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書館與中國文學英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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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于1860年至1931年間在上海開設的美華書館(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機構之一。其刊行的幾十種關于自然科學的中文書籍，在晚清“西學東漸”進程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已為學界所認可。［1］同時，書館還出版了大量中國主題的英文著述。這些出版物使美華書館成為繼英國倫敦會的墨海書館之后又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

一、美華書館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況

1844年2月23日，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澳門設立“澳門美國長老會印刷所華英校書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遷往寧波，9月1日開業，改稱“華花圣經書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時任書房負責人的姜別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認識到上海作為商業中心和福音派新教會活動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國的心臟播種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寧波還擁有購買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發書籍和小冊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將書房遷入上海，易名美華書館。①隨后，由于美華書館在印刷技術上應用了姜別利的兩項杰出發明———用電鍍法制造漢字字模及元寶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質量和效率，迅速發展成為當時上海規模最大、最先進的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印刷機構，并取代了墨海書館成為基督教在中國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機構，在上海出版界長期居于壟斷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據筆者統計，美華書館曾出版了407種英文書籍(包括修訂本和重印本)，②其中與中國相關者達390種之多。這390種書籍，大致可分為4類:1.宗教及教務類，有113種，包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教會所屬機構的報告、傳教情況的統計及傳教士的傳記等，如偉烈亞力的《在華新教傳教士:著作與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語言類，有161種，包括漢語教材和各種詞典，不僅有官話，還涉及眾多方言，如艾約瑟的《上海話語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話類編》(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類，有101種，基本是西方人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對中國歷史、哲學、思想、文學、藝術等的研究著作，如麥克開拉啟的《易經》(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麥嘉溫的《中國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雜類，有15種，主要是一些售書書目、政治文件的譯文等。圖1反映了美華書館出版的與中國相關的西文書籍的內容構成比例:此外，美華書館還為各宣教會、教育機構或其他組織出版了不下10種英文刊物，最著名者當屬《教務雜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從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華書館在大量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亦從事著把中國文化向西方輸出的事業。而其中涉及中國文學的著述與其他在華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從編撰體例到論述視角尤具特色，具體體現在漢語讀本的編撰、辭典中的中國文學條目以及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小說的評價上。

二、漢語讀本的編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語言問題首當其沖。西人對漢語的熱情于明清之際和晚清形成兩次高潮，［3］并編撰了許多漢語詞典和讀本。前一階段以早期耶穌會士為代表，多注重書面文言。19世紀以來，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漢語教學和研究對象也從書面文言逐步轉向口語白話。入選漢語讀本的范文也逐漸以小說戲曲為主。這時的漢語讀本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雙語對照本，不僅有翻譯，還用當時通行的白話對中文原文進行改寫。這類讀本以英國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編的《華英文義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為代表。在這冊讀本中，禧在明將《聊齋志異》中《種梨》、《促織》、《罵鴨》等12篇小說改寫為北方口語。為了讓漢語初學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義，亦將原來小說中的“異史氏曰”全部刪去，然后根據故事情節用更為生動的口語大幅擴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寫、對話描寫、細節描繪等。此外，禧在明還時時模仿說書人的口吻，對故事中的人和事進行評論。通過各種語言手段的運用，使這幾則故事的整體風格由書面文言變成了自然流暢的白話，增加了可讀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種類型是英文注釋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沒有經過改寫或僅刪除了一些枝蔓情節，也沒有英文譯文，編者的工作是對文中的難字難詞在注釋中給出英譯并解釋。美華書館出版的兩種漢語讀本《好逑傳》(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與《第一才子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屬于此種類型?！逗缅蟼鳌返木幷哂鴥鹊貢鹘淌旷U康寧(F．W．Baller)在該書修訂版的序言中對其編撰目的解釋道:吾也細覽華文之《好逑傳》，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輯為一書，無他志也，欲待后日之來中國者，學習華文，得以由階而升，不至望而卻步矣。雖然，猶恐字樣所限，令人難明，故于此書中，兼寫華英之文字，如畫人著眉，畫龍點睛，以示后人之閱此書者，一目而了然，心領而神會。《第一才子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三回》的編撰目的與《好逑傳》相似，是“為了給剛學習漢字不久的人提供一個簡單的課本”。該讀本有《三國志演義》的總體介紹、三國時期的歷史概況、本回的大致情節，并附中國歷史朝代表、東漢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單字表和漢字部首表。每頁內容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中文原文，有句讀;下部為英文注釋，解釋文中字詞的語法特征與意義。茲以本回第一句話為例:卻1說魯肅2孔明辭了3玄德4劉琦5登舟望6柴桑郡7來8。編撰者對這一句文字的注釋為:1.“卻說”，表示敘述再次開始，“現在我們繼續講……”2.“魯肅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兩條一樣，中文里這種情況無需系動詞，但在翻譯中必須加上。3.“了”跟在“辭”后表示動詞的完成時態。4.“玄德”，見“人物索引”第6條。5.“劉琦”，見“人物索引”第5條。6.“望”，面朝……7.“柴桑郡”，吳國城市，孫權的總部。8.“來”，敘述者在孫權一邊。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釋，即使沒有譯文，也能“指導初學者閱讀最困難的部分”。④就以上兩種形式的漢語讀本來看，雖然針對的讀者是西方人，但漢語部分仍然用的是傳統的句讀，并沒有參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標點。這固然與當時中國尚未推行新式標點有關，他們并不需要這種新形式的文本，否則，這些漢語讀本的意義將不止于此。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新式標點本的產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編輯的“亞東本”《水滸傳》的出版。

三、辭典中的中國文學條目

辭典的編撰建立在資料搜集之上，既是對現有成果的總結，也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美華書館曾出版了兩種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辭典，分別是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Wylie)的《漢籍解題》(NotesonChineseLiter-ature，1867)和英國外交官梅輝立(W．F．May-ers)的《中國辭匯》(TheChineseReader’sManual，1874)。前一種是中國典籍的目錄及簡介，后一種是對中國歷史人物和文化典故的釋義。以翻譯西書著稱的漢學家偉烈亞力感到學習中文的西方人“在一開始時，都會經常被閱讀中遇到的人名、征引所阻礙，對于這些，學生們找不到任何頭緒，除非得到中國學者的幫助”。此時，尚無相關工具書可查閱。盡管這種困難幾乎不可能克服，但他仍愿意“提供一些減輕這種困難的方法”。⑤偉烈亞力共著錄了1745種中國文獻，按四部分類，并對每種文獻進行簡要介紹，其中著錄中國文學作品的是子部和集部。以《漢籍解題》“子部”第十二類“小說家”為例，據其考察，“‘小說家’包括的作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幾個世紀。內容包含各種敘述、對奇跡的記錄和與之相關的言論”。⑥其下大致按時間順序著錄《穆天子傳》等筆記小說101種。值得注意的是，在筆記小說后，又列《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通俗小說15種。正是對這些通俗小說的歸類，凸顯了不同的學術傳統造成的分類方法的巨大差異。偉烈亞力在論述小說的總體情況時，已經發現中國正統學術體系中根本沒有通俗小說的位置。對此，他不無遺憾地表示:“即使優秀的小說，中國人也不承認是他們國家文學的一部分。然而，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吸收了歐洲思想的人則認為，小說或是傳奇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能忽視的。小說能為我們提供許多知識，比如各個時代的風俗習慣、不斷變化的語言的某一時段的特征，是一大部分人獲得歷史知識的唯一渠道，并由于其影響而形成了自己的性格。雖然中國的學者們對小說仍抱有偏見，但是，小說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⑦當時西人面對這樣的沖突，主要采取了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印象式的，即完全根據自己的閱讀經驗來對中國文獻進行分類，不借鑒西方的學術分類體系。運用這種方法要求論者必須大量仔細地閱讀、分析中國文獻。而事實證明，限于時間和精力，這樣的要求對大多數西人來說很難達到。上海文匯印書館(ShanghaiMercuryOffice)曾出版秀耀春的《中國文獻》(F．H．James，ChineseLiterature，1899)一書。作為京師大學堂西文教習的秀耀春，僅憑過目的幾十種書籍，便主觀地將中國文獻分為經典、美文、小說、寓言和故事、警句、諺語和報章，其偏頗之處顯而易見。另一種是尊重中國的四部分類。偉烈亞力遵照的即是這種辦法。而且，要在兩種文藝觀念相互沖突所面臨的尷尬處境之中，以西方文藝觀念容納更多中國文學作品，必須對中國傳統分類作一些修正和調整。于是，通俗小說被列入“子部小說家”類。類似地，戲曲作品被列入“集部詞曲”類。這種做法，在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W．Williams)那里已有先例。衛氏在《中國總論》(TheMiddleKingdom，1847)第十二章“中國的雅文學”中依據《四庫全書總目》來介紹中國傳統文獻，在論述到“子部小說家”時，卻全文翻譯了《聊齋志異》中的《種梨》和《罵鴨》兩篇，并介紹了《紅樓夢》，而1883年的修訂版更又補充介紹了《水滸傳》和《列國志》兩部“歷史小說”。這種“嫁接”的方法，越過了中西文學觀念巨大差異的鴻溝，在遷就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情況下“不露聲色地”雜入了西方的學術體系。

《漢籍解題》為西方人了解中國典籍打開了一扇門，但仍不能解決其閱讀中面臨的“錯綜復雜的典故和引證出現在中國書面語的各個角落”的窘境。出于“為上述的錯綜復雜性提供一種線索，并同時從各種材料中提煉出每個學習中文的學生都需要的關于中國歷史或人物的簡要知識”⑧的目的，梅輝立編撰了《中國辭匯》。該辭典收錄了關于歷史人物和文化典故的974個詞條，都是“學習中文的最大難點”。⑨人物類條目下列姓名、字號、生卒年、生平經歷等，其中明確提到為文學家或進行具體文學活動的有32人。如:崔顥:公元755年去世。唐代著名詩人。據說李白曾細細品讀了他題寫在漢陽城黃鶴樓上的同名詩歌，對其大加贊揚，并表示自己不再創作以黃鶴樓為題的詩歌。典故類的條目則交代其出處、內容及歷史演變等，其中與文學相關者有21條。如:崔鶯鶯:傳奇故事中的著名女主人公，一部14世紀的戲劇《西廂記》詳細敘述了她的命運，而這部戲劇是根據400年前的一篇短篇小說《會真記》而創作的。無論是戲劇還是小說，都講了崔鶯鶯和一個名叫張君瑞的年輕書生偷情的故事。這位女主人公的侍婢紅娘屬于中國小說中常見的調皮淘氣的中間人一類。梅輝立使用了20多種原始材料來編撰這部辭典，⑩一舉成為該領域收錄最豐的著作，為西方人查閱、了解中國重要的人名地名、傳說故事及進入思維體系的意象提供了極大便利。辜鴻銘曾評價道:“它當然不能被說成是完善的東西，但確實是一部大著，在已出版的關于中國的著作中，它要算是最嚴謹、認真而不裝模作樣的了。并且它的實際效用，也僅次于威妥瑪的那部《自邇集》。”［4］(P119)而且，梅輝立的工作還直接啟發了英國漢學巨擘翟理斯(H．A．Giles)的《古今姓氏族譜》(AChineseBiographicalDictionary，1898)的編撰工作。這部曾獲得法蘭西學院(FrenchAcademy)頒發的“儒蓮獎”(PrixStanislasJulien)的巨著是一本專門的中國歷史人物辭典，共收錄2579個條目，既有歷史人物，也有神話人物。在這些人物中，以文學成就著名者增至155人。在著錄方式上，翟理斯也繼承了《中國辭匯》征引廣博、選擇得當的優點，并改正了梅輝立大多不列人物代表著作的缺陷，顯得更為周詳。

四、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小說的評價

美華書館出版的《教務雜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是在華基督教會辦刊時間最長的英文期刊，也是當時在華最有影響的基督教刊物，代表了主流教會和傳教士的思想與見識。《教務雜志》雖為新教傳教士的信息媒介，卻也刊發了不少關于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風俗的文章，包括一系列譯介和評論中國文學的文字，其中通俗小說最為新教傳教士關注。《教務雜志》鮮有對小說的譯介，卻刊載了對小說的評論15篇，既有專論，也有對小說譯本或漢語讀本的書評，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古代小說的態度和看法?？傮w來看，這15篇評論基本都不是從文學鑒賞的角角考量，而主要把小說當作中國人道德觀念的樣本;并在傳教學的框架內討論中國小說如何具有實際的傳教意義。前一點集中體現在對《好逑傳》的評價上。鮑康寧在漢語讀本《好逑傳》出版后曾撰文指出該小說的道德教化意義:我認為這部小說表現了不信上帝的中國人的一個信條: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拖裥≌f中描繪鐵公的父親一樣，官員廉潔的崇高理想也為古代中國的道德感增添了光彩。瑏瑢以從事教育活動著稱的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潘慎文(A．P．Parker)同樣認為《好逑傳》中最重要的就是對中國人道德觀念的描繪:雖然故事背景發生在明代，但其中的禮儀和風俗卻從六百年前一直保存到現在。這是一個道德上純潔的故事，可以說，和其他小說都不一樣?！@個故事充滿著優秀、健康的道德教化，書中對人物和事物的譴責也滿足了人們要求公正平等的心理。瑏瑣以英美人為主的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小說中道德狀況的褒揚與他們的前輩有著巨大差異。18世紀，當“中國熱”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風行得如火如荼時，當中國文學特別是小說和戲曲中的道德因素被啟蒙知識分子“用來諷諫歐洲社會道德凋敝的現狀”，［5］(P212)作為“反對教會權威和宗教蒙昧的思想武器”時，海峽對岸的英國除了對中國園林等物質文明產生興趣外，在文人中卻“長期彌漫著一股對中國懷疑、貶斥和譏諷的風氣”。

帕西(T．Percy)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761年，他在倫敦出版了《好逑傳》的英譯本。在卷首的《獻詞》中，帕西說:“這部小說顯示了中國作家對道德和禮儀的高度重視，但中國人在現實中卻根本不按照這些高尚的信條去施行。”這句話清楚地表明，帕西認為本書所體現的道德僅是理論上的;相反，他在譯文注釋中對小說主人公和中國人道德的評價都很低。比如在談到中國人的“詭計多端”時，他說:“盡管中國人自詡道德純潔，但他們的道德卻明顯不及基督徒。他們根本不懂如何既做到真誠坦率，又顯得足智多謀，并且避免一切狡詐的行為。而這些都是我們做人的崇高原則。在這點上，中國人不值得我們尊重和仿效?！保?］(P129)而當新教傳教士大規模來華時，西方人對中國及其子民已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了解，也不再糾結于耶穌會士、商人和冒險家描繪的截然不同的中國形象?，仮灛幵陂喿x中國文獻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中國小說作者經常在作品中發表自己的見解，而且大多有強烈的勸善懲惡的意味。于是，他們在中國小說中的道德訓誡色彩與傳教士的布道、宣教活動之間找到了契合點。因此，新教傳教士看《好逑傳》，便得出了與帕西等人大異其趣的結論。在實際的傳教意義上，首先，他們將中國小說作為漢語習得的工具和指南。隸屬于英國內地會和中國圣教書會的竇樂安(J．Darroch)認為，《好逑傳》在傳教工作中起到的兩點重要作用是“它用官話寫作，和其他著作相比，它提供了一種寫作風格的標準，我們在漢語的出版物中也要使用這個標準”;而且，“我們從本書中可以獲得簡潔而優雅的漢語詞匯”。其次，認識中國人的傳統信仰。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甘路德(J．C．Garritt)認為，傳教士有責任去閱讀《封神演義》這類小說，因為它們“揭示了中國人的思想，不僅讓我們了解了中國人的愚昧無知，也讓我們認識并與其迷信活動作斗爭”。盡管中國人“有高度的文明，對現實生活中很多事物也都相當了解，但他們對永恒和精神上的真理的認識仍籠罩在死寂的黑暗中，只有主耶穌基督的福音才能帶給他們真正的生命和不朽”。再次，將小說情節作為宣教時上帝福音的見證。比如竇樂安就將中國小說在布道中用作注解、爭論或勸誡的材料，認為小說中的故事都具有暗示、隱喻的性質，正好可以配合宗教宣講。瑏瑧與天主教傳教士相比，新教傳教士將更多目光和精力投射于研讀和評價中國小說上，體現了兩者不同的傳教策略。以耶穌會士為主的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奉行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主要和上層文人打交道，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方豪對此有精準的評價:“明清間來華教士幾無不研讀中國經籍，實亦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也。惟教士所重者在經籍中之宗教思想……純粹之文學作品，教士多不注意，甚或有不屑一顧者。觀早期教士中無一翻譯中國文學名著，可知也?！毕啾戎拢陆虃鹘淌康难酃獠粌H僅集中在中國傳統所認可的“正統”范圍內，小說、戲曲乃至其他民間文藝形式都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但其興趣所在，終究是為了熟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然后傳播基督教義，最終“改變中國人的‘異教’信仰，以及與信仰相關聯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風俗習慣”。［6］(P4)只是他們比天主教傳教士采取了更為靈活主動的策略來適應中國本土文化。

綜上所述，作為一家有宗教背景的出版機構，美華書館“意在以出版之物推廣圣教，假印刷之工闡揚福音”。［10］(P236)由于新教傳教士大多奉行“以學輔教”的傳教政策，以傳播文化為己任，在向中國傳播西學的同時也關注中學，而中國文學亦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雖然編撰這些著述的出發點大多出于實用目的，但客觀上有助于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也正是這些英文出版物，使上海美華書館超越了教會出版機構的局限，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中都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