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文學文本形態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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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文學”作為新時期文學的序幕呈現出了自身特有的文本審美形態，主題方面呈現為傷痕的揭露與展示，對傷痕制造者的控訴與批判，對黨和國家以及美好人性的歌頌。它在敘述形態上，仍然可以窺見“十七年文學”以及“”文學的影子。這些文本形態的生成受制于諸如時代、政治的需求和影響以及讀者因素等文學外部環境因素，創作水平和創作態度等創作者的主體性因素，主流意識形態對創作者的規訓與懲罰以及創作者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無意識的認同等多種因素。本文通過考察“傷痕文學”的歷史語境，對制約“傷痕文學”文本形態的諸多因素進行分析。

一、文學外部環境因素

(一)時代、政治的需求和影響

“”結束后，整個民族和國家都沉浸在對“”倒行逆施的控訴和對“”運動的反思之中。在時代情緒影響下，展示十年浩劫中人們遭受的肉體和心靈的雙重創傷，在展示創傷的同時給人們以心靈的撫慰，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基本主題?！啊逼陂g，激進派推行的“”文藝路線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看做是、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文藝黑線，徹底否定了“十七年”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造成了社會主義文藝“百花凋零”的局面?！啊苯Y束后，“”文藝路線被廢止及“肅清”，“堅持的革命文藝路線，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成為黨指導文藝的政治方針。貫徹“雙百方針”被視為文藝上的撥亂反正、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正確道路，即文藝“只能‘放’，不能‘收”［1］。

(二)讀者因素

“傷痕文學”時期的讀者都是“”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也是“”浩劫的受害者。“傷痕文學”對災難的展示和批判以及作者所具有的社會責任感獲得了讀者的認同，契合著讀者的閱讀期待。中國作協和《人民文學》編輯部從1978年起開始舉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重要參考之一就是讀者的推薦。讀者在推薦信的附言中對作品予以肯定，指出“近年來出現的短篇小說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以革命的銳氣提出并回答了廣大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2］。1979年的小說評選活動，讀者熱情更加高漲，“被稱為‘選票’的優秀作品推薦表，像雪片一樣從四面八方向編輯部飛來……一百天內共收到‘選票’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張，比上一年增長十二倍以上，推薦小說兩千篇”［3］。

二、創作者的主體性因素

創作者的主體性因態。同樣，對于創作群體來說，相同或者相近的主體性因素會直接對文壇的創作趨勢產生影響，甚至引發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皞畚膶W”就是由主體性因素相同或相近的創作主體共同演繹而成的，創作主體的創作水平和創作態度對“傷痕文學”的文本形態有著直接的影響。

(一)創作水平

構成“傷痕文學”創作主體的大多是知青作家，比如馮驥才、盧新華、金河、孔捷生等，這一群知青作家多數都是因為“”而中斷了學業，當過知青，有的還參加過紅衛兵，經歷過“”的殘酷。與現代文學，尤其是“五四文學”相比，他們的創作水平普遍較低。陳國凱曾說自己“是一個學識庸淺的工人作者，在工廠里干了20年活……由于水平低、工作忙，擔心寫出來的東西會被編輯同志丟到字紙簍里”［4］。鄭義在談到創作《楓》時說自己“沒有什么創作經驗”［5］。盧新華是“學起作小說來的，有著極低的政治水平和文學水平”［6］。在《傷痕》發表之后，盧新華曾經坦言:“我可以坦白地說，我于寫它之初，還根本不懂得諸多的文學技巧、繁瑣高深的文藝理論，只是初步意識到文學作品應該真實地描繪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應該交給讀者一顆真誠的熱烈的心?！保?］

(二)創作態度

“傷痕文學”作者有著“”殘酷年代的切身體驗，“”結束后，他們仍然面對著成堆的社會問題，這些切身體驗影響著他們的創作態度。劉心武在談到《班主任》時曾說:“創作是出于對十年‘’動亂積存已久的腹誹，集中地體現在對‘’文化專制主義的不滿?！保?］盧新華在創作體會中說:“在現實生活中，我越來越產生這樣一個想法，這就是，我感到有必要用我的筆訴諸我的同志們，讓他們通過活生生的畫面和鐵一樣的事實，更進一步地認識‘’確是地地道道的我們社會的最大禍害……”［6］孔捷生在談到寫作《姻緣》的起因時也說，作為一名工人，他1972年開始學習文藝創作，“但是很快就對那時那套虛假的文學感到了厭倦”［9］。粉碎“”以后，“又重新拿起笨拙的筆……感到有很多話要說，于是就用文字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9］。這群知青作者熱愛文學，滿懷激情和使命感。但是他們學養的根基大都源于“十七年”時期，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藝創作觀念的影響。在觀照現實生活時，由于對生活的投視距離太近，受到閱歷、經驗以及理論水平的限制，當他們拿起筆來回首“”歲月時，所呈現給讀者的就成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傷痕文學”的文本形態了。

三、規訓與認同

(一)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對“規訓與懲罰”有著詳盡的論述，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中，他詳盡地描述了17、18世紀的“理想的士兵”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強制性訓練一點點適應軍人的職業習慣，當這種“強制性”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習慣性動作”時，“規訓”的過程也就完成，“理想的士兵”形象也就被塑造出來了。“懲罰”是針對罪犯做出的裁決，在懲罰機構看來，“犯罪者”“在內部打擊社會”，他們較之來自外部的異己力量更有可能損害社會利益，因此被視為社會的“公敵”而受到懲戒。由于犯罪使個人處于整個社會的對立面，這使得“懲罰”具有了公開、正義、合法的特性。大家就“懲罰原則”達成了一種契約關系，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種成規。國家意識形態對“傷痕文學”采用的多是以內在方式實施的“規訓”手段，而非外在的“懲罰”暴力形式。這種內在的“規訓”主要體現在文學制度層面，包括一系列的文學會議及其制定的文學政策、文學評獎、文學出版等方面。

1.文學會議、文學政策“”后國家各項工作的恢復與開展都是以揭批“”、反思“”為開端的，“英明領袖華主席指出，揭批‘’是我們當前工作的綱，是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的推動力量”［10］。當時召開的一系列與文藝有關的會議，負責文藝工作的領導人都在講話中對文藝工作有過指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的黃鎮曾指出:“文藝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頭等大事，仍然是高舉的偉大旗幟，把揭批‘’的斗爭進行到底……在文藝戰線上打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沖破重重阻力，把‘’制造的種種混亂加以澄清，把被‘’顛倒了的一切是非統統糾正過來?！保?1］中國作協主辦的官方文藝刊物《文藝報》也配合著文藝會議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開了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北京的座談會上，時任全國文聯黨組副書記、文化部副部長的陳荒煤指出:“、‘’對青年一代的危害那么深，不可能不在文藝上反映出來，作家不反映，那是失職。揭批‘’的作品在新時期需要大力提倡，如果要作家回避這些問題，那是當了逃兵。我們親身經歷和感受極深的東西，不寫怎么行?”［10］在上海的座談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為:“文藝作品完全應該起揭露批判‘’的作用，現在的文藝作品暴露‘’的罪行還不很夠，很不深，這也是我們作家需要努力去做的?！保?2］文學會議及制定的文學政策是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權力化表達。“政策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制定的，是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作家在觀察和描寫生活的時侯，必須以黨和國家的政策為指南。他對生活中的任何現象都必須從政策的觀點來加以估量”［13］。文學政策對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起著建構和維護的作用，實現了對文學的直接制約和主導，引導和規范著作家的創作內容和創作方向。

2.文學評獎“獎勵制度是鼓勵文學藝術創作發展繁榮的重要機制之一，也是意識形態按照自己的意圖，以權威的形式對文學意識的導引和召喚。因此，文學藝術的獎勵制度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性，權力話語以隱蔽的方式與此發生聯系，它毫不掩飾地表達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意圖和標準，它通過獎勵制度喻示著自己的主張和原則”［14］。為了促進短篇小說創作的繁榮與發展，適應廣大人民群眾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對文藝的需求，同時為了配合國家開展撥亂反正和經濟建設工作，中國作協會同《人民文學》舉辦了一系列的全國優秀小說評選活動，并將這種評選活動規范化、制度化。國家在制度層面設立評獎機制鼓勵作家創作，“評獎就是對我們的作家們的出色的創造性勞動的一種鼓勵……通過評獎，表示我們對這些作家們辛勤勞動和心血結晶的酬謝和評價，讓更多的讀者來注視這些大都是后起之秀的作者，鑒賞他們的創作”［15］。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創作，文學評獎制度既是對作家創作的鼓勵，也是對作家創作的規范和引導。“我們的評論和評獎要鼓勵文藝創作沿著革命現實主義(其中也包括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前進，要鼓勵作家敢于接觸和反映生活中各種矛盾和斗爭，敢于和善于描寫尖銳的斗爭題材”［16］。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不但不能入選，而且還會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評?！拔覀兊奈膶W創作和文學工作，確實存在不少缺點，甚至嚴重的缺點，遠不能適應新時期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興味和要求。少數作品和文章，也曾造成不良的社會效果，引起群眾不滿。這是亟待改進的。我們的評獎工作，連同我們當前的整個文學工作，都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群眾的檢驗”［17］。周揚曾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大的榮譽，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勵和安慰，莫過于他的作品在人民中間得到承認，得到賞識，引起共鳴而又能起到鼓舞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保?5］“”前的評獎活動都是由官方單方面實施的，新時期的評獎引入了讀者評價(選票)作為參考依據。在某種程度上，讀者的喜好與官方對作品的要求是一致的。可以說，作家的創作興趣跟讀者的欣賞趣味以及官方的意識形態要求三者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

(二)政治無意識的認同

佛克馬、蟻不思認為:“成規這一概念預設了一群對他行為的期待相同的人，因此，一種成規是一個明確的或者彼此心照不宣的協議……因為每個或者幾乎每個人都知道被期待的是什么?！保?8］文學會議、文學政策、文學評獎、文學出版以及其他方面都在制度層面預設了“傷痕文學”合法性的成規?？梢哉f，在這種成規的制約下，作者普遍表現出了政治無意識的認同態度。批判“”、反思“”的主流意識形態得到了作者的普遍認同，這種認同被內化為作者的創作動機和內在要求，從而二者達成了一種共鳴的關系。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新時期初期的時代背景下，“傷痕文學”的文本形態是由時代政治的需求和影響、讀者因素、創作者因素以及三種因素的交叉互動和相互制約塑造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