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對傳統文學批評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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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篇是關于文學批評鑒賞的專論，在《文心雕龍》全書中是頗為重要的一篇，它旨在探討進行批評時應有的態度和方法。開篇著重論述了“知音難求”的現象及原因。根據這些原因提出了文情可鑒的可行性途徑，并從“情動辭發”、“披文入情”兩方面展開論述，最終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一個包括創作者、作品和鑒賞者之間的互動交流系統。

一、“知音其難”的原因

“知音其難哉!”《知音》篇一開始，就指出文學上的知音很難遇到。“知音”的典故，出自《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1］61伯牙是古代著名的樂師，琴技非常高超。他用琴聲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抒發內心的感情，只有他的好友鐘子期能從琴聲中得知，兩人引為知音。后來，“鐘子期死，伯牙終生不復鼓琴”［2］717，認為知音逝去，世間再沒有人能欣賞他的琴聲了。此后，“知音”就被人們用來形容讀者品評作品時與作者通過潛在交流(閱讀)所達到的心靈契合程度。劉勰通過研究大量文學批評現象，結合自己的切身創作和批評鑒賞體驗，自然感受很深，故直接以“知音”名篇，意欲探究知音之法，解救知音之蔽。所以開篇即發出一陣強烈的感嘆:“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2］713慨嘆知音的稀少，不容易碰到公正合理的批評鑒賞者。在《知音》篇開篇，劉勰指出“知音其難”的原因有二:一是“音實難知”，是就作品而言的，意謂作品本身不易為鑒賞者了解和欣賞;一是“知實難逢”，是就鑒賞者而言的，意謂批評者在品評作品時會出現障礙，使作品得不到合理的評價。劉勰首先針對“知實難逢”這一文學現象展開論述。他從歷史的角度，結合具體事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知實難逢”的根源所在，指出“知實難逢”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貴古賤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偽迷真”。其實在劉勰之前，已有王充、曹丕、葛洪等人批評過各自時代下貴古賤今的不良社會風氣。如王充《論衡•案書篇》指出:“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于今人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3］529曹丕《典論•論文》批評“貴古賤今，向聲背實”［4］13的不良現象，又指出了人們“暗于自見，謂己為賢”［4］13等崇己抑人的毛病。葛洪在《抱樸子•辭義篇》中說的更為透徹:“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于殊途。”［4］299劉勰《知音》篇正是在這些方面整合了前賢的批評意見，并把它們歸納成為三點，立論也就顯得更加嚴密和完備。接著劉勰論述了“音實難知”的現象及成因，大體表現在鑒賞者和作品這一主客體方面的原因。客體(作品)方面的原因是“……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2］714，說明品鑒和欣賞作品很難。主體(鑒賞者)方面的原因是: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2］714劉勰指出，由于鑒賞者與創作者在性格、興趣方面的不同，會忽略文學作品風格的多樣性，使得在文學欣賞上各有偏好，這也是造成不公允批判的重要原因。這種“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的偏見實際上還是跟當時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的社會風氣相關聯。由上文可知，劉勰的這個見解也是本于葛洪的《抱樸子•辭義篇》。

二、文情可鑒的可行性———“博觀”、“六觀”、“沿波討源”

不過，劉勰不是簡單的指出知音難遇的種種原因所在，他的論述也沒有僅僅停留在“知音其難”、“文情難鑒”這些現象層面上，而是建設性的提出了一個相反的理論命題，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鑒。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的論述了人們能夠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評的可行性。對此，劉勰提出了具體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2］714－715此處，劉勰對鑒賞者在品鑒作品時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實現這種要求，他提到兩個方面:一是批評鑒賞者的修養，一是批評鑒賞者的態度。具體來說，就鑒賞者而言，首先應針對“圓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養，“務先博觀”。所謂“圓照”，是指與偏好相反，能進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評。要做到“圓照”，必先“博觀”。所謂“博觀”，則含有多積累、多觀察、多體驗的意義。鑒賞者還應擺正自身的態度，通過閱讀考察大量文學作品及其情狀，加以仔細的比較研究，摒除個人的愛憎好惡，評價作品不存私心，鑒賞態度上不帶偏見，從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鑒賞者的修養和態度，是做好文學批評鑒賞工作的根本條件。但要解決“文情難鑒”的現實困難，最終實現“文情可鑒”，還必須有較為具體的途徑可循。接著劉勰指出鑒賞者還應從六個方面對作品進行考察來判斷其優劣。其文曰: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2］715一觀位體，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體制問題，見于《體性》篇;二觀置辭，注重考察作品如何運用辭采的問題，見于《麗辭》、《比興》、《夸飾》等篇;三觀通變，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問題，即考察此部作品與前代作品有何承繼關系，又有什么獨創之處，見于《通變》篇;四觀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與正兩種表現手法上的表現，即如何“執正以馭奇”［2］531的問題，見于《定勢》篇;五觀事義，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2］614的問題，見于《事類》篇;六觀宮商，注重考察作品的聲律問題，見于《聲律》篇。“這六個方面中，位體、置辭、宮商都是屬于形式方面的，通變、奇正、事義三者和內容有關，但又與表現手法有密切的聯系。”［5］143－144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篇中提出判斷好的詩文作品有“六義”即六條標準，首列“情深而不詭”［6］23;在《附會》篇中論述作文的四要點，首列“以情志為神明”［2］650。他在《知音》篇中論述評論作品的“六觀”，主要著眼于形式與藝術表現，卻沒有直接提及“文”與“情”的關系，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劉勰輕視作品的思想內容。其實，《知音》篇所謂“將閱文情，先標六觀”，就是說若要了解文情，先得從“六觀”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觀”。《知音》篇又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2］715他要求批評鑒賞者“披文以入情”。位體、置辭等六個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藝術表現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鑒賞者就必須通過“博觀”，“六觀”，循著作品的文辭去探討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討源”，是“雖幽必顯”的。所以說，劉勰在這方面并沒有輕視作品思想內容的傾向。

三、創作者與鑒賞者的潛在交流過程———“情動辭發”、“披文入情”

劉勰強調文學鑒賞過程的實現要以情感投入為前提，這是非常獨到的見解。誠然，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鑒賞，都是飽含情感的精神活動，而正是在這一契合點上，鑒賞者通過閱讀與創作者也才有了潛在交流的可能。歷史上眾多的文學鑒賞實踐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世說新語•豪爽》言:“王處仲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邊盡缺。”［7］598引文所載，晉朝大將軍王敦與曹操一樣，有著老當益壯的雄心壯志，故常常吟詠曹詩來宣泄一己之情懷。南宋文天祥讀杜甫詩時，亦有同樣的切身體驗。其《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8］397至于劉勰將“知音”作為文學鑒賞活動的目的，強調鑒賞者與創作者之間的情感交流與溝通，更是精到之見，對后世影響很大。如清代浦起龍《讀杜心解序》云:“吾讀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詮釋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攝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悶悶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來，邂逅于無何有之鄉，而吾之解出焉。”［9］5意謂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單從別人的詮釋中領悟杜詩。揭示了鑒賞者與創作者之間的情感交流與溝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學創作過程和文學欣賞過程又是相區別的。就創作者而言，應先“情動”，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辭發”，并把它體現在一定的文辭形式中;就鑒賞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觸的應是作品的文辭形式，然后“入情”，通過它來領會體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謂“沿波討源”。二者的過程雖然相反，但文辭形式這個要素對于創作者和鑒賞者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須憑借優美的文辭形式來表現思想感情，從而實現打動和教育讀者的目的;鑒賞者只有仔細考察文辭形式，才能較準確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終對作品的優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斷。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談文學的創作問題，劉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論及，提出了“三準”之說:“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馀于終，則撮辭以舉要。”［2］542所謂“三準”，是指寫作過程中的前面三個步驟，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當的文辭形式來表現它。與“三準”說不同，劉勰《知音》篇的“六觀”，是從批評者的角度來談文學鑒賞問題的。鑒賞者接觸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辭形式，因此必須通過文辭形式來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觀”之外，劉勰還指出了關于鑒賞者的鑒賞能力問題。他說:“事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棄?”［2］715劉勰認為，能否真正做到覘其文而見其心，關鍵不在于作品的深奧難鑒，而在于鑒賞者“識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說:“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這樣，劉勰便把鑒賞者主觀方面的能力問題作為鑒賞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來。正因為在文學作品和鑒賞者之間，鑒賞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2］715的問題。所謂“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是說由于鑒賞者“識照”能力不夠，導致文學作品鑒賞中典雅深奧的作品遭棄，而平庸淺薄的作品卻得以兜售的不良現象。在劉勰看來，這是由于鑒賞者修養、識見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鑒賞者自身鑒賞能力的培養。因為只有提高鑒賞能力，才能正確地進行鑒賞并且獲得藝術美感的享受，也只有這樣，文學作品才能充分顯現出它的藝術魅力。至此，劉勰的《知音》篇為我們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一個包括創作者、作品和鑒賞者之間的互動交流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作者“情動辭發”是該系統的重要前提，鑒賞者“披文入情”是關鍵途徑，“覘文輒見其心”則是鑒賞活動的最終目的。

四、結語

把《知音》篇與其它篇章結合起來觀照，可以看出，劉勰的文學批評論是和他的創作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在創作上要求博見以饋貧，在批評上要求博觀以圓照，都特別的強調了要廣泛閱讀，豐富見識。他在創作方面提出“三準”，在批評方面提出“六觀”，也都是在重視思想內容的前提下，來論述作品的藝術表現形式這一重要環節的。所以可以說，“劉勰的《知音》篇實際上是以融批評與鑒賞于一爐為顯著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作為特定的論述對象”［10］36，其理論性質可以表述為“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論”［10］36。