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文學批評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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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潛以其美學成就而聞名于世，他的《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等著作被廣泛學習和稱頌，其作品表現出從容、寬厚的文學修養，這與京派的審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與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潛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學批評也具有十分濃厚的京派文學特征，這與他本人的文化觀念息息相關。目前文學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時，多列舉小說家，京派也被視為小說流派，而提及朱光潛時，則主要指他曾擔任京派雜志《文學雜志》的編輯。朱光潛曾說過：“我回國時，正逢‘京派’和‘海派’對壘，京派大半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我由胡適約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當時京派與海派相對立，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和審美情感，京派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追求從容、寬厚、誠實的審美觀，而海派則以迎合讀者為目的，更注重敘事的角度和創作形式。究竟朱光潛與京派的淵源何在？縱觀相關的評論文章，研究朱光潛文學批評的專著和論文都非常少，更鮮有清楚闡述其文學批評與京派文化的關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潛美學研究的影響，思辨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審美層面，并未結合其個人經歷、價值觀和文學史來對其文學批評做深入的研究。《文學雜志》本身發行的次數并不多，而且發行之時已經是京派文學發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數，那么朱光潛為何被稱為京派批評家？在此，筆者認為：雖朱光潛的大多數著作均為美學著作，但幾乎所有對于美的解釋和分析都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賞析來實現的，由此向讀者傳達審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將朱光潛對文學作品中美與丑的描述視為對這部作品的文學批評和對這部作品價值的認可。筆者將從細處著手，分析朱光潛文學批評及其所主編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學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現多是與海派相對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時，更愿意立足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以溫和的方式來抵御時代的弊病和丑惡的社會現實。其作品一般都同社會政治斗爭保持一定距離，作家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傳統文化底蘊，文風淳樸，呈現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學思想。京派引進西方純正的美學思想，將其與現代文學創作實踐相聯系，使美學思想不僅有著理論的光鮮感還有了動態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純正美學強調文學對于政治的獨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對政治侵犯文學的京派作家，他們遠離政治漩渦，更能以靜觀的眼光諦視社會風云，吟詠人性世俗的常態變態、史態現態中，建構自己高雅的藝術神廟，取得某種文化批評的自由立場。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說還是一種意蘊深厚的文化小說，加強了對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將“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這樣嚴肅的“五四”國民性主題繼承下來，不斷對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發出呼喚，尋求回應。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也使其避開當年激烈的政治斗爭和文學功利目的，以間離現實斗爭為代價，為現代小說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抒情體和諷刺體。第三，宣揚淳樸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說注重“回憶”，將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現實進行對照，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從兒童、少女等角度對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極大的興趣和審美，以平和的方式贊揚淳厚、信用、真摯、善良、情義等人性美，使美由絢爛歸于平靜，歸于自然。這樣，京派小說經由穩重開放的學院文化，整合了傳統與現代、雅與俗等各種因素，成為獨具中國文化風貌的文學。他們擯棄鄉愿式的教訓，也摒棄營造夸張而緊促的場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繪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潛文學批評中蘊含著京派特征

京派的眾多文化觀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潛的文學批評中都得到了體現，具體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

1．自然人性觀京派的“歸隱文化”在面對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都市的沖擊和民不聊生、政局動蕩的社會局面時，感到焦慮與失望。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使京派作家沒有像左翼作家那樣投身于時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較少受到現代文明浸濡的田園鄉村，從湘西、鄂東原始幽靜的鄉村生活中尋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獲得心里平衡。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也促使他們把目光投向鄉村田園［3］。在朱光潛的《詩論》一書中，談及了許多詩的意境、形式和節奏，以及中國詩歌發展等詩歌本身的問題，對傳統詩詞的遣詞煉句、節奏聲韻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問題做出了具體的分析。唯獨最后用了整整一章來談陶淵明，講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風格。朱光潛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么醇，那么煉……”［4］吸引朱光潛的固然有陶淵明的詩文風格，然而陶淵明詩作中表現出的“真”和“自然”將人性美表現得淋漓盡致。“……（陶淵明）所以寧肯回到鄉間和這班比較天真的人們‘把酒話桑麻’。看‘務農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幾句詩，就可以想見他們中間的真情和樂趣”，“從各方面看，淵明是一個富于熱情的人，甘淡泊則有之，甘寂寞則未必，在歸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頗得到一些溫慰”［4］。在這些描述中，朱光潛對陶淵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賞的不僅是陶淵明本人，更是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潛以“審美距離說”來構建美學體系，以“靜穆”作為美之極致，在文學批評中體現為推崇“無為而有所為”的自然人性觀，集中表達其希望與現實保持距離，專注欣賞美、創造美的文學態度。在政治動蕩年代，朱光潛文學批評中所體現的對人性的關懷貼合了普通民眾對文學的期待，引導他們擺脫文學功利主義，不是一味地從文學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尋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這種將對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贊譽寓于文學批評中做法，體現了朱光潛文學批評中的京派特征。

2．古典審美情結京派小說家受現實的觸動和傳統文化的影響，與老莊主張的心靈恬淡虛靜和情景無為的處世態度和儒家的重義輕利、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為人宗旨不謀而合。一個成年人的人生道路、志趣愛好行為方式的形成，最早的甚至最重要的影響，常常發生在“童年—少年”時期。朱光潛出生書香門第，是朱熹的后裔，祖父為清朝貢生，父親熟讀經史百家，以開設私塾為生，在此背景下，朱光潛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朱曾說過，“我現在所記得的書大半還是兒時背誦過的，當時雖不甚了了，現在回憶起來，不斷地有新領悟，其中意味確是深長”［5］。朱光潛自幼熟讀或背誦了從先秦到清代的散文名篇，得到極大的收獲，國文成績出類拔萃。“我從十歲左右起到二十歲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陰都費在這種議論文（古文）上，這訓練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寫作的命運。我寫說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說得出，很難說的理我能用很淺的話說出來。這不能不歸功于幼年的訓練”［5］。朱光潛在《人文方面幾類應讀的書》一文中，明確指出：“我認為一個人第一件應該明確的是他本國的文化演進、社會變遷以及學術思想和文藝的成就。這并不一定是處于執古守舊的動機。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進出發的基點”［6］。他在文中提及許多中國傳統著作，如《論語》《孟子》《世說新語》等等，以及許多西方的古典著作，如《荷馬史詩》《圣經》等。他說：“史是人類活動進展的軌跡，它的功用在觀今鑒古，繼往開來。我贊成多讀中國古典和西方古典，都是根據這個觀點。”［6］包括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眼里也包含著古典的氣息，“陶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4］顯然朱光潛不僅熱愛并通讀了中國古典文學，并認為這些古典可以古為今用，改善當時的社會和生活，這也是京派古典審美情結所在。

3．中立包容、沉穩寬厚的文化姿態大多數京派作家都是從西方留學歸來，但在吸收西方理念的同時并沒有摒棄中國文化，也沒有因執著于傳統而完全忽略西方的先進觀念。他們用含蓄的方式表現出了對中西方文化的包容。朱光潛的中立包容一方面體現在他的學貫中西上，西方學術文化促成了他思想的轉變和人生道路的確立。他對新文學的接受，始于香港大學的學習，當時朱光潛最鐘情的就是英國文學，諸如莎士比亞、彌爾頓、培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尤以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為最。作品伸張個性的精神和憂郁感傷的情調與朱光潛產生共鳴，其中洋溢著的古典趣味和樸素風格使他看到了陶淵明的身影。可見，朱光潛的包容在于尋找中西文學的相似相通之處，尤其是那些與中國傳統審美情趣不謀而合的西方美學思想最令他著迷。朱光潛在《理想的文藝刊物》一文中說道：“由同趨異，由單一趨雜多，是一種文化剛生發的現象；由異趨同，由雜多趨單一，是那種文化已成熟的現象。人類心靈常需要綜合，把繁復的事態加以簡單化，所以每種文化思想在生發初期所有的分歧和矛盾到后來才逐漸融化在一個兼容并包的新系統里面。”［6］另一方面，朱光潛還將中西文學進行對比，為中國文學開辟領土。他認為中國文學演化的反常表現為：抒情詩最早出現，敘事詩不發達中國文學情感豐富而想象貧弱，很少能跳出“我”的范圍，用純客觀的方法去描寫事物；愛自然，而缺少神秘。但是中國的抒情詩西方不能比，自然流露、簡單淳厚，極意刻畫，精細深刻均為西方詩人所不及。由此他指出，中國文學最應學習西方文學的方面是批評研究。中國批評籠統龐雜，不成系統，材料收集方式也落后，對著述體例影響很大［7］。

三、朱光潛主編刊物中體現出京派特征

朱光潛曾經籌備、編輯或主編過眾多雜志，如《文學雜志》《現代文錄》《民國日報文藝》等10多種刊物。其中20世紀30、40年代的《文學雜志》被認為是后期京派的文藝陣地，朱光潛任主編。該雜志以“在自由發展中培養純正文藝風氣”為目標。朱光潛在《發刊詞》中寫道：對于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就是“自由生發，自由討論”，并指出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對于現代中國新文藝運動，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端和需要，盡一部分糾正和向導的責任，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忱［8］。該雜志的作者多為京派的學者型文人，有極高的文學水準和學術品位，他們理論與創作并重，注重以對外國文藝思想與文學作品的譯介，來建立文學的“烏托邦”，以自由的精神和獨立的人格，表達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文藝觀念，呈現出濃郁的純文學氣息。京派的文學目的之一便是試圖以從容和諧、具有中古遺風的理想社會生活來改造現代生活，實現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該雜志發揚京派文學觀念，指出為文藝而文藝的主張是一種不健全的文藝觀，拿文藝做工具去宣傳的文以載道說是條窄路，提倡多探險，多嘗試，讓不同的學派思想在騷動發展甚至沖突斗爭中自由發展，用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態度在讀者權重中培養純正文藝的風氣。以京派作家為中堅力量，如周作人、俞平伯、沈從文、李建吾等，試圖以從容和諧、具有中古遺風的理想社會生活來改造現代生活，實現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也正是京派文學的主張之一，從這個角度，《文學雜志》有少量的其他流派作家作點綴，這也正表現了京派所倡導的寬容并包的態度。可以說，朱光潛在擔任《文學雜志》主編期間，團結了不少京派作家，以他一貫堅持的文學思想為宗旨來創刊和編輯，它所表現出來的對文學的態度直接影響了當時的眾多作家，也成為廣大學者分析和了解京派文學的重要途徑。他所表達的對文學的看法和主張被大量引用，被視為京派文學的重要文學觀。

四、結語

不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朱光潛作為京派文學的代表人物是當仁不讓的。而文學批評又是他立足于此派別的重要原因。盡管他的美學著作遠比他的文學批評聞名，但可以毫不過分地說，朱光潛首先是位文學批評家，然后是美學家。沒有他對文學的理解和批評，他就不會對美、對文藝有如此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