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創作道路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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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實是我國新時期文壇“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1］是繼柳青、杜鵬程之后，陜西文學界一位品牌性、標志性的本土作家之一。陳忠實從一名愛好文學、自修文學的青年而成長為以《白鹿原》彪炳史冊的文學大家，他的漫漫半個世紀的創作道路，毫無疑義，極其典型而富有“深刻的文化意義”。［2］242本文探究和論述陳忠實獨異創作道路巨大的文化價值，以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暨陳忠實先生七十華誕。

陳忠實早期的農村生活和長期農村基層工作的經驗，奠定了作家民間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場和文化價值觀念，涂染并打就了鮮明獨特的民族化、鄉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學底色。陳忠實是從獨異而豐厚的文化世界走來的文學家。他出生在古城西安東郊西蔣村一個“白嘉軒”式正派純粹的農民家庭。其地處秦嶺北麓、渭河平原南部白鹿原下，灞水之濱的蔣村，屬于漢唐帝都京畿之地。少年陳忠實生長于北方農村的民間文化世界。其猶如趙樹理、柳青早年如魚得水般遨游在民間文化藝術世界一樣，陳忠實長期生活于地域性農民世界和純粹的民間文化藝術海洋之中，從而使陳忠實形成了終生不渝的底層平民立場、民間文化意識和關中“鄉土情結”。而早期農村生活、基層工作和創作“操練”，為陳忠實新時期創作奠定了思想、生活和藝術表現力的堅實基礎。五十年間，陳忠實始終“注目南原覓白鹿”，“破禁放足不作囚”，“猶存漢唐高格調”，“獨開水道也風流”。以獨異的題材與描寫領域，不僅在那“魂系沃土香益烈”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描繪和展示了極其豐富的人的心靈世界:康勤娃、馮馬駒、馮彩彩、四妹子、珍珠、山楂、羅坤等形象，表現了農村社會中新的文化精神力量的在崛起、在壯大，并且會逐漸成為主導的文化力量;以犟牛隊長老娘、縣委副書記母親、秀芬、張三等形象表明了新的文化精神力量賴以滋養、支持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深重;而劉建國、王育才、靈蟲王二、梆子老太、藍袍先生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現象，則說明農村社會文化變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而且在那史詩性的“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中，描繪了白、鹿兩大家在政治社會地位、經濟力量文化素養，尤其是如何做人問題上的繁復微妙較量，對一部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秘史作出了超凡脫俗、鞭辟入里的深層揭示和復雜多樣、震顫脊背的審美表現。在《白鹿原》中借助白嘉軒、鹿子霖、朱先生、白孝文、鹿兆鵬、白靈、鹿兆海、鹿三、黑娃、田小娥等形象的塑造，把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現代轉型期繁富的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生存方式和現狀，民間習俗和風情，諸如儒、道、釋、農、商、學、兵、官、民、匪、俠、主、仆、奴、親、仇、善、惡、正、邪等，無不予以極其冨有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現實主義描寫。早在20世紀20年代，周作人分明是從美國B•哈特、馬克•吐溫的鄉土文學創作和以魯迅為代表的鄉土文學作家群的成功經驗受到啟迪，或者受到法國白蘭士、白呂納和美國亨丁頓的文學藝術家與其人文自然地理關系理論影響，明確強調“風土的力在文藝上是極重大的”，“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成分”。［3］陳忠實以《信任》《第一刀》《鬼秧子樂》《轱轆子客》《添碗》《窩囊》《康家小院》《初夏》《梆子老太》《四妹子》《藍袍先生》《地窖》《最后一次收獲》《白鹿原》《日子》《臘月的故事》《李十三推磨》等為代表的小說文本，分明是具備周作人所說的“風土的力”和“強烈的地方趣味”的。正因如此，他不僅是秦地本土的、區域性和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人類性和現代性的。

陳忠實對文學與人民、文學與生活、文學與政治辯證關系的明確認知和體悟，使他始終保持與人民母親的血肉聯系。“踏過泥濘五十秋”，“注目南原覓白鹿”;“寄語情鐘白鹿人，體驗不真不謀篇”。陳忠實作為一名“農裔城籍”文學家，他來自民間，魂系沃土，熱愛祖國，忠于人民。“文壇百態毋需憂，我行我素靜如初。凄風苦雨蝕斯民，舊禮新潮劃親仇。”［4］478面對形形色色的非意識形態文藝思潮，面對世紀之交種種私人化、欲望化消極寫作頹風，陳忠實始終保持著與人民大眾的血肉聯系，始終自覺地為中華民族復興、人類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歷史服務。陳忠實曾經明確指出:文學的最基本的含義是人道的。做文學這個事的人，也須得以人道作為最基本的人格修養，成為富有“人本”意識、社會良知、圓滿人格的現代人民作家。陳忠實時時“飲水思源”，每每難以忘懷的是那正直要強、茹苦含辛、供子女念書的父親身影，是那位不知名的女教師真摯善良的晶瑩淚花，是那精心指導我寫作并“第一次投稿”的車老師，是那筆使其得以迅速復學并享受到高中畢業的每月8元錢的人民助學金，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雙重饑餓”期于秋田里煮苞谷棒子給我充饑的羅馬大叔，是在漫漫文學道路上曾給過他以種種關心、扶持、獎掖、鼓勵和影響的柳青、王汶石、蕭云儒、李星、蒙萬夫、白燁、呂震岳……。正是這種飲水思源、知恩必報的人性良心，使陳忠實在他小說世界中總是“舊禮新潮劃恩仇”，“破禁放足不作囚”;“慷慨陳詞圖布新”，“一掬熱淚酬斯民”。陳忠實在熱情洋溢地彰顯和高揚一切真、善、美的人與事，諸如不僅由衷地贊揚梁志華(《土地詩篇》)、馮馬駒(《初夏》)、尤志茂(《尤代表軼事》)、田學厚(《七爺》)、劉老大(《小河邊》)、鹿兆鵬(《白鹿原》)等真共產黨員的獻身精神和高貴品質，而且贊美南恒(《正氣篇》)、四妹子(《四妹子》)、田雅蘭(《田雅蘭》)、山楂(《送你一束山楂花》)、惠暢(《夭折》)等平凡的奮進者，還發掘和表現羅馬大叔(《羅馬大叔》)、來娃(《初夏》)、秀芬(《田園》)、小強和娟子(《丁字路口》)、幸福(《幸福》)等普通勞動者的金子般的心靈。同時又無情鞭撻和揚棄一切假、丑、惡的人與事，諸如既無情鞭撻狠毒的報復者王育才(《兩個朋友》)、仗勢欺人者劉治泰(《燈籠》)、損人利己者引娣(《幸福》)、盼人窮者黃桂英(《梆子老太》)、橫行鄉里者馬成龍(《拐子馬》)、劉耀明(《轱轆子客》)和南志賢(《正氣篇》)的陰暗狠毒的心地等;又抨擊和諷刺病相畸形者徐慎行(《藍袍先生》)、“成熟”的順從者姜莉(《毛茸茸的酸杏兒》)、精靈的狡黠者王二(《石獅子》)和王林(《橋》)等的平庸人格;而對困惑者吳玉山(《失重》)、康勤娃(《康家小院》)和悲劇者田小娥、白靈(《白鹿原》)、珍珠(《珍珠》)、田芳(《藍袍先生》)、莎娜(《關于莎娜》)的被損毀、扭曲的深切人道主義同情等。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借朱先生、白嘉軒之口提“鏊子說”，與其說是政治層面的對黑娃掀起的“風攬雪”農民運動和田福賢的反攻倒算行徑的超黨派揄擊，不如說是文化層面的對國民阿Q式狹隘報復主義的針砭和批判。如果我們把《白鹿原》《藍袍先生》《梆子老太》《地窖》《初夏》《日子》《臘月的故事》等排列起來，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圖”型的近百年現代轉型期中國社會生活之多彩畫卷。而誠如作家所自述:改革開放時代以來的25年間，“這些小說幾乎是亦步亦趨留下了生活演變的履痕，大致可以揣摸在沖決一層一層精神和心理藩籬的歷程中，中國人尤其是農民心理秩序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二十余年來我始終沒有從現實生活的層面移開眼睛。”［4］470我們正是從陳忠實小說文本所表現的偉大人道主義意緒、情操、價值人格和文學題材、母題、人物形象、情節、語言、詩情、畫意上，認同和激賞陳涌先生關于陳忠實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的精辟論斷的。“好詩從來和血出，孺子牛知孺子心。”魯迅、茅盾、趙樹理、柳青文學傳統的啟迪，使陳忠實深知并時刻悉心銘記著:人民群眾的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自覺地保持與祖國人民的血肉聯系，把自我的文學藝術之樹深深“植根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反映中國人民創造自己新生活的進程和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6］19分明就是作為著名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學家陳忠實的立身之本與成功之本。而這一種立身經驗和成功道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全球化”的雙重背景下，毋庸置疑，是極富于典型性、榜樣力和文化創造意義的。

陳忠實從為興趣與謀生而踏上漫漫文學摸門、文學自修之路開始，到堅信“真正的文學依然神圣”，自覺走向為實現生命價值和民族復興而獻身于人民文學事業，其半個世紀的文學道路，簡直就是一部夸父追日、精衛填海般勇毅執著文學事業的雄渾厚重的創業史詩、勵志奇書。青年陳忠實是一名矢志不移、夸父追日般執著追求文學的理想者。陳忠實從發蒙讀書、做文學家夢，到散文處女作《夜過流沙河》面世，進而發表優秀短篇小說《信任》，確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磨礪與選擇的人生過程。半個世紀以來，陳忠實把強烈的文學興趣與尋求人生岀路糾結在一起，把由衷的文學癡情與確立自我終生事業統一在一起，進而自覺地把有限的個體生命價值實現與無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繁富壯麗事業有機地聯系起來，走出了一條艱巨卓絕的文學自學而又自強之路，走出了一條創獲豐碩、譽滿寰宇的文學成功之路。陳忠實沐浴著改革開放大時代的陽光春風“亮相”新時期文壇，迄今為止已經給祖國與人民奉獻出2004年廣州版7卷本《陳忠實文集》及其之后《李十三推磨》等小說創作和文學理論，約計350萬字的人性化、高品流的“和血”詩章。其中《信任》1979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立身篇》1980年獲甘肅《飛天》文學獎，《尤代表軼事》1981年獲《延河》文學獎，《康家小院》獲上海《小說界》首屆(1981—1983年)優秀作品獎，《第一刀》獲《陜西日報》優秀征文獎，《初夏》獲1984年北京《當代》文學獎，《十八歲的哥哥》獲1985年河北《長城》文學獎，《渭北高原:關于一個人的記憶》(與田長山合作)1992年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四妹子》獲陜西省首屆“雙五”文學獎，《活在西安》2000年獲《人民日報》優秀作品獎，《白鹿原》1993年獲陜西省第二屆“雙五”文學最佳作品獎，1994年獲1980—1993年人民文學獎，1998年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目前陳忠實小說已經有日、朝、越、俄諸多文譯本和港臺地區多種繁體豎排版本，并被寫入多種文學史著作，進入高等院校文學專業教學和研究領域，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貫穿整個陳忠實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文本的一條主線，分明就是作家以“驚金石動鬼神”的至真至誠之情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熱切關注和詩性表現。由陳忠實早期于民間文化世界中形成的雖說簡樸單純卻底色、盡管不甚開闊卻與人類社會文明同步發展的個人社會文化圈和自我價值人格所決定，由陳忠實近30年始終與人民共和國主流文化圈、文藝界王汶石、李若冰、張光年、賀敬之、王愚、暢廣元、王仲生、蒙萬夫、蕭云儒、李星、白燁、閻綱、何西來等人保持良好的對話交流關系所決定，也由陳忠實始終自覺地為以農民為主體的民間社會著想、為人民立傳代言雕像，自覺地為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歷史服務的創作宗旨所決定，作家整個創作文本所想引發人們的情感體驗的性質和總指向，是積極進取、健康向上，“致人性于全”，即是清掃人們心靈反省狀態的壓抑、扭曲、異化人性的精神垃圾，煥發人們以民主、科學、獨立、自由為內核的當代人文精神，自覺維護人的平等、尊嚴和社會的正義、公平、文明。陳忠實在走向“完善的人道主義”［7］理想境界進程中，不斷地“定義自我”，不斷地提升和完成自我，實現自我崇高而博大的價值人格。作為一個獨立創作主體，陳忠實的個人社會文化圈在60年間不斷拓變、調整、重組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對科學社會主義文化思潮及其核心價值體系的“單純信仰”和堅貞情結。“人間正道是滄桑。”陳忠實早期農村生活、長期農村基層工作和業余文學創作“操練”，為其新時期創作奠定了思想、生活和藝術表現力的堅實基礎。而“文學依然神圣”的堅定信念，對柳青“六十年一個單元”和“文學是愚人的事業”名言的激賞和自覺，非凡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執著追術和以“自己的頭自己搖”為內核的現代人格魔力，對祖國對人民的由衷酷愛與忠誠，“為歷史服務”的高度自覺與熱忱，使陳忠實創作進入金色的寧靜豐收期，并登上風光無限的人民文學藝術的高峰。“稚少癡夢藝苑里，老大醉耕不計年”。陳忠實由一名少年文學愛好者、普通的城郊鄉鎮上的業余作家，鍛煉茁長為“茅盾文學獎”得主和中國作協副主席。其獨特的文學歷程不僅表現了創作主體正派、硬氣、堅韌、雄強、“決不言敗，決不認輸”的生存意志和不斷地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剝離”、自我定義、自我超越的現代意識、現代人格和做人的大氣象、大境界，而且表現了文學創作主體與時俱進、自覺“拿來”、探險歷練、綜合創新的非凡智慧和才情。他那種“文學永遠神圣”的堅確理念，激賞“文學是愚人的事業”的警策名言，“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座右銘，那種堅毅不屈、不甘人后、永不言敗、自強不息，在趨優中拼搏奮進、不斷精神“剝離”、不斷超越自我的現代人格精神，堪為一筆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人民文豪郭沫若認為:“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結晶。”而王陽明則是偉大的精神生活者，是儒家精神的真正傳人，是自強不息的奮斗主義者。［8］作為努力生活、自強不息的文學天才，陳忠實的創作道路，毫無疑義，就是一切有志青年不斷地定義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實現自我，不斷地崇優、擇優、趨優、創優，而成長、成才、成功的雄渾厚重的創業史詩、勵志奇書!

陳忠實自覺地不斷進行精神的與藝術的“剝離”，不斷地拓新自我社會文化圈，不斷擇優、趨優，定義自我和超越自我，是作家攀登文學藝術高峰的重要保證和唯一秘訣。暢廣元教授十分注重陳忠實文學和精神雙重“剝離”過程所呈現的文化精神及其品位。他反復地諄諄告誡文藝界同仁，對陳忠實的創作文本和他的精神“剝離”過程，應該認真地進行文學文化學批評研究，而不是人們已經熟悉了、習慣了的一般性的文學研究。［2］243因為這一“個案”是極其典型的，陳忠實獨異的文學世界和精神“剝離”過程，在走向21世紀的現代中國文學界不僅具有普泛意義，而且富于“先鋒”品格和引領、啟迪一代文學新軍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末的“剝離”是陳忠實文學生涯中具有特殊歷史性意義的重大事件。其時的陳忠實自覺而敏銳地感受到真正的人民生活的春天、祖國富強的春天、文藝繁榮的春天氣息，于劃時代的1976年10月文藝家們歡慶人民的偉大勝利時分，沒有急于以沙啞的歌喉淺薄、表相地頌揚光明，以頹敗的筆刀撻伐丑惡，而是默默“躲進小樓成一統”，潛心讀書，把自己也燒進化，借他山之石，竊異域之火，攻“玉”煮“肉”，完成個我痛苦而深刻的精神“剝離”，以求能適應新變、與時俱進，在為人民服務、為祖國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事業中，實現多年追求的自我理想和生存價值。在此次重大的精神“剝離”和心態大“爬坡”的過程中，陳忠實不僅要從思想認識層面上沖破和揚棄極“左”的文藝教條主義，而且從創作上要徹底地清理與拋卻極“左”的文學創作理念與套路，而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從1979年春天，陳忠實開始了他真正意義上的頗高產的創作時期。陳忠實是一位富有社會良知和責任心的作家。當他在已經成為陜西作家協會專職作家，出版了幾本作品集、獲得過全國獎、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影響之后，沒有絲毫松懈，沒有驕人沽名，而是認真回溯和檢索自己的創作，敏銳而強烈地感受到一名作家的職責和壓力，自覺地從思想和藝術的結合上為自己提出更新更高的目標。“你作為一個作家，在陜西和中國當代文學中達到了什么程度，占有怎樣的位置?”“如何形成屬于自己的、應該不為人淡忘的東西?”“你應該在中國的圖書館里擠進一本書呵!”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忠實再次進行了重大的精神“剝離”和心態大“爬坡”。陳忠實從生活體驗轉化到生命體驗、從典型性格理論轉向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理論，不斷接納和吞吐東西方文化藝術養料，揚棄與文藝新潮不相適應的理念與方法，如中篇小說《初夏》一稿采用的“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等等。陳忠實正是在精神“剝離”過程中，一方面實現知識結構和審美觀念的更新，在自覺“拿來”、創化、融入魔幻現實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現代東西方文學元素中促使現實主義深化和開放而達到空前的藝術高度與境界;另一方面則注重和沉思文學之于主體人格的聯系，致心力于涵養浩然正氣，培育現代杰出作家品格:(1)特定的改革大社會時代的審美要求和獨立的文學主體的審美理想相互作用下的美學規范系統;(2)建構了獨立的社會批判和文化解剖的文學品格;(3)強化了作為文化存在者自由重構“生活類型”和“自評體系”的創造性。［2］173正是這種以崇優、趨優、擇優、獲優為宗旨，以做矢志不移、無怨無悔、真誠地面對事業、大膽地否定自我“先天性不足的藝術空虛”、勇于捍衛自己明白了的東西和心靈的一方自由綠地凈土—“愚人”為強大驅動力量的精神“剝離”，使陳忠實創作出了堪為經典的長篇巨制《白鹿原》，跨入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杰出作家之列。陳忠實明確地指出:“文學創作是一種文化的表現，而且是文化最直接最顯露的表現方式。”“藝術就是自己對已經意識到的現實和歷史內容所選擇的最恰當的表現形式。”這些主張分明是作家對葛林伯雷“文化詩學”理論和貝爾“藝術乃有意味的形式”理念的一種深度透析和獨異闡釋。半個世紀以來，陳忠實那300多萬字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著述文本，不僅僅是作家獨立的主體生命體驗和藝術體驗的結晶，而且是近百年中國社會文化、思維方式進行急劇現代轉型、深巨變革的多彩畫卷和多棱鏡。陳忠實以開闊宏放的文化視野和悲憫美善的人文襟懷，反復認真地審視、透析和考量東西方古代現代諸多文化藝術思潮、名家大師們的創作經驗，不僅關注思考和探索人類社會文學藝術的一般規律，而且探尋和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特殊規律，決沒有崇洋媚外、食洋不化，或者眷戀古董、守成復古的心態意緒，決沒有把現代西方社會文化思潮中形成的某些主義的藝術理論或藝術規律，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真理和規律。在這一方面，陳忠實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陳忠實小說中不僅描寫和塑造出朱先生、白嘉軒、鹿三、馮景潘、馮二老漢等傳統文人和正經莊稼人形象，描寫和塑造出鹿子霖、黃掌柜、徐慎行、黃桂英、唐生法、王育才、劉建國等心術不正者和人格畸變者形象，而且發掘和贊揚鹿兆鵬、田老七、王玉生、侯志峰、羅坤、馮馬駒等真正共產黨人和白靈、幸福、山楂、珍珠、娟子、馮彩彩、四妹子、秀芬、羅馬大叔，甚至外形丑陋而矮小的來娃等普通勞動者的心靈美，從而使文學文本成為人們借以認識省情國情、創造和諧新美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文化”就是“人為的進化”，其本質精神是青春的、創造的、進化的。陳忠實文學文本作為“一種文化的表現”和“對存在的詩意的沉思”，［9］十分形象生動地表明:人類追求“現代性”有兩條迥然不同的途徑:其一是正派的、人道的、民主的、大眾的;其二是市儈的、獸性的、專制的、霸權的。陳忠實小說文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正在于堅持正派的、人道的、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和諧的現代性之路，而揚棄市儈的、獸性的、專制的、霸權的、愚昧的、無序的現代性之路。近些年時賢們熱評“現代性”問題，卻缺少具體的分析明辨，就不免有盲人摸象之嫌。正是在陳忠實小說描繪和表現近百年民族文化心理“全部隱秘”的深刻而獨特上，暢廣元教授稱贊陳忠實是具備“世界性因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最高意義的現實主義者”。［10］在長篇巨著《白鹿原》之后，一方面是好評如潮和榮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一方面是出任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陳忠實的個人社會文化圈進一步迅速地擴展、調整、升級和優化。過去的15年間，三秦文壇上的李若冰、王汶石、胡采、王愚等前輩文藝家們，“筆耕”組的劉建軍、蒙萬夫、暢廣元、王仲生、蕭云儒、李星等著名文學評論家們，分明是陳忠實文學創作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出名走向輝煌過程中的良師益友。而在新世紀之交，陳忠實則又添了諸多新朋友，費秉勛、白燁、何西來、李建軍、公炎冰、邢小利、卞壽堂等專家學者。在陳忠實獨異的個人社會文化圈不斷創造、拓新、重組、優化過程中，正是由于暢廣元、王仲生、蕭云儒、李星、白燁、李建軍等諸多位高層次、高品位師友們熱心而精誠的指點、獎掖與提攜，才使他取得了百尺竿頭、步步層樓的文學成就。陳忠實在長篇小說《白鹿原》出版以后，曾高瞻遠矚而熱情洋溢地指岀:“一個處于經濟騰飛和新的機制形成的充滿活力的民族，無論如何也缺失不了文學。……我堅信，一個沒有文學藝術的民族無論經濟怎樣發達，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優秀的民族;一個有雄心在經濟上獨立強大于世界的民族，也應該有最優秀的文學爭艷于世界文學的神圣殿堂。”“經濟獲得更大發展，國民素質獲得進一步提高的中華民族，必將要創造一個文學藝術的新世界，任何市儈的短視的眼光和淺薄的議論都會過去。”“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依然神圣。”

站在新世紀初期東西方文化藝術發展的制高點上的陳忠實，不斷吞吐東西方文化藝術的信息和養料，更新知識結構，不斷進行藝術探索和創新，自覺地“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從注重社會生活的體驗層面走向強調主體生命體驗層面，從追求“典型性格說”走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理論，從“革命的現實主義”走向開放、發展著的“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從《日子》到《李十三推磨》等近期創作，在小說理念、美學情趣和藝術實踐的結合上，表現了陳忠實新的文學創作高度與風貌。綜上所述，陳忠實作為由故鄉關中熱土走出潼關、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我國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發展史上的杰出作家，作為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陳涌所激賞的“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毫無疑義，他的創作道路具有深刻的文化創造意義:其一是早期農村生活和長期農村基層工作經驗，奠定了作家民間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場和文化價值觀念，打造了鮮明獨特的民族化、鄉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學底色;其二是對文學與人民、文學與生活、文學與政治辯證關系的明確認知和體悟，使作家始終保持著與人民母親的血肉聯系;其三是從為謀生而文學走向為實現生命價值和民族復興而文學，成為夸父追日、精衛填海般勇毅執著文學事業的勵志書;其四是不斷進行精神的與藝術的“剝離”，不斷地拓新自我社會文化圈，不斷擇優、趨優，定義自我和超越自我，攀登文學藝術高峰。這些成功經驗和優秀傳統，必然會促使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文學事業的成熟、繁榮與發展，并給廣大文學青年們以有益的人生和創作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