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曹操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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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我國東漢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作為東漢丞相、三國曹魏政治集團的奠基人，曹操經常出現在當今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當中。對曹操形象的塑造雖說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大多沒有脫離小說《三國演義》、史書《三國志》的窠臼，以政治奸雄、軍事帥才為主。的確，曹操有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他在黃河流域大興水利、廣屯良田，促進了北方封建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曹操精于兵法，并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在結束東漢末年諸侯割據紛爭局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還“外定武功，內興文學”，又是漢末杰出的文學家和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他一方面憑借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搜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文學上的新風氣。［1］曹操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就其文學創作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曹操的散文創作

目前現存于世的曹操散文有150余篇，其中大部分散文的篇長只有200字左右，少數散文甚至不足100字。曹操的散文盡管短小，但很精悍，內容也非常豐富，集中反映了曹操面對東漢末年諸侯割據混戰局面力促統一偉業的理想和戰略。從內容上看，曹操散文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2］第一，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曹操所處的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較為有名的亂世時期，政局動蕩，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黃巾起義的興起與失敗加速了東漢王朝的覆滅，同時也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糧食匱乏，流民四起。為恢復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充實軍糧，穩定軍心民心，大權在握的曹操決定實行秦皇漢武時代的屯田政策，并大興水利。在散文式的政令《置屯田令》中，曹操明確提出國之根本在于糧食充足、兵強馬壯，屯田的初衷即是要增加糧食產量和存量，以養護一支強大的軍隊，用來消滅群雄、結束割據、實現天下一統。《置屯田令》頒布后不到5年，曹操治下的地域倉廩皆滿。不僅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也有效解決了困擾軍隊已久的軍糧問題，為曹操后來率兵四方征討、統一黃河流域奠定了充實的物質基礎。除了農業生產之外，曹操穩固社會秩序的很多思想也可以從他的散文中覓得蹤跡。公元204年，曹操將袁紹的勢力趕出冀州，遂《抑兼并令》，該敕令首先言辭激烈地批判了袁紹家族縱容豪強強占土地、欺壓百姓的罪惡行徑，然后規定將過分集中的土地還給百姓耕作，并就租金數量做出了嚴格的限制。面對官場腐敗之風屢禁不止的情況，曹操撰寫了《整齊風俗令》，文中引用大量腐敗導致亡國的案例，提出腐敗乃先圣所不容的觀點，闡明了革除腐敗弊病、整肅官場風氣的必要性和決心。曹操反對統治階層的奢侈浪費之舉，他提倡節儉并以身作則。他的《內誡令》中有一段提到，他自己的衣被全都用過10年以上，如有破損均縫補后再用，極少換新。在曹操的影響下，曹魏從上至下都形成了勤儉之風。由此可見，曹操大量政論、政令形式的散文突出表現了他安邦治國之術和遠見卓識的政治軍事才能。第二，任人唯賢的用人理念。曹操出自宦官家族，從政伊始即被同僚上級所不齒，這也鑄就了他棄儒道尊實力的從政風格。曹操非常清楚，要稱雄天下，除了掃清那些所謂承儒家正統的世家官宦豪族阻礙之外，更要培植自己的勢力。為此，他撰寫和了《求賢令》，文中首先以春秋時期齊桓公任用管仲為例闡發他求賢若渴的訴求，然后提出“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的用人準則。后來，他又撰寫了《舉賢勿拘品行令》闡發了用人如何權衡才能與德行的關系。文中用陳平定漢業等典故來支撐他所認同的一個觀點，即很多時候才能與德行不能兼具，大多數整天將儒家道德掛于嘴邊、出身門第高貴之人事實上缺乏經世致用之才;只要有真才實學，德行的有無都不影響任用和提拔。

曹操不僅將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寫進其人才戰略的文章中，而且還身體力行地實踐他的這種主張。在多年逐鹿中原的過程中，曹操憑借他的聲望與地位，吸引和籠絡了大批能人志士投入其麾下。圍聚在曹操身邊數以百計的天下文武才能之士，如建安七子、陳琳、蔡琰等，都深受曹操舉薦任用之恩。在他們眼里，曹操知人善用、善待人才的眼光和氣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司馬光曾評價曹操時說道，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限制了腐敗無能的世族官吏把持政令的權限，是曹操建立魏國基業并日漸輝煌的重要因素。曹操散文式表書中，也有一些舉薦賢能的文章，如《表論田疇功》《請封荀攸表》《請增封荀表》《請追增郭嘉封邑表》等。這些文章內容文字沒有對他所舉薦之人的浮夸虛辭，而是以事實為基礎，陳述他們的優缺點及其對漢室國家的可用之處。曹操給漢獻帝上表薦賢的散文表現了他賞罰分明、不貪戀他人功勞的坦蕩胸襟，因而深得人心。第三，結束戰亂、實現統一的憂國憂民之心。在《對酒》一文中，曹操的政治理想主義色彩盡顯，他理想中的太平世界是:官吏因社會秩序井然而無案可斷;農民耕作三年即可收獲九年可用之糧;王室貴族愛戴百姓;百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整個社會都是一副其樂融融的安定景象。盡管理想遠大，曹操也深知現實的殘酷。公元202年，曹操在河南一帶駐軍時撰寫和了《軍譙令》，文中哀嘆常年戰亂給百姓造成難以平復的傷害和災難。后來他又了《存恤吏士家室令》，規定因戰亂而失去家人的老幼孤獨者，地方政府要予以撫恤安頓。這些散文式政令體現了曹操的憂民愛民之心。總之，曹操的散文內容與他卓有建樹的文治武功是非常契合的。在著文形式上，曹操擺脫了漢代辭賦駢偶化影響的束縛，不拘泥于固定格式，用樸素、簡潔、有力的文筆自由抒寫心中情志和思想見解，頗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言辭無忌之風。因此，曹操的散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一改漢代散文鋪敘繁縟的乏味之調，而極具清峻、通脫的特色，文章短小但文意清晰，遣詞樸實但富有情理，充分展現了曹操在散文創作方面的才華。被魯迅先生稱為“改造文章的祖師”。

二、曹操的詩歌創作

曹操流傳于世的20多首詩歌繼承了以寫實為主的漢樂府民歌的基調，大多用四言詩的形式反映社會生活與時代精神，極具蒼勁雄渾、慷慨悲涼的特色，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4］曹操的詩歌雖以漢樂府民歌為基調，但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發揚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髓，用創新式的文字內容表現現實情景、反映作者思緒。例如挽歌《薤露行》的起始句“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開宗明義地指出漢室衰落的根源在于用人不察、奸人當道。后敘“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直指國賊董卓犯上作亂，理應檄文征討。再有“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一句真實描繪了國亂民哀的殘酷景象。全詩收尾時的“瞻彼洛城郭，微子為悲傷”一句表現了作者曹操憂國之動蕩、憂民之境遇的感傷情懷。該詩情景交融，以寫實寄托哀傷，從描繪殘酷現實升華至抒發救國救民的壯闊胸襟。另一首挽歌《蒿里行》是曹操在舊題的基礎上所作的一首新詩。《蒿里行》用一句“關東有義士，興兵伐群兇”概述了漢獻帝時期關東州郡興兵討伐國賊董卓的歷史背景。后敘“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表述了群雄各自為戰、未形成合力，從而多次貽誤戰機的實情。再有“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等句揭示袁紹、袁術等各路軍閥不僅沒有精誠團結，反而為爭權奪利自相殘殺，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禍害百姓的災難景象。最后一句“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充分流露了作者曹操悲憫百姓之情。《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曹操借樂府民歌里的舊事重新譜寫新的詩歌內容、并在詩尾抒發悲嘆之感的經典佳作。除了詩歌的文學意義之外，《薤露行》和《蒿里行》中所反映的史實也是后世研究東漢的重要史料。

曹操的樂府詩歌大多以史實開頭，用抒情結尾，而且重在抒情，有些抒情內容甚至占據了整個詩歌篇幅。很明顯，這些詩歌的立意是為表現作者曹操頑強進取、一統天下之心，其慷慨悲亢的厚重情懷躍然于詩文之中。例如四言詩《短歌行》開篇的“對酒當歌……唯有杜康”表達了曹操建功立業、時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和深感時光流逝過于匆匆的慨嘆。再敘“青青子衿……鼓瑟吹笙”借古喻今，表達曹操求賢如渴的心境。最后結尾處用一句“月明星稀……天下歸心”點明了全詩的主旨，即廣聚天下英才，共事統一大業。《短歌行》幾乎全篇都渲染著沉悶的憂郁色彩，但到了最后卻用戰鼓激昂般的語氣宣泄出一種慷慨情緒。前后詩文意境的巨大跨度與自然轉變，將曹操的詩歌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另一部淋漓盡致展現曹操詩歌才華的作品是《觀滄海》，全詩低沉、抑郁、蒼涼、悲愴，但又直抒了作者廣博雄偉的胸襟與真情，與《短歌行》有異曲同工之妙。“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這六句詩用質樸的言詞，白描出登山頂后所見之平常實景。再敘“秋風蕭瑟，洪波涌起”，將筆鋒轉至瑟瑟秋風吹拂過的洶涌波濤的壯闊海面。接著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四句描繪出日月星辰與浩淼大海交相輝映的氣勢磅礴的景象。最后用一句“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為全詩注尾，表達出曹操對山河壯闊景象的神往以及海納百川的胸襟。

總而言之，盡管曹操在中國歷史上素有“能臣”“奸雄”的爭議，但他的散文、詩歌與他的名字一樣流傳千古。曹操以其橫溢的文學創作才華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學領域極富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