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轉型期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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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復雜而巨大的變化，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文化審美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作為人文學者，面對這一巨大的社會歷史變遷，如何回應才可能切中時代的脈搏并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思考呢？筆者注意到羅瑞寧有關轉型期中國文學研究成果專輯（理論專著）《審美與欲望的糾纏》①以“審美”與“欲望”的沖突作為研究文學創作及文學與文化關系的中心環節，以“人學”作為基點來介入當下現實的思考與批判。這一學術視野和學術理路不僅對當代文化審美理論創新有一定裨益，也有助于改變以往僵化的文學批評模式，堪稱當下國人人文學者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一次新的嘗試和新的收獲。

一、建構多重動態對話的批評維度

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文學批評大都采取以下兩種研究模式：一是二元論的研究模式，其思維邏輯是典型的單一直線性，即在作家/社會、文本敘事/歷史本事、精神/物質、內在/外在之間，簡單印證兩者的關系；二是僅在文學內部進行研究，即僅從語言、形式、思想等方面來分析和探討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前一種研究模式由于非常注重研究外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有時候甚至表現為社會文化決定論），所以往往會變成了一種機械的操作———從結論出發，去找對應的文本與現象；后一種模式則切斷了文學與外部的關系，把文學看作完全自足的東西。這兩種研究模式忽視或排除對文學活動主體和內因———人及其欲望與文學、文化互動的考察。這樣的研究，很難能夠對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快速變化的日趨復雜的文學現象做出全面而到位的分析和把握。理由是，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使社會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社會階層多重分化，被激活了的各種欲望（在當代社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欲望就是力量）從各個方面推動了社會發展，而另一方面，這些欲望之間也存在復雜的博弈以及有可能被更強大的剛性力量所壓制，這就使得當代社會變得錯綜復雜。當代復雜的文學生態，自然也是各種欲望博弈帶來的結果。因而，在文學內部進行單一維度的研究或從社會文化這一視角對文學進行普泛化的理解，都會遮蔽了文學活動的復雜性。對此，羅瑞寧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其著作中多次談到：“（文學）是一種非常特殊復雜的意識形態存在。簡單的社會學文化學批評往往會導致偏頗。唯有從具體的作家行為、從具體的作品閱讀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才是真正科學的‘審美的歷史的’文學批評態度。”②“生活在欲望的時代，卻要忽視或躲避欲望的現實，這樣的創作和批評，無異于閉門造車。”③從論文專輯（專著）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批評實踐過程中，緊緊扣住了跳動的時代脈搏———欲望與審美的沖突，來考察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化建設。這種強調以“審美”與“欲望”的糾纏沖突作為研究作家與作品、文學與社會關系的中間環節，辯證地思考“審美需求”與“本能欲望”之間的矛盾沖突，很好地把自上而下的宏觀理論研究和自下而上的經驗研究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欲望與審美、作家與作品、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接受群體、研究者與社會等多重動態對話的研究形態。著作正是多重動態對話的一個結果，如其中的《審美與欲望：當下時代文學創作的話語沖突》一章對“欲望”與“創作”、“欲望與審美”之間的互動交融進行了考察；《轉型期欲望化寫作批判》一章對文學創作與社會道德、社會價值的關系進行探討；《“棄醫從文”和“棄文從醫”問題簡論》一章則透視了創作與作家的生命需要、創作與時代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文章既以社會文化作為文學研究的語境和背景，又以文學活動作為“當代欲望”場中的生動個案來加以研究，較為全面且深入地剖析了文學創作內部景觀及文學與社會互動的復雜性。可以說，這樣的研究路徑，在刺中時代癥候的同時也大大地拓寬了文學批評的空間維度。

二、穿越精英主義與大眾主義

綜觀《審美與欲望的糾纏———轉型期中國文學研究》，筆者發現其學術立場有別于流行的“文化精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和大眾文化哲學觀點。80年代以來，中國的審美文化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出現了兩種偏向。一種是偏向“文化精英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懸置了“現實的歷史”和“現實的人”，也就是說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從“理想的形態”出發來探討問題，對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對世俗文化持否定的態度；另一種是偏向放棄原則立場的大眾文化哲學觀點，把理論研究降低為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合理化證明，對各種粗鄙的文化思潮和文學作品不加批判地給予肯定與接受。從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批評實踐的過程中，自覺地對以上兩種偏向進行了反思和穿越。對于前者的缺陷和不足，著者做如下深刻的剖析：真正健康的文化，應該是為絕大多數人的自由自覺的精神實踐。尤其是在現代文明社會，那種只有或只肯定少數人參與的“精英文學”，大抵上是與時展潮流，與“絕大多數人的民主”這樣的一些時代文化價值要求相背離的。大眾時代文化發展的客觀要求，真正自由的文學創作和審美批評，首先得具備有“平等”與“民主”的精神理念。所以，拒絕攀附權貴的奴性心態，拋棄俯瞰眾生的精英姿態；以自身的生命個體魅力，張揚個性自由的人類精神；主動貼近老百姓的精神需要，關注普通大眾的生活狀態，尤其是關注普通大眾的生命疼痛，通過審美的藝術方式表達作家的悲憫情懷，這些應是這個時代文學創作的基本良知……簡之，創作與批評“精英化”作為，至少從“創作良知”與“批評倫理”角度看，絕非符合大眾時代文化價值要求的……④引文無疑擊中了“文化精英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的脆弱之處———俯視眾生，缺少“平等”與“民主”交流的態度，疏離老百姓的精神需要，與“絕大多數人的民主”這樣的一些時代文化價值要求相背離。著者提醒：忽略老百姓現實的精神需求，過分地迷戀“文化精英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就有可能陷入話語霸權、畫地為牢和同質化的危險。而對于“大眾文化哲學觀點”，著者也在多篇論文中指出了其無原則無立場所帶來的危害：世俗化社會意味著欲望（物欲）狂歡的時代，它處處以快樂（生存性而非存在性）為準則，是真正的“剎那主義”，而人類目前為止所能迅速而徹底獲得快感的則莫過于是人的“性欲”的排泄了……⑤世俗時代，生命承受商業原則的強力裹挾，個性不再，情感麻木，身心失衡；欲望(金錢的、享受的)成為世俗人生中心話語，欲望驅使人們前進，人反過來又成為自身欲望的奴隸，這就是所謂的“時代異化”。

以上兩段引文，準確地描述了“大眾文化”的突出特征———處處以快樂（生存性而非存在性）為準則，瘋狂追逐消費與娛樂，沉湎于本能欲望的宣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眾文化基本喪失了超越現狀的內在動力，它把人們禁錮在現狀之中，也就是作者所講的：欲望(金錢的、享受的)成為世俗人生中心話語，欲望驅使人們前進，人們成為“自身欲望”的奴隸。不管是堅守“文化精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術立場，還是贊成“大眾文化哲學觀點”，作者認為這都不利于我們“倡導新的生命處世原則”，“建構新的文學生命哲學”。要“倡導新的生命處世原則”與“建構新的文學生命哲學”，則需要勇于創新。專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新的學術理路：以“人學”為基點進行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具體來說就是在堅守普世價值觀、堅守基本“人性”的同時，本著歷史的態度來考察社會文化的變遷，從具體的時代環境和現實條件來關照“現實中的人”，以務實的、包容的態度來推動包括文學理論與批評在內的文化建設：接受所處時代社會事實，肯定欲望社會的合理性，真誠地走進這個社會，但又不能沉湎于其中，而是努力發現這個社會的局限，以個體生命悲憫情懷，熱情關注，去挽救那些在這個時代里不幸被異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沒、扼殺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揚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這是當今世俗時代文學創作能夠成為真正的審美創造的理論依據。⑦世俗化沒有錯，發展商品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沒有錯……（關鍵是）該怎樣搞發展，這里涉及到發展觀的正確與否問題……對于轉型期的文化建設，我們自然不應求全責備而應海納百川，所謂“有容乃大”，但這并不等于可以聽之任之無所作為，甚至于是追惡逐臭式地推波助瀾。……現階段（轉型期）中國文化建設問題關鍵依舊是———如何實現文化價值的重建（具體而言是如何實現“多元而有序”的文化價值局面的建設），這一具體的時代文化形勢要求所有代表先進的中國現階段的包括文藝創作在內的文化行為都應該圍繞這一核心工作展開……⑧在筆者看來，這樣一種秉持歷史態度而不放棄普世價值觀的學術理路，既可以克服“文化精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烏托邦性質，又保持了對現實世界的批判激情，有助于突破當前的文化困局。

三、自覺反思的學術良知

在市場經濟主宰一切的今天，文學創作與欣賞、文化審美理論的建構與批評實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表現在文化審美的式微，還表現在商品交換邏輯腐蝕了文化審美的獨立性。西方學者杰姆遜對此有過深刻的反思：“商品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正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當然這并不是說那些理論家們用自己的理論來發財，而是說商品化的邏輯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思維。”[1]50-51杰姆遜的這段話提醒人們：即使在文學審美遠離政治的今天，文學審美的獨立性依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說，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文化審美批評陷入政治附庸的困境，那么，在商品經濟主宰一切的今天，審美批評則面臨著淪為商品的危險，這種現象在當下的批評實踐中并不少見。因而，自覺地反思是從事文化審美批評實踐的人文學者保持批評活力與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前提，尤其在商業交換邏輯無孔不入的時代。著者說得好：在新的時代語境里，啟蒙的方向不應還只是過去的那樣———只對別人不對自己、只對農民不對知識分子、只對大眾不對精英者，這樣的啟蒙，肯定是不徹底的，是半拉子工程。啟蒙，其實首先是要啟蒙自己，精英者只有自己撩開罩在其身上所有的蒙蔽，然后才有資格去啟蒙別人———啟蒙蕓蕓眾生。當下作家，罩在他們自己身上的各種蒙蔽———比如金錢名譽等這樣那樣誘惑像重重迷霧一般可謂太濃太厚，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⑨與寄附于政治一樣，淪為商品的文學創作與審美批評，也將會掏空自身應具有的價值。不管何種淪陷，都會使審美批評喪失自身的獨立性，使審美批評變成一種工具，使審美批評走向與個體的生命感知無關的境地。著者在審美批評實踐的過程中，以尊重自身的直覺感知為出發點，以升華“人性”為立足點，站在時代的對立面進行理性地審視和批判，將生命直覺和理性思考灌注其中。這就是為什么讀者讀過論著之后會有“美的啟迪”⑩的內在原因。不尊重自身的審美感知，不堅持審美的獨立性和審美主體的個性，就會缺失審美的生命活力，就不可讓批評同時擁有“三氣”———“靈氣、才氣和生氣”。殷國明先生在論著序言中說得好：“好的文學批評必須具備靈氣、才氣和生氣；‘三氣’充足，生命灌注，才能創造美的批評成果。”⑩此外，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美的批評成果還特別需要有“正氣”———即批判的力量。而如果沒有自覺反思的學術良知，則不可能讓文化審美批評真正具有批判的力量。對于羅瑞寧的著作《審美與欲望的糾纏———轉型期中國文學研究》，殷國明先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真誠之中卻透露著靈氣、才氣與生氣”⑩；而筆者以為，除了“三氣”外，文中還有一股氣———即一名人文學者的“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