的戲曲描寫，以文獻還原的形式展現了戲曲民俗生動的血肉和豐富的內涵。”他們的創作以其源于民間、扎根于鄉土的本色帶動了文學對南陽文化的展現，彰顯著南陽作家群創作的藝術個性，為讀者構筑出別具風情的南陽文化景觀。南陽民俗文化也為繁榮曲劇創作、推動文藝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源。南陽戲劇家冀振東創作劇作20余部，其中《紅果，紅了》獲首屆曹禺戲劇文學獎等多項大獎。南陽著名劇作家徐清才創作的《三院禁約碑》是宛梆新時期代表劇目，也是宛梆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他被稱為“河南戲曲界的傳奇”。在全國藝術節上，現代曲劇《驚蟄》一舉奪得文華新劇目獎等五項大獎，三弦書《搶辣椒》奪得群星獎，填補了南陽登上國家最高藝術殿堂的空白。

四、濃郁的盆地文明和鄉土氣息促成了南陽作家鮮明的創作風格

南陽因地處伏牛山以南、漢水之北而得名，是一個三面環山、南部開口的盆地。通過那些凝聚著百姓智慧、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神話傳說、民間小調、宗教、圖騰、民俗、歷史典故、童話、民謠、戲詞俚語和方言，就能感受到南陽盆地古老、醇厚的盆地文明和拙樸、靈秀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在人類的聚落中產生和發展的，它以世代積淀的集體意識為內核，形成一種網絡狀的文化形態、風俗、民情、宗教、神話、方言，包括自然生態和種族沿革等，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的系統”［5］。獨具南陽地域特色的盆地文明飽含著濃郁的鄉土氣息、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淳樸的民俗風情，形成了特殊的盆地文化生態系統，孕育出了當代最著名的地市級作家群———南陽作家群，促成了南陽文學獨特的地域特色。一是獨具地域色彩和文化魅力的鄉土敘事。在南陽敘事文學中，恣意表現南陽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景觀幾乎成了一種永恒的背景和不可或缺的意象。這體現在作家主體創作精神(心理情緒記憶的層面)和民間民俗文化(藝術顯現的層面)。楚文化浪漫想象和熾熱深沉、憂國憂民的現實感情，漢文化博大沉雄和經世致用的理性內涵，形成了南陽人富于地域色彩的精神氣質和心理內涵。它們滋養出作家創作的史詩意識和理性精神，也使其作品具備了瑰麗奇異的整體基調，并以溫情贊揚和理性批判的兩極寫作予以顯現。二是藝術展現南陽文化的文化生態鏈。在南陽文學活動和文化傳承的場域里，呈現出了二者交互作用、共同促進南陽文化事業發展的良性文化生態鏈條。這體現在作家創作時對南陽文化的“前理解”———經驗書寫的層面和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期待視野”———傳承傳播的層面。當這個獨具作家個性魅力的文本進入讀者的“期待視野”并被接受時，“文化經驗”就實現了在作家創作之后“后理解”或“后結構”。簡言之，南陽文化作為文學活動的原始資源，豐富了作家的創作素材、激發了作家的創作靈感。三是情感糾結外化為文化固守的集體無意識。南陽文學發展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歷程，有南陽文化生態的滋養孕育，更有作家的自省與自覺，南陽作家的創作已將自體的愛恨情仇外化為固守南陽文化的集體無意識。這體現在南陽文學創作中對鄉土的回憶與留戀、反思與批判、出走與守望的層面和對文化的經驗與再現、傳承與發展、贊揚與固守的層面。南陽作家對故鄉山水人情的細致描摹，對家園世事變遷的生動記敘，恰是他們對南陽故土的溫暖回眸和精神扎根，反映了他們對南陽文化經驗的激情想象與回歸熱望。可以說，南陽盆地文明飽含著隨南陽社會發展而沉淀下來的優秀文化因子，而致力于地域性創作的南陽作家則寄寓了他本人血濃于水的鄉土情結、情感體驗與文化記憶于其中。如周熠的散文著意刻畫盆地的生存相，展示了盆地子民的精神律動;周大新始終把故鄉視為自己創作的源泉，他的小說多以南陽盆地為背景，他在作品中大量穿插運用南陽盆地中的神話、傳說、宗教、圖騰、民俗、歷史典故以及從鄉親們口中聽來的童話、民謠、戲詞俚語，既加強了小說的文化內涵，也顯露出他對盆地文明的復雜情愫。南陽作家們以文學創作實績實現了對自己文化之根的譜系編撰，而這個編撰的文化譜系，不僅成為南陽文學最核心的特色，也成為他們固守南陽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必將或者已經成為南陽文化最鮮活、最生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